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3日是历史学一代宗师、我的敬爱的导师杨向奎先生（我们都习惯地称作杨向老）十年忌辰之日。十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和高尚品德时常在我脑海中回荡，成为我永不停顿、不断进取的强大动力。下面，将我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写出来，作为对杨向老的深切纪念和无限缅怀，同时与学界同仁、青年学子们共勉。

“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

杨向奎师，字拱辰，河北丰润人，生于1910年1月10日，逝世于2000年7月23日，享年91岁。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向老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先生受业。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地勤奋为学，博通经史，兼擅文理，治学领域宽广，举凡历史、经学、思想史、哲学、考古、文字学，乃至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数学都有涉及，著述宏富，在自己涉及的领域中都有引领学术前沿的重要著作，取得了卓异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先生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中国古代史论》、《清儒学案新编》、《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杨向奎集》，主持编纂《中国屯垦史》、《百年学案》，共15部，论文200余篇，还有为友人和学生作书序数十篇，为学术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世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杨向老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的卓异成就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的，研究科学，必须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先生一贯主张、并谆谆教导他的学生们：“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必须懂得自然辩证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再学习有关物理学的基础知识，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进行提高，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当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学者不相信这种哲学、这种方法，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科学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克服的难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成就的取得是运用了自然辩证法，但他们成就的取得，往往是、或者是他们的方法符合自然辩证法，如果完全违背自然辩证法，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先生自上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能以一个业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毅然攀登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高峰，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实源于此。先生对熵的研究就可说明这一点。对于熵，许多自然科学家，包括在近代世界学术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维也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石里克在内，都曾研究过它。有的科学家还把熵仅仅说成是“量子状态数目的自然对数”。由于不知道熵的物理实质是什么。于是一些科学家只就其表象作论，所以出现“热寂说”，有所谓“世界末日”的来临。而先生则指出，在宇宙中充满了量子，也就充满了熵。熵是引力作用，但它不起“引力”的作用，而起“重力”的作用。熵重是构成大块物质的基础，天体或者星球的构成，应当从熵重讲起，而不必在“大爆炸”中去索取什么！这一理论是很重要的，符合事务发展过程中“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原理。这里的“内因”即指“熵重”；“外因”即指“大爆炸”，如果“大爆炸”能起作用，那也只能是在“熵重”的基础上起作用。

           “我一生无悔的是,没有浪费一分钟。”

杨向老一生兼擅文理，著述宏富，成就卓异。这与先生无论是幼年、青年、壮年还是老年，无论是学习、研究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始终保持着的坚忍不拔、永远奋进的执著精神分不开。

杨向老早在中学读书时，教务主任王先生曾对学生说：“在经学问题上，今文学派说《左传》是一部假书。”还有一位物理教师王硕儒先生也曾对学生说：“我懂得‘相对论’，那是四维。”两位老师的话可能只是随便一说，但幼年的先生听后，心情却很不平静。他想，自己儿童时代只读过一部《左传》，原来还是一部假书，心里惊讶不已，总想解开这个谜；先生在学习物理时，知道三维，现在老师说有四维，那一维是什么？也想来个刨根问底。总之，这两句话确实影响了杨向老一生。

杨向老曾说，他的家乡丰润，地处北鄙，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谓燕赵之人，其钝如椎者是其地。先生自谦地说：“余鲁钝尤甚于椎，读书不如人，是以人一之己十之，努力不已，得以大学毕业”。此后，不论是在教师岗位，还是研究岗位上，杨向老每天工作时间基本上保持在12--16 小时。

上世纪40年代初，杨向老受聘在西北联大历史系教书，任副教授，并被指派教三门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中国通史。三门课一起上，任务之重可想而知。而当时的学生又很爱提意见，老师的课如讲得不好，他们就不去听，所以任课教师普遍感到压力很大。为了把课备好，先生等一些青年教师经常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先生一般都是晚上9点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起床读书。每次起床时，隔壁的青年教员王汝弼先生的房间还点着灯呢，杨向老问他：“ 老王，你都起床了？”他回答说：“我还没睡呢！”他们两人在一天里成了连轴转，每人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就这样一共教了三年书。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的课备熟了，授课任务也完成得很好。后来，杨向老每当回顾这一段生活历程时，都带着十分眷恋的语气说：“这一段时期我正值壮年，在一生中真值得纪念。因为这是一段艰苦而又忘我的工作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经常把杨向老上述的工作情况讲给他的学生们听。安先生说：“杨向奎先生青年时代，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这种精神很值得你们学习。”以此鼓励青年学生刻苦学习，努力成才。杨向老晚年，经常有人前来请教治学的方法和经验。杨向老总是回答说：“我并没有什么治学方法或经验，如果有的话，那只是两个字—用功，或者说努力。不用功，不努力，而要找一条捷径是不行的。治学应当有自己的方法，但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方法是没有的。我跟顾颉刚先生做学问时，他从来没有告诉我采取什么普遍适用的方法，而只告诉我研究一种具体课题时，应从何处入手，还存在着什么问题。”杨向老去世前，还对自己的家人说：“我一生无悔的是,没有浪费一分钟。”这是先生学术事业取得卓异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我想起自己当研究生时期的一件事。大约是1979年，同学中流传着可以两年毕业的消息。我当时就表示，这样好，早一年毕业，就可早点分配工作，早点家庭团聚。这话后来传到了向奎师的耳朵里。一次师生见面时，先生郑重地对我说;“尚英同志啊，来这里学习不容易，要珍惜自己的学习时间。”并说：“一般人的智力都是中等的，很少有人特别聪明，很少有人特别笨拙。所以，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功或努力。”“千万不要给后悔留有余地。”杨向老的教导，会鞭策我一生。

“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杨向老一生光明磊落，为人处事有口皆碑，堪称楷模。但是，有一种人最为先生所不齿。

如所周知，1966年，席卷神州大地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杨向老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关押。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先生和许多著名专家一样，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非人待遇。有一次，先生和尹达、张政烺等先生并排站在一起，接受“红卫兵小将”的批判。忽然，有一个青年学人从人群中站起来，手拿发言稿走上讲台，对先生进行点名“批判”。谁知，他没有直接向讲台走去，却走到这些可敬的专家们的背后，用手拍打了每个人后脑勺一下，正如先生所说：“打得虽然不痛，但在我内心里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几十年中难以忘怀。”还有一次，先生从被关的“牛棚”中回家，刚一进家门口，楼道里一个青年人扯着脖子大喊：“杨向奎回来了！”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也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当然，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杨向老的一些朋友、同事和学生对先生还是给予理解和关心的。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教授每次见到先生时都亲切地称呼“拱辰！”当时，杨向老心中既感到温暖，又感到苦涩：“我都这个处境了，你还叫我‘拱辰！’”直至杨向老去世前，每当提及此事，先生内心中总是充满了对王毓铨教授的感激之情。

“文化大革命”后，先生多次对我们说：“你们要注意不要做对人有害而又对己不利的事，要维护自己的人格。”还有一次，我见到先生时，本想利用先生的德高望重，劝慰一下因未评上职称而感到郁闷的、上面所言的那个学长。不料，先生却对我说：“你回去告诉某人，请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成条幅，天天看。”

我在整理《杨向奎学述》时，写上了上面所说的话。当时，我的孩子看到后，劝我删掉，否则会得罪人。对此，我回答说：“此事我考虑了很久，之所以写上这一段话，一是杨向老的话，我要尊重，二是我写出此事，不是针对当事人，但对他当然有教育意义，再有就是对我、对你们年轻人，乃至后代，都有警戒意义。这是做人的根本。”这也就是杨向老不断告诫我们的:作为一个学人（当然也包括社会上 所有人）,应该有独立思考问题和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不应该做害人而又不利己的事。

“从顾先生开始,老师没有和学生争稿费的”

1999年下半年，浙江出版社约向奎师编一本略述自己平生治学梗概的书。先生没有同意。我力劝先生接受，认为这既是对先生大半生学术的总结，同时也可警示后人。先生终于同意了，但要我帮他写个草稿。此后，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先生的著作看了一遍，结合先生口述，于当年底将书稿交付出版社。次年，《杨向奎学述》出版了。一天，我拿着出版社付的稿费去见先生 。我对先生说:“本书的知识产权是您的，我不过是帮您的忙，这稿费应由您拿。”先生很不高兴地说：“从顾先生开始,老师没有和学生争稿费的。”师生争执了一会儿，我又对先生说：“我们每人一半吧！”先生则坚持己见，并说：“你如果把钱放在这儿，我也要给你寄去。”这时，站在一旁的师母说：“尚英同志啊，别让向奎同志生气了。”我看实在拗不过向奎师了，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由此，我联想到，近些年来，报刊、电视不断有导师“雇”自己带的研究生做课题，学生称导师为“老板”的报道。真不知道，这些骑在学生身上获取巨大利润的“老板”们，面对向奎师一类的高尚学者，该做何回答呢？

我希望，通过以上有关向奎师的点滴介绍，我们学术界能继承和发扬向奎师的学术思想和高尚品质。只有这样，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才会得到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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