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思想深处，如果让我说句心里的话，我可以很坦率的说，我不愿意，非常非常的不愿意，提及南京大屠杀以及等等等等的让人伤心痛苦的往事，我真的不愿意，难过中，夹杂着些许的，是难堪。就像许许多多的慰安妇一样，她们更希望别人忘却自己，以及自己那终生刻骨铭心的过去，过去的过去；更希望自己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麻木，以弥合心灵上的创伤，渐渐地，渐渐地，一切都渐渐地淡忘，似乎在渐渐中化为不曾有……
但是，毕竟发生过，毕竟那么的惨痛，毕竟是不可能的忘却，有时候，忘记一件事比记住一件事，要难。而且（很遗憾，请原谅我说这个我不想说的而且），在我们的的近邻--东瀛岛国、美丽的扶桑，还存在着日本人的另类，他们始终不甘心50多年前那场可恶可憎的侵华战争的败局，并且念念不忘地试图翻案，颠倒黑白，他们人数不多然而能量颇大。而且（我还是希望得到谅解），在国内，也存在着所谓的理性“新思维”，那就是要“宽容”、搁置而非“纠缠”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并帮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个又一个的而且，使得忘却成为不可忘，使得过去成为清醒剂。

挺身而出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章教授本来以从事辛亥革命研究而蜚声海内外，后又致力于中国基督教会历史的探索，然而，15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意外发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保存着贝德士博士（Dr.Miner Searle Bates）的个人专档，其中存有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此乃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以此为契机，章教授开始了他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受鲁斯基金资助，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潜心系统阅读《贝德士文献》，复印了1000多页的南京大屠杀的宝贵资料。 

1995年，作为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南京：1937.11-1938.5》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同年8月，在台北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陆惟一代表在开幕式上做主旨讲演：《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稍后又宣读专论：《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97年，参加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贝得士文献的史料价值》，并参加了中日学生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夏令营的开幕式，还在日本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 

1999年，在《历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面世…… 

今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章教授的另一宏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该书记录了他在2000年之前的十几年间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的所遇所思，是其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世纪末大盘点，带有总结性色彩。该书之得名，乃是因为章教授的老师、贝德士博士是将档案从东京带到了耶鲁，而今章教授却走的是从耶鲁到东京的路线，50多年过去了，历史在轮回。 

著名学人的思想需要人们来关注，但我更着意于其思想背后的思想。在精读该书的日子里，我眼前晃动的更多的词汇是：境界、良知……。是的，尽管已是古稀之年，但现实的召唤、作为中国公民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使得章教授走出书斋，为了祖国、民族的尊严，为了正义不受践踏，为了历史不遭玷污，义无返顾地踏上了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的漫漫征途，面对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他无所畏惧，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如他在1995年所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就是一个伟大学人的崇高史境（historical realm of thought）。 

在章教授看来，史观无非分两类：宗教史观与世俗史观，这是历史学最最根本性的问题，也是目前他所十分渴望、孜孜以求的研究志趣所在。他认为，有所为就必须有所不为，为此，章教授在2001年宣布告别辛亥革命研究，2002年又宣布告别张謇研究。而今，在他的心里，升腾的是这样一个心愿：何时才能宣布告别南京大屠杀研究呢？ 

青山有路，在晚霞深处。 

（转载自近代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