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对20世纪的历史科学作出了独特的卓越贡献。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崇高事业。
向奎先生是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时的老师和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云集着史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向奎先生是系主任，又是当时学生们心目中最为崇敬的师长之一。在我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后的40余年中，虽同先生在一个单位工作，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有更多的机会在先生门下学习求教，对先生的学术精髓理解和认识不深，而先生却一贯鼓励和支持我的学术研究。现仅就先生的学术特点与学术风格作一简要的介绍，以表对先生的无限敬重和深切怀念。
一、对科学真理的执着探索和孜孜追求
在向奎先生六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突出地显示出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探索和孜孜追求的顽强精神。
先生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对当时史学界就史学经典《左传》的真伪问题的争论提出质疑。历代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是伪书，甚至先生的老师——顾颉刚先生也认为《左传》是一部“假书”。先生则认为：像顾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师、经学大师，这样赫赫有名的学者，也说《左传》是假书，使他“不解”。为此，先生开始研究《左传》，并写了《略论<左传>五十凡》。继而，在他将要毕业时，又写了《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发表在1936年由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北京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该文的结论是：《左传》不是假书，不同意顾先生和历代今文经学家对《左传》的看法。先生对《左传》的研究，推翻了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论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捍卫了科学真理，在史学界引起了震动。
向奎先生早在1936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时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返回国内，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由于无法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而又得知顾颉刚先生正在兰州，随即去了兰州，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向奎先生先后在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任教。他目睹了在国民党统治下政治上的腐败和反动，国统区的民生凋敝，乃至连大学教授都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十分愤慨，曾联合不少教授成立了教授会，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作斗争。与此同时，作为一位进步教授，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加深了理解和信任。在青岛解放前夕，先生接受了当地地下党交托的两项任务：阻止将山东大学迁离青岛和保卫青岛纱厂。先生由初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到信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先生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和追求。
建国后，向奎先生更加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此来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的古史问题。在先生亲自倡导和筹备下，至今已有50年历史的、闻名国内和世界学坛的社会科学刊物《文史哲》诞生了。1953年第2期《文史哲》就刊载了先生的论文《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继而，在1954年《文史哲》第一期上，发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学说》一文。先生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阐明古代东方和中国的历史特点，从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这一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问题的提出，既有助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历史科学真理的进一步探索。
1956年，向奎先生为了深入探索我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规律，亲自到四川彝族地区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他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结合实地调查，研究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深刻地理解了调查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奥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习笔记》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学的三重证据说，即：文献材料、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
向奎先生对于科学真理的严肃追求，尤其表现在他与两位恩师——傅斯年和顾颉刚先生的关系上。先生对于这二位引导他走上研究中国史道路的老师，十分敬重。到他的晚年，还在闲谈中多次深情追叙二位导师的道德文章和他们对自己的指导帮助。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追求科学的真理问题上，却决不让步。1933年，傅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史择题研究》课程，向学生宣讲自己的《夷夏东西说》，明确提出夏代起源于西方今山西的主张。向奎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深入探讨钻研后，先后撰写了《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夏代地理小记》和《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等学术论文。先生不但与他的业师、名声卓著的傅先生进行论战，还和他所崇敬的另一位业师、史学大师顾先生对垒。从在顾先生门下时就因《左传》的真伪问题意见相左，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又开始了对“古史辨”派的批评。向奎先生为了探求科学真理，奉行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宗旨。
向奎先生自始至终都在为追求历史科学的真理而不断努力，他严谨严肃、孜孜以求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是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鲜明的特点，也是留给后人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二、走学科多元化相结合的治学之路
向奎先生毕生著作宏富，从中显示出他治学领域的广博精深。其中涉及到文字学、训诂学、经学、史学、古典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门类。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向奎先生就曾教导学生：文史哲不分家，要注意培养和积累自己在这方面的学问。他又谆谆教导我们说：“做学问就如同筑金字塔那样，塔基越宽、塔身才能愈高，故要多读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再次强调这个观点。他说：“我们都不能不重视人文科学中的文史哲，没有哲学的国家，不会有发达的科学。”在他六十余年的治学道路上，充分体现出他走学科多元化相结合和广博精深的特点。
首先是先生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他说：“我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但我深知，要研究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就必须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因为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哪样的思想意识。而古代思想和经学正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开始的。”向奎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古代思想史，必须要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基础，二者相结合，才能避免将思想史抽象化、概念化而变成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分析，才不致在研究中失去它的社会根基。也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找出思想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它发展变化的历史逻辑。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著名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中，也贯彻了这一特点。
向奎先生还提倡：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诸多学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向奎先生说：“我们研究古籍，会遇到小学与训诂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古代史或者是中国哲学史、科学史的文献中，因为语言文字的变迁，加以书简本身的讹误，有些很不容易理解了。因此必须通过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校勘学的方法来通晓它，进而利用它。”先生又指出，作为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尽量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综合的文化素质，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和触类旁通。而向奎先生所研究的墨子，其《墨经》一书，是墨子及其后学的言行记录的汇集，它不但包含着先秦时代的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而且文字深奥很难读懂。这就必须要求具有文字学、训诂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修养和综合的文化素质，否则就难以进行研究。先生在学术上的博大精深、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是我们治学的榜样和楷模。
三、特别关注传统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
向奎先生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采取了科学的态度，一向是既不全盘否定也不一味歌颂，而是抱着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他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则是特别关注，身体力行地进行发掘和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对墨子和墨学的发掘和研究。先生认为：“墨子在古代世界科学上的成就是空前的。《墨子》一书，尤其是《墨经》四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乃是中国以及世界科学上的瑰宝，人类的光辉。”他又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了整个希腊，至少也等于整个希腊。”他对墨子和《墨经》的评价，可以说是空前的、首创的。这是在他经过了从对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特别关注，进而长期的深入研究中得出的独创性结论。向奎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墨子和墨学，尤其突出的是对墨家的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至1993年而发表出版了墨学专著《墨经数理研究》。晚年，杨先生还亲笔书写了墨子的“兼爱”两个大字，高高悬挂在书房，并在他90寿辰我与安奇登门拜寿祝贺并摄影留念时，特地要我们为他和“兼爱”挂轴合影留念。于此，也可以体念到先生对于墨子思想的研究中，还十分重视其“兼爱”的人文精神。
二对儒家、经学和理学研究的重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奎先生就认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并说：“过去称他为‘先师’，后来的儒家和经师也全是‘先师’。传统的学术由他们保存下来、传授下来，而且代代有所发展。”确实如此，传统的学术往往由这批“先师”们继承和发展着，而且在历史上有很多经师又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们要讲经传授，需要通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六艺教育包含着“科学”内容，这是儒家的优良传统。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未出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的景象，没有长期受着缺乏理性的蒙昧的宗教思想统治，儒家经师们的文化教育的传授是起了应有的作用的。在传统的经学传授中，虽然有保守糟粕的一面，但是也蕴涵着我国传统的精华和灿烂的文化思想内容。因而，向奎先生十分重视对周礼的礼乐文明的研究、对公羊学和大一统思想的研究，以及从对于《周易》中所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哲学命题，到宋儒程颢以至清代戴震所提出的“生生为仁”的哲学思想。他认为这种倡导“生”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哲学中的“最可贵处，它构成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一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繁荣昌盛的保证”。先生对于周礼和《周易》的研究、对于从经学到理学的深入研究，贯穿了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过程，从哲学高度肯定了传统思想中的精华。
三对乾嘉学派的客观评价和对《清儒新学案》的编撰。贯穿清代200年的学术主流是乾嘉学派或称汉学、考据学，建国后，对于偏重考据而脱离当时现实政治的评价有欠公允，否定较多。向奎先生针对学术上这种“左”的倾向，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对乾嘉学派的发生、发展作了十分简练和精确的论述。这是建国以后首次对于乾嘉学派所作的客观、公正的评述。他指出，在乾嘉时期，由于文化专制政策日益加强，文禁森严，学术界出现了脱离现实的倾向，多数学者陷入了烦琐考据之中，在政治思想上无甚建树；但在学术上却作出了较多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指出，像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就作出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编撰而到1994年完成的《清儒学案新编》，是向奎先生对清代传统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的一大贡献。全书分十卷八册，400万字。该书选取了足以反映当时学术思想风貌的学者，大体每人一案。其中分列：1.清初诸儒；2.乾嘉诸儒；3.道咸诸儒；4.晚清诸儒。是书全面而完整地反映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足见先生对于清代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
四、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
我认为，乾嘉学派讲求“实事求是”的实证方法对于向奎先生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他60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他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
他在与他的老师、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合作撰写《三皇考》时，为了弄清“三皇与太一的问题”，竟然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关在学校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把5千余卷的巨著《道藏》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在他90寿辰之际，还不无感慨地对我们几位学生说：“三年时间，翻遍了整部《道藏》，恐怕在我之后并无别人再做的吧!”为了研究学问、追求科学真理，不计时间、不怕艰辛的苦读经书而只求一解的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曾记得，我们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向奎先生就曾谆谆教导我们说：“读书要认真踏实，重要的要多读几遍，做下笔记。要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即使眼睛失明了，还能做学问。”他就是要求我们做学生的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作到深刻理解书中的含义，有所体会，并写下读书笔记。这样的日积月累，在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深，才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刻苦踏实，戒除浮躁和虚假。向奎先生的笃实求真的学风，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这些学生，并深深地影响着我此后一生的学术道路。
向奎先生的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他不是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具体运用到每个史学课题的研究上，踏实钻研，综合分析，做到史料与观点的紧密结合，从而得出客观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