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许大龄先生，四川省屏山县人，1922年12月18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吉祥街。1996年12月15日8时54分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74岁。

许大龄先生的祖父以经商为业。父亲许仲云一名汉新，毕业于成都法政学堂，曾在成都地方法院和重庆四川高等法院任职，后至北京任地方法院检察官，1945年以后因病家居。许大龄先生幼时在成都读小学，1931年随父至北京，继续读完小学，旋即进入辅仁中学就读。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4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曾受业于陈垣、张星烺、柴德赓等名师，在史学研究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当年曾于北京志成中学和盛新女中短期任教，10月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文科研究院历史专业攻读研究生，导师为邓之诚先生。这一阶段，对他在学术上影响较大的学者，除邓之诚先生外，还有齐思和和聂崇岐两位先生，早在辅仁读大学后期，他就通过伯父的介绍拜谒了当时任教于中国大学的齐思和先生，旁听齐先生所开设的《现代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并就一些西方史学理论问题向齐先生求教。进入燕大后，复结识并问学于聂崇岐先生，颇受聂先生的奖掖。1947年夏研究生毕业，以《清代捐纳制度》一文获文科硕士学位，此后一度至天津耀华中学任教，很快又返回北京，经齐思和先生介绍受聘为中国大学历史系讲师。1948年，受赴美国访学的聂崇岐先生推荐，回燕大代替聂先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遂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建国之初，许大龄先生仍留在燕大任教。1951年5月至l0月，被派赴四川绵阳县青义乡平政村参加土改工作，编在西南土改工作团川西分团第七组。在此前后还曾担任燕京大学铨叙委员会和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历史系并入北京大学，此后许大龄先生即长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教。中1958年8月至1959年2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建国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处于盛年的许大龄先生勤奋工作，在教学、科研上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教学方面，他长年担任基础课“中国通史”的教学，主讲元明清部分。另外，还讲授过历史教学法、历史唯物论、史料学、世界通史、秦汉史、中国断代史专题讨论等多门课程。科研方面，他参加了《中国史纲要》、《北京史》等集体项目的撰写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专业研究主要集中于明史领域，在明代经济史、明代北京史、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方面用力尤深，深入钻研史籍，摘录了大量卡片，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960年，许大龄先生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并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一职。 

文革爆发后，北大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陷于停顿，许大龄先生也受到运动的冲击，不再担任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但在“文革”前期的混乱局面中，他还是在有关方面组织下尽可能地参与了一些与学术有关的工作。其中包括1967年6月到1968年3月调至中华书局参加点校《明史》；1969年11月到1971年8月调至定陵博物馆指导陈列工作；1971年9月到1972年4月调至北京市园林局编写园林介绍材料，等等。 

1976年文革结束，北大教学秩序开始恢复正常，许大龄先生重新投入到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当中。他连续开设了《中国通史》、《明清史专题》、《明清经济史研究》、《明清史料目录》等一系列课程，参加六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的编撰工作，主编第六册明清部分，并指导了多名明史方向的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与此同时，他将研究重点逐渐转到明代政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上，发表了一批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83年他晋升为教授，1986年又被评定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并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6年还曾一度到新加坡访问讲学，正当许大龄先生步入自己学术生涯收获阶段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却日趋下降。他在年轻时体质就较弱，到老年患有高血压、前列腺增生等多种疾病，至80年代后期日常行动逐渐困难。尽管如此，他仍然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克服身体的不适，坚持在家里看书研究，并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晚年对明代法制史予以较多注意，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材料，但终因身体条件所限未能完成具体的研究成果，1991年以后，许大龄先生的前列腺疾病更加恶化，曾长期住院治疗，病情几度反复，最后终于不治而与世长辞。 

许大龄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领域的研究上有很深造诣，治学态度严谨，史料功底扎实，孜孜以求，勤于思考，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在清史方面的的代表作是长达十万言的《清代捐纳制度》。捐纳指富民向王朝输纳财、物，王朝授其官职作为报偿，自古有之，但只是到清朝才演变为长期执行的一整套制度。由于此制流弊多端，并非美政，一向招人非议，故清朝官书如《会典》等亦讳言其事，不立专条。《清代捐纳制度》一书在搜集并深入钻研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从沿革、组织、影响三方面对清朝捐纳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沿革篇分概述、开创期、因袭期上、因袭期下、泛滥期五章，组织篇分暂行事例与现行常例、银数、铨法三章，影响篇分康熙开捐之反动、捐纳之弊、停捐策略三章，各章还附有大量统计表，一代之制，粲然毕备。该书的研究成果以其科学性、创见性及材料翔实深受学术界好评，195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在北京出版，以后又在海外一再重印，在清代制度、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建国以后，许大龄先生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到明史领域，在明代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地主阶级问题、政治制度、东林党议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见解。《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载《北京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四期是许大龄五十年代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这篇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探索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在当时学术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产生很大影响。此后，1959年发表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M959年第四期，通过许多零散材料的排比，系统地论述了明代北京地区的经济情况。1987年连载于《文史知识》四到九期的长文《明朝的官制》·，内容详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对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同年为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一书所作序言，不仅就明朝后期政治形势和东林党人的活动进行了论述，而且对明朝历史分期发表了重要看法，提出将明朝全部历史分为开创、腐化、整顿、衰蔽四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由于上述成就，许大龄先生在文革以后被推举为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北京历史学会理事、北京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副会长。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明史部分副主编，并亲自撰写了作为明朝历史概述的“明”这一条目。他还担任《中国文明史》中国经济史学科主编，主持《国朝典故》丛书的点校，参与《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的编辑与撰稿。 

许大龄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教学工作，开设过大量课程。他在教学上坚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很多课程虽然已有多年讲授的经验，但每次上课都要认真准备，不断地以自己和中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实教学内容，讲授既有深度，又有新意，深受学生欢迎。许多文革的北大学生，在二三十年之后仍对许大龄先生的授课留有深刻印象。60年代，他结合教学实践，参与了北大历史系《中国史纲要》一书的编写，负责书中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部分的执笔工作。该书曾被教育部门向全国大学推荐为教材，并荣获1981年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多次重印。即使到晚年身体多病的情况下，他仍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严格要求，悉心指导，循循善诱，为明清史研究领域培育出很多人材，为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大龄先生自幼受到过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毕生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辛勤耕耘，成绩斐然。他为人正直坦率，忠厚谦和，胸襟开朗，淡泊名利，诲人不倦，提携后学，体现出高尚的品格，深受同事和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只是因受到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再加上晚年身体状况下降、病魔缠身，以至他在学术研究上积蓄的才华和能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如此，许大龄先生的人品、学问、贡献，将永远为后世铭记。 

资料来源：《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