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我国有记载的历史可达四五千年。这四五千年在历史上可称作“远古史”，我们的历史从黄帝、炎帝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因为黄帝是汉族的远祖，而炎帝一支却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群体”。当然，即使是汉族，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数民族融合在一起的结果。在我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中，黄、炎两系变作以黄帝为大宗的体系，古代王朝中夏、周都属于黄帝一宗。我们的传统文化，自先秦以来，已经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炎帝一支，默默无闻。我们是炎黄子孙，但炎帝的踪迹、炎帝一支的文采风流，却无处可寻，几为黄帝所掩，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空白，这是极不应该的。我们不能数典忘祖。
一、炎黄氏族的分野及融合
黄帝姬姓，炎帝姜姓。姬、姜原不是属于一个部落，他们分属两个氏族，都是源远流长，各有各的族姓，各有各的图腾崇拜。炎帝一系的图腾是水族动物龟蛇，而炎帝一系的图腾则为熊。《国语·晋语四》记载姬、姜两族的由来说：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说明了姬、姜两姓的来源，而“少典”可能是姬姜两族联盟，融合成华夏族后，加上去的“共祖”，黄帝、炎帝来源不一。而姬、姜两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西部偏北，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西部偏南，二者相距不远。就三代而论，夏、周属黄帝系统，齐、许、申、吕及楚属炎帝系统，东夷、殷商则属另一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中华民族的骨干。关于姜姓的来源，《国语·周语》下有明确记载：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雍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共之从孙四岳佐之，……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神无间行，民无淫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此一王四伯，……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曾阝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淫之心闻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闲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
这是很重要的古代史实，它说明夏吕之间的关系，即姒姓与姜姓之间的关系，并间接说明姬、姜之间的关系。姒、姬同源，同祖黄帝；而共工之后为太岳（四岳乃太岳之讹），太岳之后为姜姓，氏曰有吕，而为大禹之心膂。
我们中华民族，常自称是炎黄子孙，久而久之，这“炎”字成了具文。顾颉刚先生曾列过一个“夏以前的帝王表”（《古史辨》第5卷，第462页），并说，我们看了这个表，又可知道，炎帝这人确是常给人称道的，但除了《史记·封禅书》以外却再没有把他放入古史系统的了。所以然之故，只因以前说作他的子孙的国家，如申、吕，如齐、许，都早亡了，没有人替他争位了。而帝喾后之宋、周、晋、鲁、燕、吴，颛顼后之秦、赵、楚、越、田齐，在战国时或保持其旧国，或正在作新的发展，祖先的地位就靠了苗裔的势力而不坠，而扩大。黄帝是最早的帝王，兼为颛顼和帝喾的祖父，又为“百家言”的中心人物，其势力之大自不消说。尧舜靠了“天下之显学”即儒墨二家的鼓吹，使禅让的大典实现于燕国，舜又是田齐的祖先，齐人是最夸诞的，他们的势力也正不可一世。在这种环境之下，五帝的座位哪能不请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去坐，哪里再有空位给予炎帝！顾先生在为《古史辨》第4
卷写的序言中，谴责我们的古史中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这四种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论上。本来语言风俗不同，祖先姓氏有别的民族，归于黄帝的一元论。我们从古书里看，在周代时原是各个民族各有其始祖，而与他族不相统属。到了战国，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但各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游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弥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作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祖算做了丁国的祖的父亲。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这种说法到了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
颉刚老师不愧为史学大师，虽有时为“疑古精神”所误，但有远见，即于纷乱的史料中看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位置，他早已看出夏禹与姜戎的关系，而有《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古史辨》7册下），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先生的结论说：
“……此皆向所视为纯粹之华文化者，而一经探讨，乃胥出于戎文化。且姬姜者，向所视为华族中心者也；禹稷伯夷者，向所视为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是则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观者在，……夫戎与华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与否乃析为二；秦汉以来，此界限早泯矣，凡前此所谓戎族俱混合于华族矣。……”
顾先生说古代戎族文化固有其粲然可观者，这是对的，但论证的方式却有问题，如说夏禹出于西羌。至于禹与羌有关，相关之由来，乃是因为夏羌此时已融为一体，即顾先生所说的“前此所谓戎族俱混合于华族矣。”事实上，不是夏禹自羌戎来，而是戎禹来自夏族，一如鲧与共工，各有来源，两氏族合成后遂多相似的传说，大禹没有分化为二，故夏禹变为戎禹。而姜氏祖先共工亦有类似传说，这是两个氏族融合的结果。姜本是不以水族为图腾，但因两族结合而以夏为主，姜族遂有治水及水族崇拜的事实，两族图腾亦结合为一，而有《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有趣场面。姬姜的结合，到西周文王时代已有千百年的过程，完全是融合无间了。但我们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仍然可以看出这种融合的痕迹，原文说：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先祖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而封于申、吕，都在河南，“太望”实指太岳即嵩高，此“太公望”称呼的由来。与夏周结合的姜氏族实是居于嵩高区域之羌人，而文王所猎之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前者似龙螭是姒、姬图腾，而后者似虎罴是姜羌图腾，在周族中两种图腾并行，因之也象征着太公望的宗神。周之于夏，一如后金之于金。夏周本为一族，他们自古就曾与羌戎的一部分相结合，融为夏族、周族，这是中国古代华夏族的主流。当然，在这一灿烂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东夷、殷商也占重要地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之，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由多民族形成，而“炎”“黄”也代表着多民族的成分，“炎”属姜而“黄”属夏周，我们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没有不周延的地方。
二、《吕刑》《洪范》与炎帝文明
以上我们论证了炎帝氏族及其后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说，中华民族是炎黄之后，但后来黄帝一系成为大宗，而炎帝一系，默默无闻，那么所谓炎黄之后，炎帝系统成为具文。能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到有关炎帝系统的史料，以说明这一系统在我国历史上发生的作用、影响，以判定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我们认为，在《尚书·周书》中，排在《周诰》前后的《洪范》和《吕刑》是炎帝系统的文献，《周诰》数篇则代表黄帝系统。以此两篇为座标，追寻源流，则可以说明炎、黄两系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作用及其相互融合的过程。关于《吕刑》，傅孟真先生曾经说：
传记称齐太公为吕望，《书·顾命》称公为吕彶。此所谓吕者……必称其封邑无疑也。然则齐太公实封于吕。其子犹嗣吕称。后虽封于齐，当侯彶之身旧号未改也。《史记》所载齐就国事，莱夷来争，其初建国之飘摇可知也。《檀公》：“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营丘之不稳可知也，……吕既东迁而为齐，吕之故地犹为列国，其后且有称王者。彝器有《吕王作太姬壶》，《书》有“吕命王，享国百年，旄荒”。……《史记》云：“甫侯言于王”。郑云：“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求文理不可解而强解之辞。“吕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吕”。如以命为吕王之号，如周昭王之类，则从字顺矣。且吕之称王，彝器有征。《吕刑》一篇王曰辞中无一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话故事，皆在南方，与《国语》所记颇合。是知《吕刑》之王，固吕王，王曰之语，故南方之遗训也。引《吕刑》者墨子为先，……此非中国之文献儒家之旧典无疑也，然后来吕之世系是否出之太公望，则不可知，其为诸姜则信也。”（《傅斯年全集》3册，《大东小东说》）
傅先生这段话给我们很多启示：《吕刑》是南方遗训，不是儒家旧典。其中无一语及周室之典，而多南方之神话故事。以上之南方即楚国。而所谓《吕刑》多神话，即指《国语·楚语》：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苗民弗用灵。……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惟闻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乃命王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水土。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这一段神话故事，春秋时的楚昭王已不能明白，于是向观射父问道：“《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的回答是：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引起很多严重后果，“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重为神职，而黎为民职，后来发展，神职为“神守国”，而民职为“社稷守”。也就是重后来变为祭司，为神为巫，而黎后来变为人主，为王为公侯。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后国之性质有二：一为专司天之神守国；一为专司民事之社稷国。在远古时代，神守与社稷守不分，所有国王都是神而能通于天，二者不分，即在夏初之时。前面我们所引《周语》说明申、吕同生于四岳姜姓，而四岳曾佐禹为心腹股肱，氏曰有吕，那么申、吕之有土称王，不始于周，而始于夏。夏为社稷守，申吕为神守，申吕后来亦分化为二，即申为神守，而吕为社稷守，有兵卫，故尚刑。而刑乃由“皇帝”（上帝）命伯夷降典，这的确是神权时代。与之类似的文献，尚有《洪范》，它属于神守，传自南正重，即申（《尔雅·释诂》：“申，重也”），为天人法典；《吕刑》属于社稷守，传自火正黎，即吕（黎、吕音近可以通假），为治世法典。这两篇书，在“神”的时代，都说来自上帝。《洪范》云：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者，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有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极。
这是说《洪范九畴》乃上帝赐大禹者。《汉书·五行志》则说：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伏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此武王问《洛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洛书》之意也。
以《洪范》为《洛书》，近代学者未予注意，以为古人之想象而已。其实《洪范》之来源，不止于周，而是出于夏代，这并非任意之说。盖“神”的时代，既知天意，必有所以示人者，遂有此书，原型必不如此，“神”只存之于心，吐之于口，写成文字，当在战国。盖春秋以来，初期封建之井田破坏，宗法制亦趋崩溃，生产发达，人文学兴，于是改造神示为人间书，《天问》如此，《洪范》《吕刑》亦如此。《天问》的改作者为屈原，而《洪范》《吕刑》只能出于当时巫史之手。
“神”为智者，为当时学术权威，故能有《洪范》《吕刑》之雏形。两篇所述虽不同，但申、吕本属同族，故两者在思想内容上有相通处，如《洪范》有云：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
《汉书·五行志》引《传》曰：
“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也，……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旺悖，故其咎旺也。
“皇建其有极”是《洪范》中的重要内容，也就是“中道”思想，所以继之云：
“无偏无陂，遵王之意。……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而在《吕刑》中，也屡述在刑罚中实行“中道”，如云“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中道”即后来儒家提倡之“中庸”。“中庸”不是庸俗、圆滑，而是和谐。求得天人之间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来源于黄帝氏族，而不是黄帝，于此可见炎帝文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洪范》《吕刑》都倡中道，所以它们都鼓吹“三德”“五极”。《洪范》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三德之中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而求其刚柔得中，《周语》以及虞夏书无讲三德者，乃见于《吕刑》曰：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蔡忱《书集传》，即以《洪范》之三德，释此三德。《吕刑》亦讲“五极”曰：
“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
此“五极”即《洪范》之“五皇极，皇建其有极”。发挥“无偏无颇”之中道哲学者，在刑罚中亦求中道。
在全部《尚书》中，《洪范》《吕刑》属于同一体系，而不同于其它篇章，其它篇属于黄帝体系，夏周固轩辕之苗裔，而申吕乃属于炎帝。黄帝炎帝同为缔造中华文明之始祖，《汉志》以《洪范》为《洛书》，其实《洪范》应是《河图》，禹治洪水，主要以黄河为主，应赐《诃图》。《洪范》之“九畴”，畴为田畴。中国古代田畴有图，九畴有图，而治河应用《河图》。《洛书》应是《吕刑》。刑有书，而畴有图。《易·系辞》之“河出图，洛出书”，近人读之，以为是古人之理想或幻想，任意为之，不足道，在“申”的时代则不如此，必通天有所以亦人者，故有《洪范》，而司民必有法，故云，天命伯夷作典，“折民惟刑”。以图书托之于神示，后人落实，遂云“河出图，洛出书”，虽属神学，但不必以为荒唐而轻视之。人类文化发展，都曾有此阶段。“申”乃“神”之本字，郭沫若先生指出“申”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已出现，“乃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而古有重义”，所谓“一线联二物”，就是指天和人而言，指“申”是一种媒介物而言。我们通过申、吕两国的变迁，不仅揭示了光辉灿烂的炎帝文明，而且揭示了“神守”、“社稷守”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炎帝文明不仅有齐、许、申、吕作嫡传，而且南方的楚文化也是炎帝文明的重要支流，申先楚而称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楚庄王之太子傅子即“史公史老”，申公叔时亦当时楚之贤大夫。而申公子牟，亦称“申公王子牟”，申包胥称“王孙包胥”，伍子胥在吴称“申胥”，其后裔流于齐，而称王孙，都可以证明申曾称王。“史老”实为楚国之文化权威能通天地者。老子亦楚之“史老”，他明于史、诗及礼，这仍然是“申”之传统，这么一位史老，来自神巫，传达“天旨”，但他不信天神上帝，代之以“道”，因而与传统之神互相忤。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伟大的革新者，他开创的道家学派，可与儒家、佛教鼎足而三。后来的庄子继承了他的事业，发挥了他的学说。虽然他的思想恣肆汪洋，有时泛滥，但他并没有改变老子的“道”的学说，而其文辞华丽，可以比美于《楚辞·九歌》，尚有楚风。
不仅道家，而且包括前期法家及黄老之学，都来自炎帝一支。吕后来为神守国，《吕刑》即用以司民者，齐出于吕。由刑而法，遂有前期法家管子之出现。后来道家与法家合，遂为汉初之“黄老”。
炎帝文化体系实及西南地区，彝族后来之“鬼主制度”，实有类似于“神守之国”。周灵王的太子晋说得好：“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忘掉光辉灿烂的炎帝文明！
整理者按：杨向奎先生曾经有几篇文章论述炎帝文明，对中国文明源流的研究自成一派，如今加以整理，并加上整理者的理解，供读者参考。
（资料来源：《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