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博士导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1988年5月， 笔者借山东大学历史系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之机，采访了年逾古稀的杨向奎先生。

问：杨先生，您是《文史哲》的创办人之一，您能否谈谈当年《文史哲》的创办情况？ 

答：《文史哲》最初是同仁刊物，1951年由山东大学文学、历史两系的同仁共同发起创办。创办时困难重重，既无经费，又无经验。创办人为此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精力，当时并无专职编辑，全由两系的教师兼任。为了办好这个刊物，我们承担了所有的收稿、约稿、定稿、编辑、校对等工作。当时山大在青岛，校园离印刷厂很远，为了处理有关出版事宜，我们经常步行去印刷厂，有时还要到车间去校对。刊物出版之后，由于与外界没联系，无法发行，于是我们找了一些朋友往各大学寄，托各大学的朋友放在校传达室卖，卖不出去时，这些朋友便自己掏钱买下，再将钱寄来。后来，在山大华岗校长、罗竹风教务长的大力协助下，与邮局取得联系，由他们发行。这样，《文史哲》慢慢走上了轨道。但这时发行量小，困难万端，我给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写了一封信，他慷慨地拨给我们2000 万（折现在2000元，当时货币购买力高），山东省统战部也拨了2000万，共4000万，这就从经费上救活了《文史哲》。然而，此时发行量不大，影响很小。后来，由于《文史哲》开展的《红楼梦》讨论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发行量迅速上升到几万份。从此，《文史哲》的经费和销量都解决了。 

我一向主张办刊物，这对发展、普及文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学术刊物的多少及其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学术水平的高低。这方面，我可能是受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的影响，他一辈子办了不少的刊物。《文史哲》作为一个大学所办的刊物，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这已为社会上所公认。当然，这不能归功于某个人，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问：您是我国学术界的前辈，您能否简要地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及治学经验？ 

答：我的治学范围很杂。最初，我在大学跟顾颉刚先生研究经学，花了10年的精力来解决经学上的关键问题，如《左传》、《周礼》、《公羊》等，同时，在《书经》、《诗经》方面也下过功夫。这种经学的路子是跟顾先生走的。研究经学离不开中国古代史，在此过程中，我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顾先生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发展到怀疑中国古代史，形成了“古史辨派”。起初，人们认为我也属于那派，其实后来我并不相信那派的观点，我相信中国古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从有虞氏以后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些和我老师的意见正相反。 

后来，我的研究慢慢地进入了哲学、思想领域，研究过道教，读过整个《道藏》，也研究过佛教，主要是唯识宗，但这二方面没有深入下去，只是有个较高的常识了解，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者，应对佛、道有较深入的了解。我用力较多的是先秦诸子，对孔子、墨子、惠施花了一些精力。此后，我又集中精力研究宋明理学。近几年来，我着重研究清代学术，打算写一套《清儒学案新编》，现已出版了几册，至于这套书的详细写作计划、进程、主要内容，可以参见《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 

这些年来，经常有人要我谈治学的方法和经验。我认为，治学没有什么方法或经验，如果有的话，那只是两个字——“用功”，或者说“努力”。不用功，不努力，而要去找一条捷径是不行的。治学应当有自己的方法论，但普遍的、适合于每一个人的方法是没有的。我跟顾先生做学问时，他从来没告诉我采用什么普遍适用的方法，他只告诉我研究哪一具体课题时应从何入手，还存在什么问题。一般人的智力都是中等的，很少有人特别聪明，要想有所成就，只能靠用功和努力。我曾对研究生说，你们当中有努力的，有不努力的，10年之后再回头比较一下，不努力者会对努力者自叹弗如，但这时已经悔之晚矣。千万不要给将来后悔留余地，这就是我的经验。现在硕士、博士毕业时在30岁左右，再过30年便退休了，如果在这30年当中无所事事，只顾挣钱、追求物质享受，而业务上毫无建树，学问也荒芜了，回头一看别人有学问，有贡献，受人尊敬，自己会感慨地说：“唉，我真不如你呀！”这时可就永远赶不上了！ 

问：中国文化在古代曾经灿烂一时，到近代则落伍了，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的文化建设时期，您是中国文化史方面的专家，能否就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将来谈些看法？ 

答：大家知道，中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虽然四五千年在人类历史上是弹指一挥间，但从世界范围看，有四五千年文化的国家并不多。中国有四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过去有创造灿烂文化的能力，我们相信它现在和将来仍有这种能力。近百年来中国处于落后的地位，政治上、军事上是弱国，文化、科技也落后了，以至现在仍然落后，但是历史的发展犹如马拉松赛跑，有时你在前，有时我在前，我们不要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气馁，要有信心，将来会赶上去的。 

在科学和文化方面，我们不是凭空断言我们有过灿烂的时代，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如，中国曾出现了大家所熟知的四大发明，出现了孔子、墨子等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我认为，墨子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一个人的成就等于整个古希腊。这一点可以从现在残存的、并不完整的《墨经》中得到说明。至于孔子思想之伟大则更不必说。他有的思想可以说是照耀千秋的至理名言。尤为可贵的是，孔子始终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宗教家，儒家是一学派而没形成一个教派。儒学如果成为一种宗教，它就僵化了。儒学没有成为宗教，没有使人思想僵化，而使中国人在其思想熏陶下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可见在中国，始终是思想家、哲学家而不是宗教家的影响起主导作用。这是我说中国是一伟大的文明国家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撑点。过去中国出现了这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我们相信将来还会出现，这里指的不是那些社会发展史中起添砖加瓦作用的一般名人，而是那些在文明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能帮我们解决重大疑难问题、为全人类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道路的伟人。 

问：据了解，近年来，您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同时，还在思考一些社会与人生的问题。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答：现代社会是个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的发展应当造福于人类。然而，现代的科学、现代的文明却包含一些破坏宇宙平衡、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现代的战争，超级大国生产的核武器可以多少次地毁灭地球，毁灭人类的生存。人类制造武器来毁灭地球，埋葬自己，这从哲学角度来考虑是很荒唐可笑、愚昧不堪的。人类如果不脱离这类野蛮战争，就永远脱离不了动物的种属。这一点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将来人类的发展就会碰到难以克服的难题。我想，应该有这么一位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出来号召人类保卫自己的地球，人类的文明不应该破坏地球。我不是宗教家，不是向人们宣传宗教，而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现在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将来会后患无穷。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倒认为，人无近虑，必有远忧。人们往往不太注重哲学家、思想家的作用，其实，如果考虑他们的意见就可免去远忧。当然，现在要人们打破民族的概念、打破国界的概念，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地球，保卫人类、宇宙的平衡，还为时过早，但应有这个远见。所以，我们的时代需要一批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因为他们能给我们指明正确的人生道路。 

近来我常考虑些人生的问题。现在整个社会还没觉悟到应怎样为全人类造福这个水平，作为个人来说，一般是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个人的生存不能保障就无法顺利发展下去，但一切从个人出发就会误入歧途。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自然，人是自然与社会的桥梁，没有人便没有宇宙，没有社会。所以，儒家说，人是为天地立心。过去认为这句话是唯心主义的，其实，这句话在整个哲学史上是最最高明的一句话。人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该如何看待人生、人生价值？现在不少人的人生价值观变了，一味地去挣钱发财，追求享受。当然，人生需要物资，创造财富，否则国家就富不起来，但完全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就偏了。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认为现在还应加上一句：己欲富而富人。这样就完整了。人们如果按这几句话去做，整个社会就会永远平衡、协调、顺利地发展。 

谈到这，我想起了“中庸”。过去人们往往将中庸作了庸俗化的理解，其实中庸讲的就是平衡、协调。无论是宇宙还是社会，只有平衡、协调才能发展。宇宙是在平衡的条件下发展的，宇宙最初是能量大于引力，靠这两种力量（现在有人说有4种、5种，但其基本力量为这两种）而存在，后来能量与引力平衡了，才有了生物，有了人。社会也是如此，不能没有“中庸”。不偏为中，不倚为庸。一个社会要尽量保持它的平衡，否则就会动乱。“文革”时由于社会不平衡，不协调，因而造成了“十年动乱”。 

现在社会处于改革之中，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在此情况下，知识分子应怎样自守？我想应做到一条：为社会提供新鲜空气。一个社会只要有了新鲜空气，就能生存、发展下去。因此，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表现在：从大处看，应是为天地立心；从小处看，则应是社会的新鲜空气。那些完全为了个人利益奋斗的人，并没有认清人生的价值所在。 

我常想，人应当看重自己，把自己的价值看得高一点，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清醒头脑，不要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自己，应当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此。 

（资料来源：《文史哲》1989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