章开沅，男，1926年生，浙江吴兴人。自1951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1984年至1990年曾任该校校长。1983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至1990年止。1990年至1993年，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1993年9月至1994年1月，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1995年1月至7月，任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迄今为止，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丰，主要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主编，共3卷）、《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前编、续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张謇与近代社会》（与田彤合蓍）、《实斋笔记》，主编了《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还主持编写《湖北通史》、《清通鉴》等大型史蓍项目。此外，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
一、不断拓展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初入史坛时，章开沅先生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之所以后来转到辛亥革命史是受到一个事件的触动。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说明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章开沅先生。一个外国学者能够不畏艰辛千里迢迢来武汉研究辛亥革命，武汉本地的学者为何不能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有所贡献呢？此后，章开沅先生将其主要精力放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并以此为突破，迈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阔天地。当然，章开沅先生后来研究辛亥革命史并不限于武汉，而是放眼全国和世界。1961年，他积极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通过这次会议，章开沅更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领地，只要辛勤耕耘，即不愁没有收获。“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李秀成”事件，他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70年代后期，他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就辛亥革命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76年，章开沅先生受人民出版社之约，邀集四川、河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有关单位的学者组成了辛亥革命史写作组，由他与林增平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在两位先生的精心擘画下，写作组历时四年，数易其稿，三卷本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终于在1981年前后面世。这部《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已从小册子时代步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国外学者则称誉这是一部“最引人注目”、“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组织集体研读讨论该书。章开沅先生还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讲学，着重介绍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就与新趋向。自此，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重视。
在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完成之后，章开沅先生继续在这一领域前行，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在主题与方法上的拓展。这一系列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分别是《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一部辛亥人物研究专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日本东方书店1989年出日文版）。他还与林增平先生再度联袂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以辛亥革命为内容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辛亥革命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与罗福惠教授主编了《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进行自身研究的同时，章开沅先生还主持了相关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的写作、编纂，以期及时总结研究得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1980年，章开沅先生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身份主持选编了1949-1979年的《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优秀成果进行汇总。1990年，他又主持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选编1980-1989年辛亥革命史论文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还与刘望龄教授等编著了《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及苏州市档案馆的部分人员合作选编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86年，章开沅先生根据唐文权先生的倡议，支持编辑出版《辛亥人物集丛书》，并担任主编。在他的指导下，编辑组做了大量艰苦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已出版各类人物的文集8种共600多万字，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文献。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日子里与广大读者见面，这部辞典120万字，收录12大类词目3200余条，并附录大事记及研究索引，被学术界誉为“内容广博、思想明晰，堪称章开沅先生国第一部辛亥革命研究的百科全书”。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章先生对辛亥革命及辛亥人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虽然已渐入高龄，但章先生仍然抱着史学家求真创新的信念，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在张謇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道路上，以“状元办厂”闻名于世的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自19世纪的最后一年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始，张謇在江苏通海地区办实业、办教育的大作为即受到世人广泛关注，学术界研究其人其事的兴趣也经久不减，成果丰硕。这位晚清状元立功立言的丰功伟绩也深深吸引着章先生。章先生从1961年就开始，就一直痴迷于张謇研究。张謇研究可以说是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一极。对于这种痴迷，他自诩为张謇情结，其实这更是一个历史学家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所感动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在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一书，这本书在学术界有极大反响，被誉为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但章先生并未满足，他一直为“张謇传稿”的“稿”字耿耿于怀，志于为张謇立一正式传记。积十余年的探索与思考，在2001年，章开沅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章开沅先生与田彤合著的《张謇与近代社会》一书在辛亥革命9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海内外学者见面，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辛亥革命史经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到现在已是硕果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到头了，难以再深入下去了。这种看法有些片面，当然，研究的难度和起点是增高了。200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章开沅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极为深远，课题极为众多，对于研究者具有永恒的魅力，21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将再创辉煌。章开沅先生提出，在新世纪，要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纵深，需要从四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进一步延展时空。章开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辛亥革命研究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也正因有此自觉。在新时期，也应该有“会通”的思想，避免片面关注单个事件或者人物，避免局限于既有的解释，而要上下求索，左右寻源，探求历史发展中的不同事件不同时期间的复杂联系。二是注意研究视角的转换，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是说登山之乐，也是说治学的眼光。如此看来的历史才是动态的，丰富的，真实的。三是要深入社会生活，这一点目前已有学者注意，但还不够。章开沅先生强调，不能单关注海面的泡沫，而要更多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让历史在演绎天下大势的时候，也能够予过去的普通人一个舞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四是要继续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不可须臾或离。如能够做到这几点，辛亥学脉，方可世代绵延。
二、群体研究方法下的近代社会
在历史研究中，章开沅先生一直强调方法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技巧，而是包括史感、史才、史识在内的综合体。方法的自觉是与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视野的延伸紧密相联的。不论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在紧密相关的资产阶级研究中，章开沅先生的研究都能打破原有桎梏，发人未发，导人深思。在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阶级分析法下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沉闷和封闭，他不断倡导要打破视阶级为整体的群体研究法，对社会、阶级或者阶层进行细分，避免史学研究的空化和泛化。这一看法在现在运用已极为普遍，但在当时提出这一见解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有宏观大气的史识。章开沅先生认为，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都是历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主体一方面是以群体形式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也会以鲜明的个体形象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会使历史的宏观和微观层面更明晰的凸现出来。在早期资产阶级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是阶级分析法，往往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最多对其内部分为上、中、下三层，这种方法仍失之粗糙。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章开沅先生强调了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集团研究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单个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集团研究可以使历史的多样性得以充分展示，可以使历史研究突破简单的阶级定性，使对统一性的提示更为确切和深刻，还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章开沅先生强调了专题研究和省区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要进一步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群体研究或者区域研究，提法不同，但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都是要根据历史真实，以多维视角看世界。“一管窥豹”当然显示了观察者的高明，但要窥全豹还是很难的，不容易做到。
在章开沅先生的引导下，集团和群体的研究方法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响应，曾经在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在国内是较早的，成就也比较突出。目前，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又上下求索，向下深入到商会更基础的组织－同业公会的研究，向上扩展到对20世纪民间社团的研究，近代商人团体的立体面貌不断丰富。此外，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于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游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于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事实上，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已不仅限于商会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扩大到不同阶层，官、绅、商、学，各自以自己的面目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它们又互动互联，形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群体研究法使人们对于整个社会有着更生动的认识，如关于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近代绅商的研究对于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有着重要作用，由此探讨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公众领域问题，将历史问题与理论思考相结合，使历史的归纳与演绎更具有理论的自觉，也使理论的阐明在历史评判的基础上更为精确。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章开沅先生也以群体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督抚群体，二是思想先驱群体，三是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经营管理群体。2000年，章开沅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不过，这并不表明群体研究的终结，历史研究方法始终都要求突破与创新。近年来，“新社会史”的观点兴起，虽然在什么是“新社会史”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在注重整体历史的同时，又关注普通人集团的历史，“以自下而上”眼光观察历史进程等方面仍是共同的，大可留同存异，推陈出新，使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三、让教会大学史研究回到中国
自19世纪末，西方教会先后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大学，其中基督教创设的有13所，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3所。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较早，约在20世纪在50年代就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将教会大学单纯看成是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或者称文化租界、反动堡垒，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国内学者对教会大学史研究鲜有涉足。这就导致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奇怪学术现象，存在于中国的教会大学的研究者几乎全部来自于当初传教士的故乡—西方。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耻辱，更严重制约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
章开沅先生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不断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1989年6月，章开沅先生领导的历史研究所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合作，召开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之后国内的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步深入，并有了一定的声势。到现在，已经召开1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教会大学译丛》、《教会大学史研究》等论著，海内外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可观。为切实推动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中国和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世界，章开沅先生于1994年初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大力支持支持，并与后者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颇受中外学者佳评。在章先生的主持下，该中心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展多专题的深入研究，已在海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数部。规模宏大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型丛书已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在研究队伍上，已改变了初期“喧宾夺主”的面貌，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港台及国外学者广泛合作的研究格局。在以章开沅先生为首的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中心地终于被夺回中国，驻扎武汉。章开沅先生在推动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亦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
要将教会大学史研究推向深入，首先要改变对于教会大学的偏见，客观科学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在有关著作中，章开沅先生认为，教会高等教育是西方在华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为早期教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提供配套的高等教育。这些大学有的是一个教派单独设立，有的由几个教派联合设立。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会得到迅速发展，学生人数扩张很快，增加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并且日益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自己的贡献。基于这一基本事实，章开沅先生认为，对教会大学的评价要坚持“两个区别说”。过去，国内之所以难以开展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其症结在于以政治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理性分析。在近代史研究中，在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研究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个时代因素。为此，应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和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其次，还应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变化。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日渐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在抗日战争以后，很少有人把教会大学看成是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排除历史成见，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推进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
章开沅先生还提出，应该加强从文化方面来加强教会大学和宗教研究，不能单纯将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或者教会看作是纯西方的，外来的。章先生认为，因此，我认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各自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强近代教会大学、本土宗教和基督教的研究，这不仅可以探明近代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有利于更完整、全面地吸收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21世纪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应该具有更好的条件。现在，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学者能够根据科学的研究，自由发表意见。章开沅先生认为，对教会大学的研究还是应该持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既要避免历史成见，也不能矫枉过正，不顾事实拔高研究对象的历史地位，这都不符合历史的求真原则。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一个交叉性的领域，有学科的交叉，也有时空的交叉，因此要加强中外合作与交流。通过合作进一步发掘史料，通过交流促进研究的提升。
四、历史学家的爱国情怀：南京大屠杀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抗日战争史研究一直就是学术热点。近年，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升级，关于抗日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更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学者认识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只有深入发掘史料，找到日本侵华的罪证，才能揭示历史真相，侵略者的罪行才能得到清算。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以对《贝德士文献》的系统发掘、整理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贝德士是章开沅先生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20年代开始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一直到1950年。他曾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他去世后，留下了共130盒，1000余卷档案文献，全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统称为贝德士文献。其中不仅有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文献资料，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直击资料。1988、1991年，章开沅先生先后两次前往查阅。章开沅先生曾谈起整理贝德士文献的原因，除了学术原因外，也与当时的时势密切相关。1994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每年都在历史教科书方面大做文章，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章开沅先生投入到贝德士文献的艰苦研究，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
1999年，章开沅先生又出版了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先生说，他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求名求利，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历史的真实不容随意篡改，这条基本原则不能丢弃。由于贝德士文献实录南京大屠杀过程的公正、客观、翔实而令人信服，章开沅先生在引用这些资料时尽量照录，不作删节或少作删节，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直接接触当时、当地、当事的第一手材料，便于读者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是该书与章开沅先生以往注重学理论辩的论著的不同之处。正如他在书中引用贝德士的话所言：“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这两本书在国际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对章开沅先生作了专访，《抗日战争研究》等学术期刊还发表书评对他的历史正义感和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港、台等地新闻媒体和不少海外媒体也都纷纷报道了他的重大研究成果。章开沅先生在众多高校所作的激昂的学术报告更激荡起无数学子的爱国魂和报国心，他们以一次次热烈的掌声表达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近年来，章开沅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令他高兴的是，投入到这项研究中的学者增多了，成果也更有份量，更注重挖掘国外的史料。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而且是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要还原抗日战争史的原貌，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不能光靠国际舆论，靠别人的同情和支持，最根本的是要靠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研究，通过科学实证的研究，让事实说话，让侵略者自己的行为去反击右翼势力的谎言。
五、新时代的史学精神
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章开沅先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章开沅先生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中。在该书中，他对史学研究的方法、史家的精神素养等问题有着精辟的见解。其中，关于史魂、史学参与、史学创新的观点对于推动新时期的史学进步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章开沅先生认为，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章学诚曾言，“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这种状况在今日之史学界并不少见。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重提史魂，重建史德，正当其时。章开沅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公器。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章开沅先生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
在重科技轻人文的今天，提倡史学参与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章开沅先生提出，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它，因此与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并没有矛盾。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面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不能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历史的“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是从学理上讲的，或许有的学者会认为太抽象。具体来讲，史学参与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实现，一是要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在研究主题的研究方面，可以选择与现时代紧密相关的课题，在尊重事实、注重历史差异性的同时，发挥以史为鉴的传统。在教学研究中，以历史教学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这也是一种参与。二是要以学者的识见，撰写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精品，恪守学术规范，不搞粗制滥造，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来。这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要谈史学参与就是难上加难了。
史学创新并无定法，但也并非无章可循，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能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空谈创新。因此，创新不是想象的，而是实践的。章开沅先生自己的治学领域有多个，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由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分析问题的角度有了变化，由革命史研究，到群体研究，到现代化研究，内在路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主体特征。商会研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研究大树上的一个果实，在一些年轻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这颗果实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资产阶级研究有所推进，也由此可以透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已非当初整理商会档案时所能料想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概独立性强一些，但由此发掘的贝德士文献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学术创新是实践的，是通过学术史的继承和开拓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实证的态度，史料的发掘，理论的自觉才能够综合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作品。年青的史学研究者最好还是学有专攻，由此深入挖掘，不能声东击西，朝秦暮楚。也不能急攻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的上升，或者盲目硬搬西方理论，导致食洋不化。史学创新是实践的，是继承的，是突破的，是艰苦的，也是由专而博的，是厚积薄发的，是由浅入深的，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先生的富于生机的史学思想，最恰当的莫过于先生日常所言：:“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而这也是先生自身学术生涯的写照。也正是这句话，不断激励着青年学者扬帆远航，直济沧海。
（转载自中国近代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