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也是一个过于巨大、一时难以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怎样切入这个社会的深层，窥探其转型的奥秘呢？章开沅教授等人在这一领域耕耘数十年，从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着眼，紧扣社会群体的演变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论述，以图具体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先后出版了相关著作数部，发表论文几十篇。《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1]（以下简称《官绅商学》）更是他们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一个总结。

一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历史考察应采取何种取向与视角，是史学界长期探讨的课题。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体系的研究主要套用了一些传统概念，过分强调对历史上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的研究。这种研究固然相当重要，但如果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忽视了对个体、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详细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历史，认识历史。本书突破了“人物史”、“事件史”研究的藩篱，摆脱了西方研究理论的束缚，选取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着重分析它们在近代的交错流变以及它们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窥视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变迁，可以说是独辟蹊径。 

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裂变重构，还是从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组合来看，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转型自有其内在的历史特征。可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特别复杂，而一些历史人物经济、政治、思想状况的变化幅度又较大，有时很难简单地给以阶级或阶层的确定性，不如借用一个涵盖面较宽而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或许可以有助于更为客观、细致、确切地陈述实际情况”。[2]p3这里的“概念”就是指社会集团，即社会群体。由此可见，从社会群体对历史进行解释是社会结构多层次的需求，对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群体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多角度的考察，目的也正在于使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更加符合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另外，社会群体的研究还可以作个案研究和类型研究的中间层次，使得个性化的个体在群体的研究中表现得更为丰满和清晰，同时通过历史多样性的充分展示，使历史整体性统一性的揭示更为确切和深刻。从社会群体的交错流变及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相互作用去剖析中国社会，不仅使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化，同时也从社会结构上深化了整个近代社会的研究。这是一个十分重大且重要的课题，所包含的学术价值也不言而喻。然而最早注意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20世纪50年代初，何炳棣、张仲礼的绅士研究即已发其端绪，60年代小岛淑男、白吉尔、费正清、芮玛丽等人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商绅阶层，70年代日本学者曾田三郎、仓桥正直等人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清末商会的特点及历史作用。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先生为了寻找中国近代化途程坎坷的原因，对军阀时期的政权结构作了详细的剖析，其研究对象已涉及到官绅军三个主要社会群体。但他们的研究还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特征及其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形之下，国内学者对社会群体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长期比较冷落。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后来居上之势，而且对问题的理解和体认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刻和贴切。当然，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不难发现过去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大多囿于对官（僚）、绅（士）、商（人）和学（知识分子）的个别研究，鲜有将这四个社会群体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进行纵横交错的比较，通盘考察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注：如张仲礼、贺跃夫对晚清士绅的研究，《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晓明、李良玉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百年忧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喜所、王奇生对留学生群体的研究，《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力行对近代商人的研究，《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可见，将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四个社会群体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分析，《官绅商学》实肇其端。当然，“从近代中国历史来看，官绅商学并无截然的分界，或官绅、或士绅、或绅商、或官商、或儒商，常多复合形态，乃至兼官、绅、商、学于一人（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等）”[1]p8，纯而又纯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各社会群体之间没有明确的楚河汉界。基于这种思考，《官绅商学》没有着意刻画少数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而是精心勾画若干与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群体，如地方督抚、知识精英、经营管理者集团等等，尤其是着眼于转型时期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一步考察官、绅、商、学的结合方式及程度。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集团并不是抽象的类型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行动的特殊社会实体。作者通过对它们各自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给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陈述与论析，向读者展现了一副斑斓多彩、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绚丽画卷。 

二 

研究视角的转换体现了作者对史学研究的创新，开阔的视野则表明作者力求公正、客观地再现历史。该书对官绅商学四个群体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包括它们的自身发展及其价值观念、社会心态、政治理念、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等。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或局限于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简单复原，更为关心的是处于转型时期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呈现出的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和影响。故能够发人所未见，在研究中频出新意。 

随着社会转型的展开，地方督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引人瞩目，也愈来愈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督抚与清政府改革之关系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探析督抚与戊戌新政的关系时，史学界一般认为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大多属于帝党而反对新政，作者认为“从当时事实看并不尽燃”，各地督抚并不一定都反对新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积极响应，而是拖延、观望”。县作为基层政权在形式上几千年间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其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反映这个时期中国基层政治近代变迁的一个绝佳范例。然而学术界对此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语焉不详。该书从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的实际出发，对该时期县长的铨选、资格、出身、薪俸、任期与角色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后，指出在国家政权不断向社会基层深入、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县不再是传统皇权与绅权的交接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基层政治的运作也由“无为”趋向“有为”。在这“无为”与“有为”、消极与积极的转换过程中，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民关系，亦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均随之发生了流徙迁变，尽管这种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国传统胥吏政治形态的延续和发展，而非现代政治的过渡和转型。宗教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学术界对宗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诸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宗教、近代反洋教运动、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但该书却另辟蹊径，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宗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主体——官绅商学的影响，认为近代一些官绅商学人因所受的宗教教育和各自的宗教信仰而改变了自身的社会角色，有些则改善了人生和社会价值观念，增强了服务社会的意识，使近代官绅商学的社会角色更加多样化。毫无疑问，这种分析使社会群体的历史形象更加丰满，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历史面相也更加清晰。 

近代以降，“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社会等级结构初步被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首先，官绅商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更加模糊，甚至出现了官绅商融为一体的现象和三位一体的人物。其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起，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学（学者、学生、教师）开始从传统绅士阶层中逐渐剥离出来，形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要把握立体化的近代中国社会，就必须首先重建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然后将这些层面进行有机的沟通，用历史的与逻辑的联系，勾勒出大致合乎客观实际的立体的近代社会画卷。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对晚清时期官对商的控制到官商合作、联合最终破裂的曲折历程，绅与商的早期对流、由商而绅的渗透、绅商阶层的形成，传统乡绅的扭曲膨胀和消亡、新乡坤的兴起与衰落，传统士绅在近代的演变、乡绅的分化和近代新式商人与学子的交错流动，都着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勾画。这些分析使读者看到了近代官绅商学诸群体之间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过去史学界在社会群体研究上的缺憾。 

目前史学界存在一种较明显的倾向，即借用西方理论模式与概念来套用中国历史，往往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式到模式，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使得原本活生生的历名成为术语与华丽辞藻的堆砌。该书在考察官绅商学四个群体的形成演变及其互动关系时，并没有提出所谓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模式，而是在平实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大量认真细致的考证中，寻求对历名的合理解释。“绅商”是近代各种历史文献中出现得相当频繁的一个词汇，但其内涵究竟何指？传统看法认为“绅商”应是“绅士商民”的简化，明指绅和商两类人。但作者通过搜索大量文献，在仔细考析后指出，“绅商”在近代流变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某种单指性的复合词，绅与商在新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渗透、融合，形成某种亦绅亦商，兼具绅、商特征的独特社会群体——绅商阶层。研究国民党时期的历史，最棘手的莫过于厘清制度结构与事实结构之间的差异，否则结论与实际情形很可能南辕北辙。在论析当时县长的法定职责与具体施政之间巨大的差距时，作者正是以大量的档案材料和县政纪实资料为依据，避免空发议论。 

《官绅商学》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着眼，紧扣社会群体与近代社会转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论述，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又有社会历史运动趋向的规律性的总体把握。这是该书的又一个重要特色。如作者通过对近代乡绅的分析，指出近代国家政权的腐败使国家政权丧失了社会权威，造成乡绅阶级恶霸豪绅化与宗族武装集团化，破坏了宗族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造成了农村宗族社会的失控，以此说明健全、高效、廉洁的政权建设是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此外，作者还从中外对比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及其历史原由，并透视了近代中国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与欧洲制衡与对抗的关系不同，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合作、互补、互利及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更多的是社会对国家的依赖和受制于国家。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社会采取何种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社会自身。这些分析研究对加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对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社会转型与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等，也颇有启迪。 

不过，正如作者所言，该书虽“大体上已能将晚清至民国期间官、绅、商、学的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给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陈述与论析”，但“还不足以涵盖官、绅、商、学诸群体的各个层面”[1]p6。因为处于转型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存在着多种多样、色彩斑澜的复杂群体，完全不是一本专著所能包容的，所以该书也留给了我们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如书中对官、绅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对商、学的分析则略显薄弱、尽管全书八章中有三章内容涉及到商人，但重点不是分析商与官的关系，就是探讨商与绅的对流，对商人群体自身的剖析略显不足。再说过渡时期社会群体角色与形象的凸现，不仅仅由他们的志向抱负和政治参与活动来体现，其事业追求、生活方式与心态变化等，都能从不同侧面反映他们的共性与个性，因此我们也只有对社会群体施以多面相的刻划，才能捕获到历史极为丰富又多种多样的内容。就是对官、绅的研究，该书的探析也有值得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如乡绅与绅商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指出：“绅商（由商而绅，由绅而商）和乡绅是官与民的中介，前者多在市，后者多在乡；前者与工商业结缘，后者与宗法、地租联姻。”可见两者观念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历史上两者间的流动也是频繁的，如能详尽考察乡绅与绅商的关系，尤其是乡绅向绅商的转化，或许能使我们从他们身上更加深刻地“捕捉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脉络”。 

参考文献 

[1]　章开沅，马敏，朱荣.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