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进京访学最愿去的地方之一，就是东城区干面胡同内的东罗圈胡同1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那里不仅居住着一批著名学者，诸如哲学家贺麟、历史学家罗尔纲、红学家吴世昌、逻辑学家沈有鼎、考古学家张政、胡厚宣、社会科学家杨向奎等，而且每去必访的可称为忘年之交的，能谈得深入的也有几位，其中之一就是杨向奎先生了，在他那里真可谓是受教解惑颇多也。

（一） 

杨向奎，字拱辰，河北丰润人。学界在通常情况下称之为历史学家，而实际上他是一位通家。既长于中国哲学，又精于经学，还对小学、学术思想史、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有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以探索理论物理学，尤其是熵物理学的奥秘为主，还兼及量子力学、数学。先生的学术著作主要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清儒学案新编》《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和《中国屯垦史》（合著）等14种，另有论文200余篇，为人作序数十篇。他对自己的治学，曾这样说过：“我是搞社会科学的，解放后又逐渐地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理论物理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杨向奎学述》）本文前面给杨先生戴上社会科学家桂冠的根据即出于此处。请注意：杨向奎先生治学时间长达60余载，驰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不能说不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文景之一。 

（二） 

杨向老1984年曾应我主编的《晋阳学刊》社邀请，参加了在太原召开的傅山学术讨论会。那次到会的专家学者多达上百位，可谓当时全国学界一时之选，是包容了文史哲各个学科的代表性人物的云集。杨向奎先生不仅有长篇文章《再论傅山》，而且在会上多次有即席发言。他认为傅青主在明清间诸大家中别具一格：“他一扫北人质朴无华的本色，文采风流，无所不能，黎洲、船山为之逊色，亭林曾纳诸《广师篇》中。”杨向老在概述明清之际的学风时指出： 

理学自北宋至元明不衰，几百年间反复于性、理的本体研究及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中，至明实已无发挥余地，仅能重复前人语录，无新义新说，说者无力，听者无益，不改弦更张，理学将趋于天绝，于是阳明出而唱“致良知”，理学变为心学，耳目一新，主题一变，遂风靡一时。但王学末流空疏，不格物而致知，捷径攀登，只能索真理于主观想像中，圣人满街而无当于国破家亡，遂使亭林有“亡天下”之叹！清明间南北诸贤出，争奇斗艳而学风又变。当时大家或出于王而变王，或以王就朱，或以朱代王，或非朱非王而立新说，这实在是一次百家争鸣。南方诸老如王、黄、顾都卓然自立，别有天地。北方诸家，孙奇逢辗转于朱王之间，傅青主挺然而出，于学无所不能，出入老庄而杂仪禅释，非荀、墨，斥程、朱而说气在理先，固未可以儒家樊篱者。至颜元出，遂一扫程朱陆王而局面大变。 

接着，杨先生首肯了《晋阳学刊》在开展傅山研究方面的努力，在发掘《荀子评注》《庄子批》等文献方面的追求，他指出：“傅山反对荀墨而沉溺于老庄，虽然有缺点，但可以从理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无类的逻辑固然有碍于知识的取得，但批判理学，使人们从沉睡中觉醒，是启蒙运动的法门之一。”（以上引文皆见《晋阳学刊》1984年第4期）杨先生的论说及见解，受到了与会者共鸣与好评。后来他又在《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的《青主学案》中，做出了更为充分详尽的阐述。 

（三） 

在杨向老到会之前，我已向他约写自传多年，可他始终未置可否；于是我打定了主意欲在傅山学术讨论会上达到目的。当我试探着征求杨先生的意见时，他表现出畏难情绪，一是时间太仓促，二是资料不在手边，三是手写有困难；我了解他记忆力极好，讲述表达能力也是很强的。记得他曾给我说过在“文革”结束后，在西安一所大学礼堂做理论物理学报告时，会场听众爆满，连门道窗台都挤满了人，可见杨先生学养与口才之一斑了。自传由他口述，由我学历史专业的女儿负责录音，待文摘整理好后，再由杨向老亲自修订。利用会议空隙，口述了四、五次，如预料的那样，口述进行完后，自然成章，根本无需多费笔墨；只是在1988年12月20日，他才增补了自传的后三段。在《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收编的就是1984年的采访录音稿。 

在谈及他的家世时，杨向老并不讳言其农家出身，他说20世纪的许多学者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即受到很好的家教，而他家从祖父这一辈上溯五代都是贫农，家里穷得很。“从我高祖到我父亲，全是文盲”。虽然后来到他祖父，经济上升为富农，继又成为地主，但是家中并不支持他读书。“上高小时要到外地，一年要花三四块钱。我祖父很不愿意，但我执意要去，母亲也支持我。由于母亲的支持，我还是考学去了，并考了第一名，但我祖父却不大高兴……好不容易高小毕业了，又要上中学，祖父更反对了，硬不让上，母亲也不愿和他吵了，决定让我学买卖去……在天津呆了二三个月，没买卖可做，把钱也花光了，困在那里回不了家。后来父亲把我接回去，直接送到了中学。我祖父还是不给钱。中学二年级时，他死了。我心里很难过，但也很高兴。因为他死了，我就能上学了……祖父死了，父亲当家，一直供我上了大学，成绩也上去了。” 

说到他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时，杨先生这样追忆到： 

本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都是一时之选。就文学院论，院长胡适，历史系教授有傅斯年、顾颉刚、孟森、钱稷、蒙文通、马衡诸先生；中文系有刘半农、黄节、钱玄同先生；哲学系有张颐、汤用彤、熊十力诸先生。他们都是大家或者是名家教授。因为教授的学术造诣，各系都具特色，北大的史学系其实是先秦史专业，哲学系是佛学专业，而中文系是语言专业。我虽然读历史，上面诸位先生的课我都听过。从预科起到本科二年级，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在各系听名家的课。当时的北京大学是自由主义的大学，学生的自由听课是没有人过问的，也不必发愁学期考试不及格，根本不存在留级或开除的风险。我还喜欢听课外讲演，章太炎、鲁迅先生的演讲，我都每讲必到。理学院名教授李四光、丁文江以及美国学者格拉仑讲演我都去听，丁文江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黄土的成因》，五十多年了，我还记得内容。 

杨向老说起他当时已经对物理学发生了兴趣，也喜欢听物理学的讲演，因而他认识物理系的同学不少，尹以莹、刘鸿宾后来都成为物理系教授，都是杨先生要好的朋友。马仕骏后来是国际著名学者，杨先生与之熟悉，当时是一位风度潇洒的青年学子。杨向老认为，他后来所以始终钟情于理论物理学，显然同北京大学的这段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次有位有名的外国物理学大师（忘了名字）讲量子力学，许多教授如王守等先生也来听讲演。我也参加听了，但是一点也听不懂，事后尹以莹对我说，据说，全体听众加起来共有一个人懂，即王守懂二分之一，其余共懂二分之一。其实这是自谦，王守先生在早期的量子力学研究中是位名家，在二十年前，我读这方面的书，经常看到有人引用他的理论……我经常听讲演，大家名家很多，当时以为无所得，现在觉得都有好处。文科学生听理科课更有好处，反之亦然。 

由上可知，杨向老是信奉“多师说”的，这从他的师承与治学实践都可体现出来。这种师承道路，对他的治学范围及其方向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或决定作用。 

（四） 

尽管杨向奎先生是主张多学科多领域治学和信奉多师说的，然而他的治学却并非漫无边际没有主攻，他的师承却并非无有主导不讲重点，我们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是不难看出其轨迹和追求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初中期，杨向奎、季羡林、王利器、张政、何兹全、杨志玖等一批学者都曾先后两次出席在山东聊城召开的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他们中的多数与傅斯年先生有师生情谊。当时，我亦有幸忝列其中。在会议期间，除了聆听诸位师长对傅孟真这位先驱人物的学术人生和思想遗产的介绍评价外，在私下里我又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做了一些个人访谈。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图更多地了解上个世纪前50年的学界概况，更好地走近傅斯年，解开笼罩在那个时代学人头顶上的政治迷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都是杨向奎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对他选择历史专业和治学方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还从中窥视到，杨先生是一位有独立思考和自主见解的学子，面对着名师或恩师的论述，往往敢于提出挑战性的批评和意见；又可见那一代导师的大家风范，不仅毫不责怪后生小子的偏执或浅薄，而且却给予宽容或奖掖，对于弟子的肯于思考与敢于置疑的精神加以积极的提倡和发扬。杨向老每当忆及顾颉刚、傅斯年二师的提携之功时，都表现出难以忘怀的神情和感佩。杨向奎先生这样讲道： 

在学术争论中，表现的最有风度者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他的论敌都成好朋友，钱宾四先生不同意经今文家言而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许多处与顾先生针锋相对，但他们始终是好朋友。我在北大读书出入顾门，他是我的恩师，后来我亦不同意先生学说，然先生仍不以为忤。傅孟真先生亦有雅量，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其实他在文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某些领域内都有不凡的造就。他是我的授业老师，曾在《新潮》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夷夏东西说》，受到了日本学者所许，但我不同意，以为夏来源于东方，撰文驳傅先生，可是傅先生不但未训斥，反而指出了拙文的不足，接着又推荐刊载。还有一次我考试背诵了《夷夏东西说》，想不到傅先生只给60分，我与之强辩不是抄，傅则认为背也是抄，如若有另外的发挥了，可以给百分、90分，使我再无话可说。 

杨向奎先生最后特别强调说：“我就是就学于这样学术环境中而受到了名师调教培养，既有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又有科学谨严的治学要求，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