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阎崇年这天，京城大雨倾盆。当记者敲开阎老的家门，把包中微湿的一份报纸递给他时，阎老连说谢谢。这是几天前的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面刊登了一位在比利时留学的博士生写的《读海外版，感觉真好》一文，其中提到海外版连载的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让他着了迷，连载结束时还让他“好生落寞了一阵”。
●卧室成了“副书房”
面前的阎老中等个头，面容清癯，但目光炯炯，声音洪亮。他很热情地带记者先参观他的家。虽然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阎老的“副书房”，着实让记者开了眼。
阎老家31平方米的客厅，书架就占了一半的墙。十几平方米的书房，书架上堆的、地上摞的、桌子上摆的，全是书。记者只能踮着脚侧着身观看。这时，阎老笑眯眯地邀请记者参观他的“副书房”，原来这是他的卧室，但实际上除了一张双人床，都是书。“你看这是什么？”阎老得意地问，“呵呵，玄关还做了四排书架呀，怪不得我一进门就感觉门道有点窄。您不会连晾台也不放过吧。”记者打趣道。此言一出，阎老哈哈大笑：“你说对了，那里光线好，累的时候，我就换到晾台继续写作。”阎老讲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他搬家，因为书很多，就对搬家公司的人说可以加些钱，在阎老的真诚劝导下，搬家人从50元加到100元，阎老嫌少主动加到200元，结果那次搬家仅搬书就搬了八大车，搬家人苦不堪言。
●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
“您今天又是清晨4点开始工作的吧？”之前在与阎老的电话中，已了解到他的作息习惯：早4点起床工作，晚11点休息，多年如一日。没想到阎老哈哈大笑：“今天两点就起床了，因为下午要出差，我得把时间给补上。”71岁的老人了，这样“拼命”，身体哪受得了？阎老摆了摆手说：“最近我参加的活动多了，所以必须抽空补回我的研究时间。每天我有太多的资料要研究，很多的读者来信要回复，哪里睡得着啊。”阎老递给记者一封刚收到的信，这是一位落款“老学生”、身患重病的九旬老人写的，信中称赞他所著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卓然大家，博雅精深，平生所未见，亦闻所未闻，老眼生明，茅塞顿开……”
近些年来“戏说”历史成风，特别是一些清史题材的影视剧尤甚。从努尔哈赤到宣统，无一不在“戏说”。人们为什么会突然高度关注起“正说”的历史来？
阎老认为：“戏说”的出现，虽然丰富了人们的文化与娱乐生活，但“戏说“太多了，人们分不清历史和游戏，常把“戏说”当正史，这对青少年正确了解历史尤其不利。对于清王朝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政治和史学界基本的调子是“反满、排满、仇满、抑满”，缺乏公正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能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特殊文化氛围，清史学界又错过了一次机会。“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应该“正说”了，但这时候小说、影视又“戏说”成风了。可以这样说，人们渴求“正说清史”已有100年了。
电视讲坛上讲述296年的清朝历史，容易流于枯燥、冗长和乏味。如何拨开重重历史的迷雾，破解桩桩历史疑案，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让平民百姓听得津津有味？为此，阎老费了不少脑子，《正说清朝十二帝》其实也正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吸引人的切入点。“比如讲咸丰，我把太平天国作背景，然后从咸丰几个错误讲起，45分钟六个错误是不够讲的，于是我就选了三个错——错坐了皇帝宝座，错离了皇都北京，错选了顾命大臣，开场就吸引了大家。”
●“研究清史是我的根本”
艰涩深奥的历史学，在阎老那里似乎只是薄薄的一层窗户纸。其实，治史对于史学家来讲，尤其要经过千锤百炼。
阎老二十出头的时候专攻先秦史，一次他拿着自己一篇研究先秦史的论文，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杨老先生看后连连叫好。几天后，杨老先生写来一封信，强烈要求阎先生“改行”转攻清史，理由是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残羹剩饭”。而宫廷建筑、清宫档案集中在北京，并且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丢下一粒种子就能有大收获。在“闭门”思考了一个月之后，阎老毅然作出抉择，开始了他42年漫长的清史治学之旅。
42年来阎老潜心于满学和清史研究，撰著了22部学术著作，可谓著述等身。交谈中，阎老走到书房踩上凳子，从书柜顶上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册书，包的书皮上面工工整整地用钢笔写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打开一看，原来是宋本清版的《十三经注疏》。阎老说：“那个时候这样的封皮有伪装作用，现在已成为我那段岁月的见证了。”
阎老告诉记者，他的女儿原本想走父亲的路，但是阎老坚决不同意，“研究历史太苦了”，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女儿选择了研究社会学。阎老拿给记者两本书，一本是女儿写的，一本是学医的儿子写的。“他们都很努力很上进，现在国外也小有成绩，当然也是继承了我能吃苦的优点吧。”
记者请阎老评价一下自己，阎老思考片刻说：“我能吃苦，像农民；我很勇敢，像渔民；我又机变，像商人。一个人必须变，但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变里有不变，不变里有变’。对我来讲，这次是电视台把我逼上讲坛了，我变了；但是我一辈子研究清史的工作不能变，这是我学术的根本，我要在变与不变中坚守我的本分。”
阎崇年小传
阎崇年，1934年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8月18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