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3日，是杨向奎师逝世一周年的忌日。一年来，作为他的一个不称职的学生，我深深地怀念着他。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时时激励着我永不停歇，努力工作和学习。我想，在先生一周年忌日到来之际，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并使之发扬光大。自然，先生的博大学问远非忝列其门而实则不学的我所能理解，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自己学习的一点心得写于下面，以表达自己对慈父般的老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 一 我国历史学一代宗师、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杨向奎教授（他的学生们都尊称他为杨向老，或向老）字拱辰，河北丰润人，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受业。毕业后，他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学，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时年28岁，成为青年教授），西北联大副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6年（一说为1957年）杨向奎教授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1958年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改任清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先生治学，不喜就事论事，他曾谦逊地说自己—向“喜欢比较空灵的理论研究”[①]，也正如清史专家高翔教授所总结的那样： （先生）治学的目的，是要以科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研究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探寻历史规律。杨向奎先生尝谓自己治学“其始也，反俗成真；其终也，从真到真”。这是真正的大师境界。它决定了杨向奎先生的学术具有弘博的气象，充满了思辨的睿智，饱含着丰富而深邃的哲学内涵。[②] 先生自己也在多种场合说过： 我是搞社会科学的，解放后又逐渐地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理论物理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③]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杨向奎教授治学，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晚年似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熵物理学为主）两大学术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先生以史学为主，兼及哲学、经学、小学、民族文化、历史地理；在自然科学领域，以探索理论物理学、尤其是熵物理学的奥秘为主，兼及量子力学和数学。他为我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的发展，为自然科学、尤其是熵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贡献。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为：《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清儒学案新编》，《大—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和《中国屯垦史》（合著）等14部，论文200余篇，还有为友人和学生作书序数十篇。60年代中叶以后，先生以一业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高峰，相继发表《熵和引力》、《论时间空间》等多篇重要论文。环顾四海，古往今来，皆属罕见。 杨向奎教授在学术研究上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许多学者、专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杨先生是历史学一代宗师、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贡献就是（或者主要是）史学。”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 杨向老在学术研究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对基础科学的分类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上。他认为，在科学分类上大体可以分作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两大支。在基础科学中，杨向老认为最重要的是：1。理论物理；2。历史科学。他强调说，理论物理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讨和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本身是无知的浑沌，人类对自然的研究，使自然有了透明度，自然的透明度又增加了人类的知识，这样相互推进，我们才知道，自然是无限而有界的。自然，每—个星球每一个天体都有它的起源与衰老，黑洞理论的提出，更可能证明空间与引力的关系，黑洞不过是—个熵洞。与此同时，杨向老也强调说，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索和研究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就是历史哲学。[④]他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学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与理论物理学的高峰，充分地体现了上述这些思想。这也正是杨向奎教授的贡献所在。以下，试作具体叙述。 二 杨向奎先生在自然科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上。具体而言，则体现在时间与空间、引力和熵的研究上。 时间与空间，这既是理论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1905年，近代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两者是联系在——起的。这就把人们以往所说的三维世界变成了四维世界。从此，时间、空间结合在一起而有了空一时概念。不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大科学家，并没有能解决空间和时间的物理实质问题。 1913年，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其中最重要之处是他的新引力之说。爱因斯坦将引力学说引进了他的相对论，这就在牛顿的基础上将引力的认识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这正是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不过，爱因斯坦说：“引力也是一种物质，引力的速度和光速一样，引力有引力波。”对此，杨先生指出：“说引力的速度同光速—样，这种观点很难得到证明。引力波的提出也有几十年了，它在宇宙中是否存在，始终没有得到证据。”[⑤]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都曾想通过试验，发现引力波，分析研究它的性质，并进而利用引力波。但杨先生经过—系列的演算[⑥]，证明“不存在单纯的引力波，引力不可能脱离质量和能量而存在，引力波即在能量波中。”[⑦]后来，杨先生还亲口对造访他的中国科学家说：“根据我的理论，你们不可能接收到引力波，有波也不是纯引力波，这种无结果的事可以不做。”[⑧]时至今日，距杨先生的断语已有20余年了，似乎还未听说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和利用引力波的事。 既然不相信引力波的存在，那么人们自然就会问：引力是什么？引力与时间、空间有没有关系，两者间会存在—一种什么关系？杨向老认为，谈及时间和空间时—定要触及引力及能量问题，在能量问题上，首先会遇到爱因斯坦提出的—个有名的能量公式“E＝mc2”的问题。这本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先生也认为它“存在—些问题”，提出了—个E＝（mc）2的能量公式。不料，这个公式一提出，立即遭到物理学界一些朋友的指责，认为它违反了量纲原则。先生则认为，这个公式并不存在量纲问题，它之所以出现了麻烦，是因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划时代的物理大师，他提出的公式不能轻易变。 因引力问题，又引起了有关熵的讨论。许多科学家，包括在近代世界学术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维也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石里克在内，都曾研究过熵。石里克在他的《自然哲学》一书中就曾不止一次谈到熵。但他们并不知道熵的物理实质是什么。由于“不知道（熵）是什么，只就其表象作论，所以出现‘热寂说”，于是有所谓“世界末日”的来临。杨向老指出，这种“就现象论现象永远不得其‘真’，其‘真’就是特自体”。[⑨]为了解答熵是什么，杨向老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理论物理学，70年代中写出《引力和熵》的长篇论文，其英文名字是《Entropy and Graviton》，并印出了征求意见本。在这篇长文中，杨向老认为，引力就是热物理学、热力学和化学上经常表现出来的熵；熵这个概念，无论在热物理学、热力学和化学上都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他强调指出，熵就是引力，就是引力的作用，是惯性质量的引力作用；同样，引力发生的作用也就是熵。概言之： 熵是热物理学中作用质量的引力作用。[⑩] 20世纪80年代初，杨向老去美国访问时，曾把他的这篇论文送给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化学系的—位教授阅看，后来又将论文寄给了哈佛大学、《美国物理季刊》等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多无下文。只有《美国物理季刊》编辑部给先生写了—封比较详细的信，信中说了一些实话，认为先生的理论是理论物理学中的冒险。的确，杨向老的理论，同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同古典物理学、相对物理学的理论全不一样，对这两个物理学中的大权威的学说不信任，有所修订，有所补充，这就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一种冒险，而我们国内的物理学界对这种理论也不承认。对此，杨向老说：“我并不埋怨。因为对任何一种新的理论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他还坚定地表示：“研究学问，干任何一种事业，不会没有冒险，怕冒险就不可能取得成绩，更不会成功。我坚信我的理论一定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果然，90年代初，英国的Howking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也谈起了引力和熵。这使先生“很惊奇”，因为“十年后居然有同路人了，真是道不孤必有邻’了”。[11] 按笔者理解，杨向老关于熵和引力的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 熵是引力作用。引力与能构成空间与时间的基础。引力是惰能，通过速度变化，惰能化为动能，遂成为时间函数，因之而有四维空，时（Space－Time）产生；没有引力、能量就不会有空间，不会有时间。所以空间、时间构成的四维空间，也就是引力与能量的四维空间。在相对论里，总是拿一把尺子度量空间，拿一个钟表计算时间。我说最好把尺子和钟表丢掉，尺子不能代表空间，钟表也不能代表时间，钟表只是记录时间的工具，它本身不是时间。时间是能量，能量越大，时间越长；能量小，时间就短，这在钟表中反映不出来。这里包含的问题很多，相对论中的引力同牛顿定律的引力已经不一样，用牛顿的引力、定律、计算方式来计算相对论的引力、引力场就不适用，这在物理学界已成共识。[12] 尽管如何龄修先生所说：杨向老“熵物理学著作，挑战爱因斯坦的权威理论，则只有等候历史老人的评判”[13]，但杨向老的探索精神和开拓地位在物理学界必将会永垂不朽的。 杨向老还从事量子力学的理论研究。在量子力学中，波粒二重性是先生最感兴趣的问题。德国当代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在1925年曾用矩阵代数来表达他的量子力学原理，次年创立了波动力学，成为上世纪20年代中期科学界划时代的大事，使物理学从经典力学走向一个新的历程。海森堡的量子模型是波粒二重性，但他后来又以为波粒二者不能同时存在，于是使问题复杂起来：他既然认为一个物体不能同时既是波又是粒子，似乎否定了自己的观点。杨向老认为，高速运动中的基本粒子，既是波又是粒子，所以他用12＝2的公式来说明这种双重性的问题，在这个数学表达式中，也用了矩阵代数，并认为在“二元合成”（波粒）的元素中，用矩阵方式也许是适宜的。当然，这个公式还需得到说明。它虽然好像数学上的悖论，但通过说明可以成立。[14] 杨向老还认为：在宇宙中充满了量子，也就充满了熵。熵是引力作用，但它不起“引力”的作用而起“重力”的作用。熵重是构成大块物质的基础，以此在未来的理论物理学中，“量子熵力学”或者是“熵物理学”，应当是其核心内容。这种力学的数学表达式，应当是二进位制。天体或者星球的构成，应当从熵重讲起，而不必在“大爆炸”（bigbang）中去索取什么！[15] 杨向老在数学研究中也有重要建树。他认为：—次幂只能有一个根，但在2的计算中却可以出现无理数及正整数“1”两个根，这种矛盾构成了悖论。然而，这种矛盾能否化解？先生认为，作为数学计算方法之一的二进位制来自于我国古老的文明，它与十进位制的共存，就决定了2必须存在着两个根的矛盾。[16] 杨向老有关自然科学的研究，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重视。1998年，美国ABI（The American Biographical lnstitute，Inc）来信告之，他们推荐先生为“The Prestigious Title Man of The Yearl997”。 三 杨向老在历史学、经学、哲学、红学、小学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略述如下： 先生在历史学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的多年助手吴锐先生曾说，杨向老贡献最大的“还是对上古史的重建”，“杨派上古史是有成立的基础的，它的两大支柱即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这可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谈到上古史的研究，不能不涉及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及杨向老和顾先生的关系。以往学界鉴于顾、杨二老有着学术上的渊源和师生情谊，故把杨向老称作“古史辨派”的—员或“顾派”，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对此，杨向老说：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我过去就是受顾先生的影响才学历史的。当时我非常相信这种学术，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就不相信了，我认为这是今文学派的偏见。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但今文经学派后来演变成疑古派，他们怀疑虞，怀疑夏，对商、周的许多历史也持怀疑态度。这就未免太过火了，玉石俱焚，这样一来，硬把中国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变成两三千年历史，这种看法是武断的、没有根据的。无论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这种理论都是难以成立的。[17]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杨向老以极大的精力重塑上古史。首先，他研究了神守和社稷守的问题。 神守，社稷守是有关中国上古社会实体统治形式的关键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杨向老继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后，发挥了神守，社稷守的理论。他说，上古之天子居山宾天与人间之媒介，这种媒介在古代称之曰神。关于神的观念，春秋时代的孔子虽略知其义，但也不甚清楚了。如大禹会会稽的故事，韩非子说： 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18] 此处“朝诸侯之君”，《国语。鲁语》作“神”，原文是： 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孔子还对什么是“神”作了解释。他说： 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为公侯，皆属于王者。 章太炎先生据此将古代诸侯分为神守之国与守社稷之国，并说古代小诸侯，多神守之国，不设兵卫，周代任宿颛臾等国尚是神国。名山大川所在多有，故周之神国不在少。对此，杨向老发挥说： 依我们的见解，古代诸侯实皆为神国，酋长们住在山下，他们代表人民向上天申请，全叫做神，没有不是神的酋长。[19] 关于夏禹杀防风的事迹，杨向老于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发表《夏本纪及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一文，认为夏族部分人曾南迁到浙江，以致本来在山东的会稽随之而南迁浙，大禹杀防风氏的故事也随之南下，这不仅是一种神话传说，而是有真实意义的历史事实。夏是神稷守，而防风是神守。后来，杨向老在6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八九十年代又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对神守和社稷守作了颇为精彩的论述。 杨向老指出，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属于炎帝系统的姜姓国，齐、许、申、吕虽然在建国规模中比不上黄帝系统的夏、周，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逊于“郁郁乎文哉”的周，或者说，他们的成就是“郁郁乎文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代，楚申文化曾有过辉煌的表现，代表着我国当时的南方文化。楚、申、吕都是曾经称王的国家，它们都是重黎后。[20]重司天属神，后来为申；黎司地属民，后来为吕。于是申为神守国，而春秋时楚之太史都为“申公”或“王子申公”；吕后为社稷守。申司天而吕司地，申司天蓬以圆丘祭上帝，吕司地遂以方丘祭四方。《吕刑》即用以司民者，齐出于吕。[21] 前些年，董楚平先生的《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一书出版。该书对杨向老关于“中国古代史发展及传布的过程”作了具体的阐释和发挥。董先生的大著是从《国语·鲁语下》有关防风氏的叙述，证明了古会稽有三处，以山东为最早，辽西会稽和江南会稽皆从山东迁去。春秋晚期，越国（相传其王室为夏禹后裔）兴起，江南的“会稽”独传于后世，禹杀防风氏的地点也盛传在江南会稽。董先生又依据历史文献，并结合实地考察，对防风氏的得名、形象、居地、事迹，遭遇，一—进行了考辨。杨向老阅后十分欣喜，专门写了一篇《历史与神话交融的防风氏》。他说，他之所以在论文中详细介绍了董先生的新著，是因为在这神话的迷雾中，隐藏着真实的历史。他还指出 “防风国”名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在4000年前，曾经存在着神守国与社稷守国。社稷守即后来的阶级社会国家。而神守国，过去我们只是理论上承认它的存在，自孔子的答问到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如今得到肯定。我在60年前曾经叙述过夏代南迁的史实，后来多次说明神，巫、史的发展过程。而神的时代，即神守国的时代，防风国即神守国，多少年的理论框架，得到董楚平先生的大著而充实起来。[22] 杨向老在有关炎黄文明的探讨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说 我们中华民族常自称是炎黄子孙，久而久之，这“炎”字成了具文，我们似乎已经数典忘祖!其实，这种局面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定型了。他根据一些世谱、牒记、传说，在《史记》中首立《五帝本纪》，断自黄帝，本来来源各异的各民族从此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黄帝一系之下。诚如《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顾颉刚先生在其名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曾列过一个“夏以前的帝王表”，并说，我们看了这个表，可以知道，在许多古史系统中，只有黄帝、尧、舜是不缺席的。再有二人就很难定。一派说这二人是颛顼、炎帝，另一派则说是伏羲、神农。我们看了这个表，又可知道，炎帝这人确是常给人家称道的，但除了《封禅书》以外却再没有把他放入古史系统了。所以然之故，只因为以前说作他的子孙的国家，如申、吕，如齐、许，都早亡了，没有人替他争位了。顾颉刚先生是探讨炎帝文明的第一人，其开创之作1937年发表在《禹贡》半月刊，后来收入《古史辨》第七卷下册的《九州之戎与戎禹》。先生的思路是：九州为“中国”的代称，夏人的祖先禹与九州有极深的关系，而九州最初是戎族的聚居地，故禹又称“戎禹”，那么，向来被视为华文化（黄帝文明）的实际上多为戎文化（炎帝文明）的创造。由戎居之九州，演化而为天下之代称之九州，更演化而为尧之—卜二州；由戎之先人所居之四岳，演化而为平分四方之四岳，更演化而为汉武帝之五岳；为戎之宗神禹，演化而为三代之首君，州与岳随民族之疆域之扩大而扩大，“禹迹”又随州与岳之扩大而扩大：此皆向所视为纯粹之华文化者，而一经探讨，乃胥出于戎文化。且姬、姜者向所视为华族中心者也，禹、稷、伯夷者，向所视为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是则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观者在，岂能牢守春秋时人之成见，蔑视其人为颛蒙寿昧之流乎？夫戎与华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与否乃析分为二，秦汉以来，此界限早泯矣，凡前此所谓戎族俱混合于华族中矣。不幸春秋时人之言垂为经典，后学承风，长施鄙薄，遂使古史真相沉霾百世。爰就九州之戎一事寻索禹之来源，深愿后之人考论华戎毋再牵缠于不平等之眼光也。 顾先生最早注意远古的民族分合，并始终坚持炎、黄不同族，坚持炎是炎，黄是黄，大方向正确。但许多历史学家不是以民族的特征，而是以地域来划分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徐旭生先生《中国古书的传说时代》一书。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我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顾先生的观点，认为姬、姜原不属于一个部落，他们分属两个氏族，各有来源，都是源远流长，各有各的族姓，各有各的图腾崇拜。黄帝、炎帝来源不一，而姬姜两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华夏族诚然是中华民族中最重要的集团，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构成。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在四代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我还说，徐旭生先生在谈及华夏集团时，最初只是把黄帝与姬氏联系起来，关于夏则另立章节，从洪水开始，讲到大禹治水以及其他发明与发现，没有谈夏为什么属于华夏。它与黄帝的关系，与姬周的关系，甚而与姜氏的关系，都未谈起。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捏合成一个集团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华夏族的形成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这样我们才能析源解流，使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各得其解。就黄帝与姬周的关系说，除姬姓外，我认为在图腾崇拜上更可以说明问题。那时的图腾，犹如现在的国旗，炎帝一系是熊，而黄帝一系是龙，炎黄融合以后，出现了《天问》中“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有趣场面。黄帝与夏的关系，夏周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可以从图腾中得到解答。《国语·周语下》说：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比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依也。 郭沫若先生对“我姬氏出自天鼋”的解释是：“天鼋即轩辕也。”我个人认为这的确是最好的解释。出白天鼋即出自轩辕，而轩辕即黄帝，也就是姬氏出自黄帝。而黄帝之称作“轩辕”（天鼋）实在是水族动物龟蛇的崇拜。夏代图腾是玄黾，天、元古音相通。我在金文中认出了这从来没有认出的字。[23] 在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还有—个重要观点不应忽视，那就是有虞氏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杨向老在《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考察了虞、夏两代的世系和当时的生产方式。他认为，有虞氏时代虽然“还是石器时代”，但“已经有了奴隶制的萌芽”，“有关于私有动产的传说”，“在生产上是畜牧业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因此，“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24]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与分期的观点，也是杨向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其内部如何分期，数十年来—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杨向老在《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中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我们通过这些材料可以了解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同时又可了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那么，什么是古代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杨向老认为，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而是以部分代全体，甚或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他还说： 在战国以前，就黄河流域上下游各国的社会结构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对于史料加以严格甄选的话，会发现它们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向前发展的。过去我们对于史料的运用太粗疏了，根据西周某一地区的铜器文字而概括地说明当时所有地区的社会性质；或者是对于某一种材料的时代还弄不清楚，而用以判断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色，这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25] 为了推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杨向老身体力行，他在本文中以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春秋时代的齐国社会，认为齐国根据《周礼》和其他典籍的记载，至少在齐桓公时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由此先生指出，我们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的认识所以统一不起来，往往在于掌握了某一地区某一种材料，就用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他建议，我们应该划分开来研究，要一个地区—个地区地解决问题，认清了齐国，认清了三晋，认清了宋、郑，认清了秦，楚，认清了吴、越，然后再说明哪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才易于获得圆满解决。[26] 杨向老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关键；而要解决西周社会性质首先应当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的问题。先生认为，西周初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统治者和“殷民”的矛盾上，这大批“殷民”是剥削者主要的剥削对象。在《周书》中，千言万语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些“民”的问题，而不是“士”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自西周至春秋，凡是记载中的“民”、“田亡”，“庶人”、“众人”或者是“农人”，全是指当时被剥削的广大农民阶级而言，他们领有一小块土地，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由于压迫奴隶和管理农民的方式不同，西周出现了以“德”为代表的新的社会意识，“德”字在西周是一个新字，它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也是新基础的反映。“德”是用以“和民”的，这“民”也是一种“新民”，“以德和民”是西周以至春秋时代的口号。先生在1980年11月写的《绎史斋学术文集·前言》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仍然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始，除了古文献的材料外，近年来云南的史学工作者在作了傣族田制与农奴制和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后，同样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27]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很多同仁的支持。例如，我的老师、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在60年代初曾对笔者说：“我主张西周是封建领土制社会。”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杨向老认为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二、封建社会成熟期，后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到9世纪）；三、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即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1840-1949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是领主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领主通过公社对农民取得超经济剥削。战国时期以后，地主阶段已经抬头，不过领主的势力并未全肃清。秦与西汉还是领主与地主交哄的时代。王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摧毁了领主阶级，社会向前发展了，中国才走上成熟的封建社会。具体而言，这—时期正是在东汉到北魏时期。先生这些观点同样得到了学界同仁的支持。记得60年代初，商鸿逵先生在讲授《世说新语》时就认为，该书所记载的地主阶级奢侈、腐化的事例，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已走上成熟的封建社会。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是史学界争论激烈的—个问题。杨向老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和其他一些论文中，多次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而言，他不同意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土地国有制一说。杨向老认为，战国以前，我国存在着以井田（村社）为主干的土地国有制；此后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宋以后更成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他还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土地制度方面曾存在过的“种种迷人的假象”，诸如拓跋魏的均田制和唐代均田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拓跋魏的均田制，杨向老指出，“均田令实际是对于无主土地再分配的政策。对于无主土地的分配，并不涉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唐朝的均田制，是唐朝政府为了“搜括脱漏户口和土地，为了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所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况且实践说明“均田并没有按法令贯彻实行，各人各户的土地，许多是本户的原来所有”。杨向老认为，农民为地主干活，实际上就是交纳地租，如果对他们不实行强制，如果农民对于地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是不会干的。所以，“地租表现了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只有结合人身依附关系，才能完整地说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他还说：“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这种垄断的根据是土地私有制。”[28] 杨向老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也是卓著的。如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既是史学大师，也是经学大师。杨向老师从顾门，也把经学研究作为自己的治学重点之—。不过，他在许多问题上对他的老师的观点作了纠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左传》和西汉经学的研究上。《左传》长期以来被清代今文学派刘逢禄、康有为和现代国学大师顾颉刚说成是汉代刘歆等人的“伪造”。杨向老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专门研究《左传》，“看它到底假不假”[29]。1936年，杨向老发表了《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文中详细论述了《左传》的性质，《左传》与《国语》的关系。指出《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与西汉政治紧密相连的。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宗室刘歆建立《春秋左氏传》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乃若静水投物，其波浪经久不息。后《周礼》，《古文尚书》、《毛诗》等真伪问题解决，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棼，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愈坚，一似永无解决之望者。通过深入研讨，杨向老认为，《左传》之书法、解经语、凡例、“君子曰”等均为“《左传》所原有，可成铁案矣”，并非“刘歆之徒所窜加”；再从《左传》和《国语》的体裁、名称分析，“则知二书本非一书分化也”。[30]先生最后的结论是《左传》不是假书，从而为《左传》出了气。论文发表后，受到著名学者莫非斯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精当绝伦”。 杨向老早年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过认真研究，80年代末期又写出了《大—统与儒家思想》一书，详细而又全面地论述了大—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及其发展历程。他指出，《公羊传》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义的种族概念，它定义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大—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和融合都起了无比的好作用。 杨向老撰著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自1945年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始终具有广泛的影响。该书的主旨是：作者不同意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五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中，所提出的“五行相生是刘歆一派的伪造”的观点。本书先从五行说的起源谈起，进而解决了相生相胜两说的先后问题，并对五行说的大师邹衍的五行系统相生相胜的主张进行了辨析。杨向老认为，五行是先秦人士所说的天道运行。战国时代，五行的秩序已经排定，或相生或相胜。因此，五行相生说绝不是刘歆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不过，五行相生和相胜说，确实影响到西汉时代的政治设施，围绕着天人感应学说而谈到“汉历将终”问题，于是野心家王莽利用当时的学术潮流，即西汉经今文学派赐给他的理论便利，以及利用当时的民间迷信，欺骗了汉家的孤儿寡母，并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迅速篡位，建立新朝。由此引起了经今古文之争。晚清的今文家，尤其是康有为，劲说是莽篡和古文经有关，几乎说是古文学派—手所包办。康有为说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无稽的。我们要说，正是今文学说，成为了王莽篡汉的理论武器。 《西汉经学与政治》—书，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思想交流，并由此揭示出公羊学的发展变化。 《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出版后，杨向老将书送给顾颉刚、傅斯年、董作宾先生，得到他们的好评。董先生为此用甲骨文写了一幅对联相赠，其上下联是： 五行推五土中商之卜爰分东南西北 三正宗三王先秦已降乃有亥子丑寅 杨向老在学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编纂了一部400万字的大书——《清儒学案新编》。正如著名思想史家陈祖武先生所说，《清儒学案新编》是杨向老晚年的—部代表著述，也是他留给学术界卷帙最大，内容最多的重要著述。[31] 杨向老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而清儒学术，又是先生用力甚早、甚勤的—个领域。上世纪30年代中叶，杨向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就是《<明史>与<明史稿>对校》，对清修《明史》和《明史稿》进行了对校。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初，杨向老又倾其全力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书，全书论述的都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32]。自然，清代前期的学术演变，亦即清儒的汉学，成为该书论述的一个重点。80年代初，杨向老有感于徐世昌于30年代主编的《清儒学案》实在太简陋，该书虽然作为—代学术史资料长编功不可没，但由于编写者不是学者，既不懂哲学，也不懂训诂、历史和文化，所以该书未为尽善。有鉴于此，杨向老很早就打算重新写—部《清儒学案》。1982年，先生写了—篇文章，提出即将编纂的《清儒学案新编》将以清代学术源流为纲而列出子目，其人或减于前，而文或繁于旧，从而避免“庞杂无类”，起到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作用。[33] 《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于1985年面世，全书8卷出齐已是1994年3月了。第一卷，收录自孙奇逢至李光地等18人的学案；第二卷，收录自陈确至魏禧等18人的学案；第三卷，收录自马辅至李绂等15人的学案；第四卷，收录自庄存与至康有为等11位今文学家的学案；第五卷，收录自江永至孙诒让等11位汉学家的学案；第六卷，收录自邵晋涵至章炳麟等11人的学案；第七卷，收录自朱筠、朱硅至蔡元培、罗振玉、王国维等近代学者共11人的学案；第八卷，收录自王鸿绪到孟森、梁启超共12人的学案。90年代末在编写《杨向奎先生学术研究和著作编年》时，杨向老特意强调说：《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卷和第五卷是全书的核心，“希望读者注意”[34]。这是因为：两卷中所论述的今文学派和汉学派，可以说是清代学术界两大流派，都是主流。“公羊学派”的改革精神，由他们所发挥的公羊学所提倡的民族团结大—统的思想，在我国文化之现代化方面以及国家民族在极度衰危的情况下能够坚挺下来，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中国以前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杨向老在哲学上的贡献也是不可泯灭的。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先生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究哲学，写出了许多诸如《哲学与科学》的著作和有关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些著述中，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线索、“理”的概念、“中庸”思想、儒学、“宋学”和“汉学”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于此，仅举出几点即可窥见杨向老的哲学思想。 中庸思想是我国传统道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当前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先生在《中庸与我国传统道德哲学》[35]一文中论述了中庸思想的源、流及其影响。先生认为，“中庸”思想来源极古，可以追溯到夏代；“中庸”思想属于炎帝体系，而不是黄帝体系。先生指出，子思是在理解了孔子对于“刚健中正”的评价后而撰述《中庸》的。《中庸》之道源自《易经》，它在哲学史上完成了《大易》刚健中正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道德哲学是儒家的“本体论”。本体是恒量，表现在中华民族性格上，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表现在个人身上，它也是完整的中庸之道。两汉以后的经师们也谈“中和”或者“中庸”，但已不是先秦儒家的刚健中正，不免偏离于和。宋代理学家改变了自先秦以来道德方面的命题，他们重视《中庸》，使之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四书》之—，是学者必读书；他们重视中庸在宇宙认识方面的说明，使人间的道德和自然秩序结合在一起，成为新的天人之际。先生强调说，“中庸”绝不是平凡庸俗，它完整的定义应当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高明不会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中庸不会长期稳定而守恒。我们是持之有恒的，所以我们的文明未曾中断，永远向前，这就是“中庸”。 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理”的概念，因学派不同，理解歧异。先生在《哲学与科学》[36]一文中认为，对“理”最适当的解释应是“规范法则”，这“规范法则”在宇宙中维护着自然和谐，在社会上规范着人类行为。在当代物理学的探讨中，专家们发现自然间之四种相互作用力，具有规范的对称法则。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对称法则，虽为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著名科学家所否定，但即使这不完整的对称法则，也是维护宇宙和谐美的主要力量。 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杨向老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和其他有关著述中，论述了儒家的发展阶段及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先生在60年代初指出：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儒家的发展可以分作三个段落：儒家、经学和理学。当然在理学出现后，即使在儒家的范围内也还有反理学、汉学和清代的公羊学，但论其所发生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还是应当以理学为重点。儒家（包含经学、理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我们说它是正统思想，也就指它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思潮，它始终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而起着无比的作用。[37] 到了90年代，先生又指出 儒家是一个开放的学派，他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中。自孔子起，已经把传统的经书纳入儒家的范畴，使这些古籍儒家化，儒家的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浸润到这些古籍内。儒家变成正统思想后，孔子成为圣人，这是绝对权威，教人者以此教，受教者照本受，千百年来很少有异论。儒家本身也没有同步自封，它逐渐地接受了佛家思想、道家思想而形成宋明理学，在思想史上这是儒家最辉煌的时代，它的思想体系、哲学范畴，可以与佛家争，可以与道家辩，而毫无愧色。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中国思想家一向自豪地说：我们是正统文化，可以与任何异文化抗争!儒家的理想是辉煌的，决不狭隘，它没有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要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这是合乎自然的，因为自然界也在有序地发展着，这就是理学家大程一派所歌颂的充满生机的和谐与自然。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凝聚力量，尤其是“公羊派”的大一统思想更起着无比的凝聚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主义者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国人的口诛笔伐。儒家思想使人在衰弱时期，不会失掉信心；在富强时期，也不会得意忘形，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以为证。这就是所谓“平衡”，自然的构造是平衡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宇称守衡”，人类的社会也应当“守衡”，这就是“中庸”。假使我们没有儒学，我们几千年的不断的灿烂文明，可能延续不下来。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也必须以儒家的思想为正统思想，儒学实在不仅属于汉族，也属于少数民族，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核心。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儒家思想也的确起了阻碍作用，所以有“五四”时期的怒吼。但儒家也在发展，它不是一个封闭学派，现在不是有许多新儒家产生吗？虽然我们以为它们不够新，包括大师冯友兰、熊十力先生，我们希望具有更新思想、现代科学思想的大师产生，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异文化的挑战。我们应该发扬和继承墨家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我们相信中华民族有光辉的前途，也相信中华文化在全世界会发挥作用。[38] 乾嘉学派历来是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个重要研究课题。以往学界总是按地域把乾嘉学派分作吴派和皖派，没有触及到该学派的实质。杨向老早在60年代初就提出了将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的主张。先生的《谈乾嘉学派》[39]一文，堪称这方面的杰作。 杨向老在红学研究中，对《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的来源，对丰润和辽东两个曹氏族谱和宗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红楼梦》的作者和家世自解放以来聚讼纷纭，莫衷—是。杨向老自50年代就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写出了多篇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著作。他与吴锐同志合著的《论曹雪芹的原籍与<红楼梦>的作者》一文，可认为是杨向老红学研究的终结。先生在该文中指出：（1）丰润曹家之世系始自宋初武惠曹彬，彬子曹玮之五世孙为丰润曹氏之始祖。而辽东曹谱则漏洞重重，所收仪真曹义一房，丰润曹玺、曹寅—房，曹邦一房，他们各自的谱谍都是真实的，但收录在—起，或者说拼凑在—起，却是不真实的。（2）《红楼梦》中宁荣二府，宁国府代表丰润曹，荣国府代表辽东曹。（3）曹玺、曹寅，曹雪芹一系的原籍，几十年来几经反复，如今肯定是河北丰润。[40]（4）《红楼梦》的创始者为曹渊（方回），增删者为曹沾（雪芹）。先生的结论是：没有曹渊的著作，不会有自传体的《情僧录》；没有曹沾的增删，不会有回目完整、艺术精湛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品《红楼梦》！可以说，没有曹雪芹，就不会有这部照耀世界的名著《红楼梦》。《情僧录》不过是一块顽石，《红楼梦》才是“宝玉”！[41]但原文后段引用“红楼梦”八十回以后文字作证，是不对的，杨先生曾建议删去。[42] 杨向老在文字学上的贡献，也是足以彪炳于史册的。先生在甲骨文和金文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试举几例。一是关于黄帝的来源，上文已述，此处从略。二是对反映西周初年历史事实的几个铜器所作的考证。例如，《天亡簋》和《令彝》中“公明保”久不得正解，使本来已不清楚的西周初年的历史就更为不清楚了。先生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考释该铜器的关键问题是在对“天亡右王”或“天亡尤王”的解释上。他指出，“亡”即“望”，天、大相通，大即太，“天亡’即太公望，亦即太公吕望；“天亡右王”的正确解释就是，太公望之佑武王。《令彝》中的“公明保”，许多学者都解释为周公的儿子，杨向老支持著名学术大师王国维的观点，认定其为周公。再如，商朝武丁时的卜辞习惯用语中有“不 ”三个字，这是自甲骨文字出现以来，聚讼数十年而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三字应是“不玄冥”，即指兆之不昏暗、不模糊。这一解释，得到了著名文史专家郭沫若的赞同：“其言至确”。 杨向奎教授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十分鲜明而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他的墨学研究，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杨向老说，齐鲁大地，古多圣人：孔子是“大成至圣”，孙子是“武圣”，而墨子则是“科圣”，也就是“科学之圣”。墨子在二千多年前，在时空理论、在数学、力学领域，均有极高造诣和伟大的科学成就。杨向老在逐一阐述了这些成就[43]之后说： 西方人艳称古希腊，以为后来西方文明的正统；我们亦艳称先秦时代之百家争鸣，这种争鸣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四大发明，我们的张衡、祖冲之及僧一行不是没有光辉背景的，墨家是这光辉背景中最光辉的一组。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知己知彼，他们并不骄傲，但有自豪感。他们曾经说：“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的确一直到现在，子墨子之言的《墨经》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44] 杨向老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墨学没有中衰，而是像儒学—样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将更为发达；中国甚至也可能会免于近代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悲剧。 杨向老在他60余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生涯中，著述宏富，专著、论文集十余种二十余册，还有大量尚未结集出版的论文，文章，日记等，可渭学识博大精深。浅学如我，实不能识解百之一，兹谨述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大略，切盼学界同仁及后来者学习杨向老的风范和著述，将其学术思想发扬光大。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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