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8日是许师大龄先生诞辰85周年。关于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在2000年11月出版的先生自选《明清史论集》序言中已有介绍，但言犹未尽。今逢诸师友筹划纪念许先生诞辰85周年之时，感师恩之重，忆往事如烟，为文以纪念之。 

一 

    我是1963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就读本科的。那一年北大历史系第一次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专业招生。我在中国史专业。当时中国通史课是分段由几位教师讲授，许先生讲元明清史，每周四学时，授课时间是一学期。那时许先生四十出头，戴一副黑边眼镜，文质彬彬。他讲课极为认真，广征博引，条分缕析，富于启发性，板书也极为工整，便于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大学生学习和记笔记，因此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课间休息时，同学们总是把他围住，提出各种问题。他耐心地回答，笑容可掬。学期中，许先生和我们班一起到清河毛纺厂劳动，与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先生和我都被分在精摘车间。这是毛织品出厂前最后一道工序，即把毛织布上的杂物用镊子一点点摘出，以保证出厂的质量。许先生是高度近视，此活又很费眼力，但在每天的总结会上，师傅总是表扬他摘得干净。许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做任何事情都认真的人。通过这次劳动，许先生和我们班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当年历史系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任课老师每周有一个晚上深入学生宿舍，个别辅导，学生自由参加。许先生总是准时到学生宿舍，一学期下来，从不间断。这个以学生为本的教学传统，今天已经丢失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出现了“大串连”。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比较晚才出去，一出去就直奔昆明，说也巧，第二天在街上遇到了先生。他是在五年级几位学兄的“保驾”下来到昆明的。当天我们一起游览了筇竹寺。筇竹寺是元朝建筑，明朝重建，清朝增置500彩塑罗汉，形态各异，惟妙惟肖。寺院住持得知我们是北大历史系的师生，悄悄为我们打开殿堂，并亲自为我们讲解，许先生边看边听，不时发出赞叹之声。参观后，住持请我们吃了一顿素餐。用餐时许先生谈笑风生，又给我们讲起了南明史。谈到南明永历帝时，他充满了惋惜与同情，而对吴三桂先叛明继叛清，则嗤之以鼻。他说后人说吴三桂“忠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前一句不对，后一句是历史定论。师生在筇竹寺高谈阔论，完全忘记了寺外正在进行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文革”中难忘的一段经历。 

    1968年底，我离开了北大，被分配到兰州军区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后又分配到武威地区深山老林中的一所煤矿职工子弟学校教书。北大依然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不过时间一长，也往往有些感伤：北大，我的母校，你是否还记得在偏远的山区还有我这个不争气的学子?1978年8月，我回北京探亲，也许是“天意”，我又两次见到许先生。第一次是在首都剧场，我去看河北梆子《沙家浜》，散场时遇到许先生，师生相见很是激动，这是我离开北大后第一次遇到北大亲人。见到先生身体健康依然乐观很是高兴。当他得知我与妻子两地分居时，脸上顿时露出了忧郁。由于散戏时间已晚，只得道别。在夜幕中，我目送先生上了公共汽车。第二次是几天以后，我到长安戏院看曲艺，中场休息时又见到先生，他是和系里王晓秋老师带学生来看戏的。他对我十分关爱地说，北大明年招收中国古代史研究生，你可以努力一下，或许可以解决你牛郎织女的问题。他又问了我外语情况，喜欢哪段历史。我回说日语还能拾起来，我妻子经常给我寄日文《北京周报》阅读。如能读研希望读宋史和明清史。这就是我1979年报考研究生的缘起，正是许先生的点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活走向。 

在深山老林之中准备考研相当困难，主要是缺少资料，手头只有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和一套万有文库本《明史纪事本末》，无奈只得通过朋友向兰州大学历史系求助，借来的书多是明清方面的，于是决定报考明清史。考场设在武威市。考后我给许先生写去一封信，一是感谢他的点拨之恩，二是向他报告考试情况。信中说自我感觉日语、古汉语和明清史三科尚好，中国古代史考得极差，考题一共三道，其中一题竟不知如何下笔，几乎是空白。三是估算自己可能与北大无缘了。信发出后，几个月没有回音，我失望了，认为先生不屑于回复了。一天，突然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几天后收到许先生的信，信中祝贺我已被北大录取，他之所以没有给我回信，是因为系里有纪律，招生的导师不得与考生往来和通信。同时告诉我中国通史那道题本身有问题，责任在系里校对不严，所以只以两题计分。一切都清楚了，我当时对先生的失望，真是错怪先生了。 

    我因办理工作移交颇费时日，仅剩四天报到时才返回北京。到家后，妻子告诉我几天前许先生来过家里，还给儿子买了礼物。我当时真的怔住了：自古学生拜老师天经地义，哪有弟子未入门，先生先看学生的!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都难以平静。我为自己能登堂入室成为许先生的弟子而感到自豪。 

二 

    研究生的生活开始了。当时明清史研究生有四人，师兄李广廉本科比我高两班，“文革”中家庭和个人都饱经磨难。他功底扎实，学习刻苦，为人耿直，有学长风范。他和我归许先生指导，研究方向是明史。师弟有李世愉、史志宏，都是自学成才，聪明睿智，由商鸿逵先生指导，研究方向是清史。当时明清史并未完全分家，上课和活动都在一起。同时学习的还有辽宁社科院进修教师张玉兴先生，年龄最大，我们都尊称他为大师兄。当时为我们开课的除许先生外，还有商鸿逵先生、袁良义先生。许先生为我们开两门课，一门是明史专题，一门是中国史料学。上课的除我们五人外，旁听的人很多，记得起来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本系则有青年教员徐凯先生和当时的元史研究生孟凡清和王劲松。许先生讲课像当年一样认真，讲稿厚厚的，每页字迹都很工整，甚至讲课中的插曲，都录写在讲稿中。在通史方面，他要我们读《资治通鉴》；在明史方面，第一年要我们精读《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年根据研究课题读《明实录》和相关文集、笔记和方志。他要求我们读史必须记笔记或写卡片，认为光凭记忆是靠不住的。他很注意培养研究生素质。一次闲谈，他问我看过京剧《五人义》这出戏吗?我说看过，于是侃侃而谈，从历史讲到中国京剧院几位名角演出的盛况。他突然话题一转，问我是否知道明代有出传奇是反映杨继盛与严嵩忠奸斗争的故事。我一下被问住了，回说不知。他笑了起来，告诉我这是后七子王世贞的大作，不应该不知道。接着说，除了史书外，要读一点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书，知识面要宽一点。先生这些话我牢牢记住，后来我指导研究生，就是按照先生的思路要求研究生必须选一些中文系、哲学系和政治学系的课程。 

    许先生家庭条件非常艰难，师母张润英老师患有内风湿病，行动困难，儿子许小立身体也不健康，但他依然乐观地面对工作，上课、指导研究生、写文章，都抓得很紧。我妻子得知张润英老师病情后，打听到黄藤酒对内风湿病有一定疗效。我告诉了许先生。许先生问是否陆游诗中所说的黄藤酒。我说名称相同，但不知此物是否就是彼物。因黄藤产于洪湖，许先生决定亲自去洪湖求药，我和师弟世愉都不放心，想陪同他前往，他谢绝了。我大学时的同学严智泽在部队工作，他托部队一位领导给洪湖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协助。许先生只身赴洪湖，果然带回来了黄藤。谈起这次行程，他有些眉飞色舞，说他是学白娘子为许仙盗来了灵芝。从这件事，我感悟到先生对张润英老师的感情至深，对多灾多难的家庭勇于承担责任。泡制黄藤酒大约需三小时，我主动请战，每月一次。在煎药时，我有时间向许先生请教更多的问题。有几次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次是谈到了系里的老师。他说天有你还记得刚入学时，我带你拜望了三位老师。周一良先生是个厚道之人，他知道我和润英身体不好，每年春节都来我家小坐。他的学问很好，中西兼通，我们这一代人赶不上，你们这一代也不行。邓广铭先生对学生很严，但严师出高徒，实际上他是爱惜人才的。商鸿逵先生知识渊博，而且很有才气，但他的才智被历次政治运动埋没了，现在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回北大不容易，不是仅跟我学习，还要多向他们求教，特别是商先生的课，你要认真听。许先生还向我推荐袁良义先生的课。他说袁先生是很有思想人，由于口吃，一些学生不愿选他的课，其实错了。我回说，袁先生的课，我们师兄弟全选了。大学本科时，没有赶上他开课。袁先生给曹操翻案比郭沫若要早，《论康熙》一文，写得很精彩，本科生时读他的论文，很受启发。先生听我这样讲，连声说好好好。 

    又一次是谈到当时的时髦话题：伯乐和千里马。他坦诚地说，我不是伯乐，你也不是千里马。你未来的前途可能和我差不多，是个教书匠。我现在身体不好，家庭状况你也看到了，我只想做一块“踏脚板”，希望你们师兄弟借助我这块踏脚板，能在学术上跳得比我高比我远。甘做学生的“踏脚板”，这是北大老一辈学者的好传统，现在有个别学者，不是为学生服务，而是让学生为他服务，让学生替自己搜集资料，甚至把学生的成果挂在自己名下，把为师之道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许先生指导研究生除指导读书外，还重视三个环节，一是学术考察，二是拜师求学，三是学术讨论。在读研期间他曾带领我们师兄弟下江南考察，在南京我们参观了明孝陵、徐达墓、常遇春墓、渤泥王墓。在明孝陵，他指着康熙皇帝题字的碑文“治隆唐宋”说，这四个字你们要细心体会。抽空我还陪他去了乌衣巷，明朝野史笔记关于乌衣巷的记载很多，现在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但他仍然兴致很浓，在乌衣巷标志前合影留念。在宁波天一阁访书，我们遇到了张政烺、谢国桢和刘乃和三位前辈，许先生一一给我们介绍。谢国桢先生讲，万斯同明史稿本就藏在这里。于是在天一阁的两天，先生就集中精力翻阅这部书稿。在南京我们住在南京大学，许先生多次请洪焕椿先生来座谈，还请洪先生的研究生每天来交流，我记得来的可能是范金民和张华。回北京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常请名师讲座．许先生要我们去听，傅衣凌先生、谢国桢先生的课我就是在那里上的。许先生还亲自带领我们登门拜访了谢国桢先生，当时陪伴的有谢老弟子商传先生。谢老非常热情，他对晚明史料如数家珍。我毕业论文准备写《晚明东林党议》，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次拜师自然收获良多。当时在商老的提议下，得到许先生的支持，我们明清史研究生还搞起了类似今天沙龙形式的讨论会，地点在商老家中，每周半天，师生促膝而谈，师兄弟争相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其乐也融融。 

    许先生还鼓励我们读研期间发表论文，当时明清史研究生都有论文发表。我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实录不实的一个例证》，许师认为可以发表。这是从师先生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另一篇是《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先生当即说现在不能发表。我问是内容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又追问，他说你没有头脑。原来我写完这篇论文的时候，北京正在筹划阅兵。我说我的文章一与此事无关，二是文章肯定了穆宗阅兵对振兴明朝的作用，退一步说，也无大碍。他说别人怎么看，还是不发的好。所以这篇论文压下几年之后才发表。从这件事我也深深感到，史学时政化对学术的干扰，给老一辈学者心灵留下了多么深的伤痕。 

三 

    毕业后我留校教书。能留在北大教书自然是我一生的幸事，一要感谢许先生的推荐，二要感谢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当时中古史中心刚刚成立，是邓广铭先生要了一个留人名额把我留下。留校面对的第一件事是上课。许先生对我说，在北大上课很重要，如果你一开始把课讲砸了，在师生中就威信扫地，再恢复名声就很难了。他让我先在他给全系中国史研究生开的明史专题课上试讲几节。我认真准备讲稿，他提了不少意见。几次课下来，无不良反映，他非常高兴。第二年，他把本系中国通史元明清部分让我来讲。当时对本科生基础课教学很重视，中国古代史由吴荣曾、祝总斌、吴宗国、许大龄四位资深教师上课。许先生说，现在又给你出考题了，前面三位先生不仅学问功底深厚，而且是讲课的高手，学生先听了他们的课，然后听你的，有比较，还是那句话，不能讲砸了。当时吴宗国先生我比较熟悉，可以向他当面请教。吴荣曾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祝总斌先生当时是系领导，我向听过他们课的学生打听，学习他们的讲课长处。其实吴、祝两位先生待人相当谦和，极愿提携后进，后来他们在治学方面都给我很大帮助。我写的《中国古代官制》一书，就是他向任继愈先生推荐的，最后也是他给审定的。正是在这些先生的帮助下，讲课算是过关了，以后许先生就把他的讲课任务逐渐移交给我。今年我将退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近三十年，在课堂教学方西，学生谨守师训，不敢苟且。 

    在做学问方面，许先生经常叮嘱我要谦虚谨慎，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更应该尊重，不要有霸气。我的硕士论文于1987年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许先生写了序言。序言的结尾写道：“东林党议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王天有同志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于进一步开展百家争鸣，这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看法是否有所偏颇，所引用史料是否翔实贴切，还需要深入讨论，多吸收专家同志们的意见，特别是多听取不同意见，以求正确结论，这也是我们所殷盼的。”既有鼓励，也有告诫。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感到许先生后半部分话的意义。前几年一个学术刊物搞纪念活动，约我写一篇文章笔会，我就以东林研究情况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是对我论文中偏颇之处的自我批评。遗憾的是后来发表时，编辑把这段给删除了，也许编辑考虑此段与笔会主题无关，也许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只是我失去了一次表明心迹的机会。学术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争鸣，应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可自以为是。文章固然要为时所著，但学术的价值却在久远。做人也是这样，不要追求一时名噪，满招损，谦受益。先生的告诫，我终生受用。 

当时还和许先生合作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和许先生一起主持点校《国朝典故》。这是明邓士龙所辑的丛书。全书110卷，收明朝典籍64种，字数150余万字。这是谢国桢先生提议，由北大出版社组织的项目。对一部丛书进行点校这是第一次，应该说也是尝试。具体点校由我和他当时的研究生负责。记得有赵子富、伍跃、万明、王硕、高寿仙、陈杰等人。一次他看了我点校的《世宗实录》，感慨地说如果《明实录》能出点校本就好了。看来先生早有标点《明实录》想法，但在当时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也许他让我们点校《国朝典故》是一次操兵。应该说现在标点《明实录》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缺少的是像许先生这样领军的人物。 

第二件事是和许先生一起主持编写的通俗读物《明朝十六帝》。当时故宫博物院刘北汜先生向许先生建议写一本有关明朝皇帝的书，他认为了解一个王朝的历史还是从皇帝着手为好。我当时作为许先生的助手往来于两位先生之间，很快达成默契。许先生对我说，学者写点普及读物是件好事，吴晗先生当年就是这样做的。于是我约了师兄李广廉和当时许先生的研究生赵子富、谭天星、万明等人，还请毛佩琦和其他几位先生参加，共同编写。在写作过程中，他曾对我说，评价历史上的皇帝务求允当，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即使是明朝后期的皇帝也是这样。看来他并不认为明朝后期是一片黑暗。序言最初是我写的，许先生看了不满意，认为太“学究气”了，于是他亲自动手修改。书出版后，反映不错。应该说这是“文革”后第一部写明朝皇帝的专书。 

    从1992年开始，我担任了系里行政工作，许先生家我去的相对少了，我知道先生身体每况愈下，家境更加艰难，忧心忡忡。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几个人。一是张帆先生，许先生晚年他照顾最多。他现在是历史系教授，主攻元史，当年读博士生隶许先生名下，协助许先生指导的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高华先生和北大历史系余大钧教授。后来余大钧教授患重病，他也照料得非常周到。在这方面，堪称楷模。许先生自选论文集的编辑工作，他出力最多。二是我的研究生周致元，他现在是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读研的三年中，他代替我为张润英老师煎药，甚至寒暑假，也要提前把药煎好，我非常感谢他。历史系全体行政人员对先生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许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北大，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也得到人间最真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