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的一天，我们来到北京。隆冬的北京白云蓝天，风和日丽，天气格外好。我们办完公事，前往坐落于王府井大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拜访杨天石研究员。杨先生的办公室在六楼，十八平方米的房间摆着十多个书架。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称它是“书库”。桌上、架上、地上的书都很乱，似乎没有很好整理过。他向我们解释说，刚刚搬了办公室，前几天又到韩国作了一次演讲，还来不及好好整理。我们询问他的演讲题目，他说是讨论传统儒学和21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的，题为《“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杨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前，很长时期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这次去韩国演讲，可以说是旧学重温。

2002年，杨先生出版了一本《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03年，有人在台湾和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书评”，标题之一为“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由此引发一场“风波”。我们向杨先生打听究竟。杨先生说，海外的“书评”完全是断章取义，强人就己，自说自话，而国内一些人又没有，或者根本不想把这本书找来看一看，就武断地确定“书评”是我写的，同时匿名告状，在某网站上以长长短短的“跟帖”进行攻击。“其实，我的书只是实事求是地对蒋介石其人作了一些叙述和分析，何尝有‘民族英雄’四字！”说至此，杨先生显得有些激动。“他们不仅毫无根据地批评我的书，而且还严厉责问：‘杨天石到底是一个什么人？’要求有关方面对我‘治以叛国罪’，这岂不荒唐！我是什么人，一个认真治学，努力追求历史真实的普通研究者而已。”杨先生苦笑着说。 

遨游学海，文哲双栖 

杨先生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时，有志文学创作，不久，热衷于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常常一边读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边偷偷地到哲学系听朱光潜、宗白华教授的美学课。他精力旺盛，兴趣广泛，对唐诗情有独钟，课余常跑旧书摊淘书，唐代著名作家的文集差不多都有。这些年来，他有时也写点新、旧诗词，算是一种业余爱好吧。 

在大学，杨先生读书勤奋，才华出众，但是，很快学校就大搞“教育革命”、“红专辩论”，杨先生被视为“白专”典型。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培训拖拉机手的学校当教师。杨先生没有从此罢笔，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业余研究。有时在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了，赶不上末班车，就步行几十里回到位于远郊的学校。他与人合写的《南社》一稿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其后，又写了一本《黄遵宪》，受到陈旭麓教授的赞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书先后问世。九十年代，他又出版了《南社史长编》。为了这部书，他几乎翻遍了清末民初所有相关的报纸和杂志。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一向少人研究，杨先生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 

杨先生在那所培训拖拉机手的学校呆了一年半，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学之余，除继续钻研文学外，又对中国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侯外庐先生长期认为，明代的泰州学派是个富于人民性和异端色彩的学派，其论据之一是这个学派中有樵夫和窑工。六十年代初，杨先生深入研究了窑工韩贞和这个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文集，发表文章全盘否定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侯先生不以为忤，反而提出要调他到历史研究所研究思想史，但未能调成。“文革”中，杨先生不愿荒废岁月，开始研究鲁迅，同时研究佛学。七十年代，毛泽东提出要学点哲学史，他应中华书局之邀，写了《王明阳》。其后又陆续写了《泰州学派》和《朱熹及其哲学》。2002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他重新写过的《朱熹》。篇幅大大压缩，但内容却较前大为丰富，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 

闯入民国史领域，潜心研究三十年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民国史的？”我们问。杨先生说，他在研究南社过程中写了一篇《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发表在1964年的《新建设》上。十年后，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这篇文章，邀他“协作”，参加编辑南社资料，后来李新先生又邀他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1978年4月，正式调入近代史所。 

杨先生入所后，如鱼得水。他被认为是所内最勤奋的学者。每天上午八点左右到办公室，一直到晚上十点半，除了有事外出，风雨无阻，天天如此。因为他勤奋，所以成果丰硕。除了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下册的编写外，从1982年起，用了十年时间主编并主撰《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评论说：“这部近60万字的巨著，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前人又有新的突破。它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此外，他还写了几百篇各种各样的文章。已经结集成书的有《寻求历史的谜底》、《海外访史录》、《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横生斜长集》、《民国掌故》等等。这些著作，大多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好评。日本著名学者狭间直树称杨先生为大陆解放后“第二代史学家中的最前列的研究者”。 

民国史学界的研究者都说，杨先生的著作扎实，新资料很多。三十年来，他访问过海内外的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至之处，都以收集稀见未刊资料为要务，尤其重视名人函电和日记的寻访。他从国外归来时，行李常因携带资料过多而超重。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再现真相，其重要条件是资料，尤其是关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新资料。唐人白居易诗云：“上穷碧落下黄泉。”此语可以移来形容杨先生对新资料的孜孜兀兀、锲而不舍的追求。为了研究抗战初期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和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杨先生先后到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防卫厅图书馆，均有重要发现。近两年，杨先生又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中继续搜寻，所获甚多。杨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没有新资料的论文，不写；没有新见解的论文，不写。 

有了资料，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文章，还需要考证、分析、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这方面，杨先生确有其过人之处。美国学者李又宁认为，杨先生兼具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种本领。他评论说：“杨先生是佼佼者。他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这一评论符合实际，并非溢美之词。 

寻求历史谜底，还原历史真相 

“杨先生是解‘谜’高手”——我们常常听到朋友这样议论。是的，杨先生的书，解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谜团，为人们揭示出焕然一新的历史真相。戊戌政变时，清政府指控康有为等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多年来，史学界无人相信此说，而杨先生却以过硬的资料证明：康有为、谭嗣同等不仅企图“围园”，而且企图乘机捕杀西太后。关于此事，被视为“奸雄”的袁世凯的日记所述为真，而康有为、梁启超所述为伪。 

汤化龙是清末立宪派首领，武昌起义时附和革命。多年来，不少史著都把他定为反革命两面派，其根据是，汤一面参加湖北军政府，一面串连多人，密电清廷，阴谋推翻革命政府。杨先生以翔实的资料和细密的分析证明，“密电”说纯系讹传，从而为汤摘掉戴了多年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 

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学者一向认为它只是一个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机构，杨先生同样以过硬的资料阐明：这个交易所的倡办者是孙中山，目的是筹措革命经费，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参预经营，都和孙中山有关。 

杨先生最有名的文章是《中山舰事件之谜》。该文揭示：1926年的中山舰“异动”事件既非中共策划，也非蒋介石预谋，而是国民党右派为“拆散”左派团结而设下的圈套。就蒋介石误信谣言来说，有其偶然性；就蒋当时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左派的矛盾而言，又有其必然性。该文曾被胡乔木同志誉为“有世界水平”之作。 

其他如鸦片战争前夜的宣南诗社、戊戌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良派、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与黄兴的分歧、孙中山与“三大政策”、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约法”之争、蒋介石的北伐与抗日、宋子文与孔祥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等等，上下百年，杨先生纵横驰骋，使许多疑难之点迎刃而解，许多隐秘史实彰显于众。有些谜底，揭示的难度很大。杨先生向我们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抗战期间，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多年之后，威尔基当年的随员在回忆录中声称，宋美龄和威尔基有过“一夜情”。这似乎是铁证了，于是台湾作家李敖多次撰文，攻击宋美龄“和洋人通奸”。这种床帷之私是很难说清楚的，但他却以令人信服的资料证明，此事纯属虚构。台湾读者等着看李敖反驳，但李至今哑口无言。 

寻求历史谜底需要广博的学识。杨先生治学领域广泛，这为他解开各种疑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胡汉民未刊函电经常提到一个人，名为“不”或“不孤”，杨先生根据《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迅速断定此人指李宗仁（德邻）。函电中还经常提到另一个名为“水云”或“容甫”的人，杨先生根据南宋词人汪元量号水云，清代文人汪中字容甫，断定此人指汪精卫。函电中还提到“史姑娘”，声称正在和“她”谈恋爱。杨先生反复思考，终于在从波士顿去纽约的长途汽车中悟出，“史姑娘”者，史湘云也，指的是当时湖南的实力派何键（何字芸樵），“谈恋爱”者，建立“反蒋联盟”也。这样，胡汉民那些晦涩难明的函电就一一被杨先生破解了。 

海外同行不少人都知道杨先生是释“疑”解“谜”的高手。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一项共同研究：将《梁启超年谱长编》译为日文，并对书中涉及的典故、人物和隐秘史事进行注释。这是难度很高的研究课题，他们请杨先生去担任客座教授。杨先生不负重望，解决了该书注释的许多疑难问题。 

杨先生最近写了一首短诗，其中两句为：“且拨雾霭观丘壑，漫卷风涛入史篇。”他向我们解释说，治史如观山。历史的真相常常隐藏在重重雾霭之中。必须善于拨开云雾，才有可能比较清晰地观察高丘深壑，层峦叠嶂，从而得到对山的整体认识。杨先生治史，确有此一特点。 

检验历史判断的唯一标准是历史实际 

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百年潮》主编。经过去年的那场“风波”之后，他感慨万千。我们问他有何感想？他向我们谈了三点：第一，说明“左”的思潮、“左”的力量还存在，不可轻视。他们攻我是假，另有所图，有其政治上的“大目的”是真。这一点，他们的网上“跟帖”说得很清楚，无须我多说。第二，尽管攻击者上书告状，用了很多心机，但是，有关领导很冷静，很成熟，丝毫不受“煽惑”，并且关心我，保护我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的积极性。这种情况，说明有关领导注重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大好事。第三，必须树立一个观念：检验历史判断的唯一标准是历史实际。杨先生强调说：“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会做出许多判断。怎样检验其科学性呢？正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一样，检验历史判断的唯一标准是历史实际。当历史学家提出一种新的历史判断时，人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将这一判断去和某本书、某些既定的看法对照，而是首先应该和历史实际对照。凡符合实际的判断就是科学的判断，必须坚持；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就是伪判断，必须抛弃或修正。只有坚持这一原则，历史研究才能不断创新，不断揭示出历史真相。” 

“怎样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民国史、特别是蒋介石研究中呢？”我们再问。 

“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杨先生说，除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外，还要坚持全面、辩证的分析方法。蒋介石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反清、反袁、护法、东征，这些总要肯定；中年，他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分裂要批判，但合作总要肯定，对他在北伐和抗日中的表现，也要作适当的、有分析的肯定！后来，他发动内战，到了台湾仍然梦想反攻大陆，这自然是坏事，但他坚决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总应该肯定！因此，将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固然错误，但斥为“民族败类”也未必恰当。说到这里，杨先生微笑说：“前一时期，宋美龄去世，有关领导同志对她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就肯定了嘛！”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这一人物，是编写和正确再现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需要，也是摆在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面前无可推卸的任务。有分歧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但匿名告状的方式不足取，先歪曲，后上纲的大批判文章也不足取。要严格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开展健康的、科学的批评和讨论，这样，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民国史的研究就一定能有所前进。”最后，杨先生很有信心地说。 

杨先生最近写了一首短诗，其中两句为：“且拨雾霭观丘壑，漫卷风涛入史篇。”他向我们解释说，治史如观山。历史的真相常常隐藏在重重雾霭之中。必须善于拨开云雾，才有可能比较清晰地观察高丘深壑，层峦叠嶂，从而得到对山的整体认识。 

资料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3月15日，转载自史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