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4日晚10时许，谢国桢先生与世长辞了。谢老因患胆道结石，卧床已经数月。高龄患此重症，谢老的身体急遽地衰弱下来。8月20日，当我从南方返京后去医院看望他时，尽管那时他病情平稳，体温正常，但我所看到的谢老，不再象昔日那样精神矍铄、谈锋劲键。我仿佛觉得，他的丰腴的身体都缩小了许多，轻声缓语，与从前判若两人。我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谢老念念在心、几次提到的只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健康的关怀，使他得到了最好的治疗。我知道，谢老曾兴致勃勃地准备参加在厦门召开的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由于他未能成行，我本想比较详细地向他介绍大会的盛况。但是，他似乎已匀不出多余的精力来顾及这件事了。所以我除了转达傅衣凌先生的问候外，对大会便没有再涉及。看到谢老健康的这种状况，我的心中充满了哀伤。我总期待着谢老能跟以往一样化险为夷，而不幸的是，这次探望竟然成了我见到这位可敬的老学者的最后一面。 我认识谢老，是在1958年我刚到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从那时到谢老去世，整二十四年。把这二十四年分为两半，前十二年我和谢老接触不多。一开始谢老还按照传统习惯，称我为“何先生”。我委婉地请他喊我的名字。谢老立即接受我的意见，改喊我“小何”，后来又喊我“老何”。这件小事说明谢老为人是平易的，不难接近。但是，我们之间年龄、地位等等的不同，毕竟造成了我们相互关系的隔膜；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要打破它。所以除了所内的共同活动，我只偶尔向谢老请教过一些问题。 文化革命十年中种种共同的患难，填平了谢老与中、青年职工之间某种无形的鸿沟。所内同志们公认，近十多年来谢老在思想上、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主动、热情、广泛地向中、青年靠拢，接触面显著扩大。他真正生活在职工群众中了。我们也开始频繁地去他家里看望他。有时我们怕过分打扰他，有意把隔时间拉成一个月或更长一点，他就会念叨起来：某某人怎么好久没有到我这里来了？或某某人我好久没有同他谈话了。接着他就会捎信或面嘱去他家里。我们在一起谈业务上的问题听他讲学术界掌故，从中获得许多具体知识。有时候，他还就一些个人事务征询我们的意见。记得有一次他说起他身后要捐赠自己的藏书，有几家图书馆都想要，让我替他参谋。我说，我是历史所的人，理应建议捐赠本所图书室，但实事求是地说，所里书库拥挤，设备缺乏，对保管不利；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保管条件比本所优越，而且服务热情，图书利用率较高，我认为捐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最好。谢老听了，频频点头。后来他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把书捐赠给了本所图书室，但他告诉我他是郑重地考虑过我的意见的。在同谢老接近的过程中，我更加经常地向他请教，把我写的一些稿子拿去请他指正。谢老审读的很仔细，每篇稿子都写下一、两页纸的意见，有批评，有商榷，也有鼓励，并且着重指出史实上的错误和遗漏，列举进一步阅读的书目。由于高龄，前几年所领导叮嘱谢老平时不要来所，有事派车去接。但他坚持每周步行到所一、二次，参加活动，看看大家。看到他拄着手杖、拎着书包踽踽而行，那情景确实是很感人的。谢老藏书很富，尤多明清稗乘。1979年，我们创办《清史资料》，惨淡经营之际，谢老给了我们以最热情有力的支持。第一辑上刊载的，大半为谢老珍藏的篇什。这一辑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六千多册书，迅速销售一空。谢老还主动把自己的藏书介绍和出借给我们阅读，新自动手或从旁指点我们搬动书堆，检出所需要的书来。据我所知，许多其他单位的同志也从他那里借书看。谢老反复强调，同中、青年朋友的交往，给他高龄时期的生活注入了活力，他自己也越活越年青了。这些事实，确实反映了年逾古稀以后谢老的风貌。 谢老是国内有数的古籍版本、目录学专家和明清史专家。就清史而论，自清朝的封建史家以后，中国清史学科的发展，已经历过三、四代。孟森、朱希祖、萧一山[①]、邓之诚等各们先生属于第一代的清史学家。他们中除萧一山先生外，并不专治清史，而且治学方法不尽相同，成就也各不一；但他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在清史方面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有的是影响很大的著作，如孟森的《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明清史论著集刊》、朱希祖的《明季史料题跋》，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清代史》，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两千年史》（第五卷明清史）等等。商鸿逵、王锺翰、莫东寅等各位先生是第二代的清史学家。他们在解放前已开始对清史的研究。他们正当中年的时候，全国解放创造了适当的政治、思想条件，使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探索为他们的前辈史家所忽视的社会经济史、阶级斗争史等领域，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研究农民战争中的问题。王锺翰先生的《清史杂考》（首二篇）、莫东寅先生的《满族史论丛》和他们三位先生的一些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郑天挺先生、谢国桢先生从年龄和治学两方面说，是第一、二代清史学家之间承先启后的学者。他们继承了以往的成就，又学习和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们的著作已具有新的内容、新的面貌，如郑老的《探微集》、《清史简述》，谢老的《明末清初的学风》、《南明史略》和他们的一些论文，在从一种旧史观过渡到科学的唯物史观，以指导清史研究的过程中，是有筚路蓝缕的功绩，对后来的清史研究工作者富于启迪作用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相继谢世，结束了清史学科发展的一页。他们的死是清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清史资料汗牛充栋。任何勤奋的清史研究工作者穷毕生之力，都只能研读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历史研究的本身，则要求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来，这个矛盾只有在研究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机器工业”时代才能解决，即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大协作并运用电脑等一系列先进技术设备才能解决。但是，任何诚实的学者都不能在史料的运用上任意取舍。在研究的“个体小手工业”时代，前辈学者被迫探索用自己的方法，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以完善自己的研究。于是在这方面也就留下了不同的传统：一种是以孟森先生为代表的传统，主要是精读“正史”，分析、比较正史的记载；一咱是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的传统，物别重视野史笔记稗乘所提供的史实；还有第三种传统，即主要利用档案、契约文书等研究清史，如李光涛先生等人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当然这样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但他们在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所表现的不同倾向，则是很明显的。 谢老是继承朱希祖先生的传统的。他充分估计到了野史笔记稗乘的罗料价值。他写道：“我们研究明清以及近代史迹，从这些野史稗乘的记载中，可以揭露历史上各方面的情况，丰富历史的内容。这种资料的价值，也就如研究殷商时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历史之有铜器铭文，研究两汉之有西北出土的简牍和汉代古画，有同等的重要性。”连野史中“不可尽凭”的事实，他也给予了肯定。他说：“明清时代的只学界黄宗羲、全祖望也说过：‘野史不可尽凭。’可是没有说过‘不足为凭’，同时笔记稗乘是出于每个朝代作者之手（当然有许多是出于统治阶级士大夫之手的），它涉及了社会情况的各方面。统治阶级所谓‘不可尽凭’的事实，安知不是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恶浊的一方面？所以越到现在，野史稗乘越为人们所注意。”[②]这些估计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的，但却突出表现了谢老重视野史笔记稗乘的程度。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在野史稗乘之林中发掘、爬梳、整理、研究，终于获得了累累的史学硕果。 目录学是谢老毕生治学的着力点之一。他广搜博览，写成了一系列有关明清史籍的目录学著作。他年青时就写出《清开国史料考》，著录已知和未见清开国史料约二百三十种（中外近人著作除外）。自《清开国史料考》刊成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研究清开国史所使用的资料，很少越出《清开中史料考》的范围。这一事实反映了谢老这部著作的功力。后来，他又有《明清笔记谈丛》、《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等相继问世。在他年已垂暮时，他仍然风尘仆仆，带领助手和学生两下江南等地访书，写成《江浙访书记》约三十万字。 《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是谢老对明清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它的出版，为谢老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一煌煌巨制，著录各种有关明末清初史事的书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标举其书名，确定其作者，罗列其版本，开载其庋藏，说明其内容，疏证其源流，辩别其异同，评价其价值。凡研究明末清禄的党社活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史学的灵魂，而目录学知识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钥匙。掌握包括目录学知识在内的钥匙，就可以打开史学的大门，通向广阔无垠的史学领域。柳亚子先生誉《晚明史籍考》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③]。柳亚子先生这句话是从研究南明历史的角度说的。柳亚子先生当然知道，这部书不限于研究南明历史。所以他又说：“全书史料，虽多不涉于南明；但谈南明史料，亦不能外此书而旁求其锁钥矣。”[④]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晚明史籍考》和《清开国史料考》合在一起，在数十年中引导和帮助了每一位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史学工作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不会失去这种作用和价值。 任道斌同志作谢老的著作年表。从谢老的著作年表可以看出，他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和阶级斗争方面，他的论著有《明季奴变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南明史略》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等论文多篇；一是学术文化方面，他的论著有《彭茗斋著述考》、《张南垣父子事辑》、《顾亭林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丛书刊刻源流考》、《清初东北流人考》、《陈则震事辑》、《平景孙事辑》、《明末清初的学风》等多种。其中有传统的研究题目，但是，更多的题目是创新。 特别应该指出，1925年，谢老二十五岁时就写作了《明季奴变考》，研究阶级斗争领域的问题。谢老指出，“奴变一事是在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他坚持认为，“明季奴变有索卖身契，和只许一代相统的事，这显然含 有民族阶级运动的意味在内。”[⑤]这就对奴变的地位和性质做了一个初步的科学的规定。这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他在文章中分析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认为这是元代蒙古族奴隶制度的影响。谢老问道，“蓄奴在民间既成了风气，为什么吴中为胜，而北方反少呢？”他又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分析和解答，认为：“社会上发生了奇异的状况，那于社会经济的背境，有必要的关系。”[⑥]他在文章中分门别类地叙述了奴变的种种历史事实。《明季奴变考》说明，谢老对阶级斗争论的认识尽管是不深刻的，不彻底的，甚至有错误，但他毕竟是国内较早用这样的眼光去观察和研究被压迫阶级斗争历史的学者之一。通过对明季奴变的研究，谢老体会到，“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我们细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获，所以古代的风俗，和社会的情状，常常在极小的地方可以发见。吾盼吾国的历史学家，在‘高皇典同‘的地方，固可以注意；但是社会上琐屑的地方何妨拿一点比较，和整理的方法，研究一下呢！”[⑦]谢老这个体会非常重要。他呼吁历史家不仅要注意庙堂，而且在天空社会。这是一种带方向性的意见。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青年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治史的旨趣和识见。他的这篇著作对后来的学者是有影响的。我们不太费力就可以找到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同一历史问题时受谢老启发的痕迹。我们也可以发现，谢老本人从这里出发，能向解放后研究明末清初农民革命斗争史的更广阔的道路。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等著作，都各分析和描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是谢老以前和与他同时的学者研究过的题目。但谢老撰写这部著作有更明确的目的。他说：“我写这篇文字的宗旨：因我昔年，读全谢山《鲒琦亭集》，我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⑧]因此，谢老这部十三万字的著作，详尽地分析了党社运动的因果，叙述了各地澡社活动的历史情况，着重表彰了正直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对黑暗的封建势力的抗争，以及“他们会文的事情，一变而为革命的豪举”[⑨]，即社会名流勇敢、壮烈地抗清活动。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鲁迅先生指出：“谢国桢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⑩]《清初东北流人考》是谢老以前的学者未曾措意的问题。谢老钩玄发微，揭露了清初许多淹没不彰的实行残酷思想统治的历史事实，论述了当时许多谪东北的地主文人对发展东北文化事业的作用。范文澜同志对谢老这本书研究了人们所忽视的方面的做法，给了肯定的评价。范老说：“这本小册子，能说明清初统治者所施行统治人民思想的政策，大兴文字狱的一个侧面。”[11]谢老研究彭孙贻、张涟、陈梦雷、平步青等的篇章，也是填补历史研究空白的著作。 《南明史略》出版后，曾招致比较激烈的批评。这是不奇怪的。传统对人的束缚是很顽强的。旧史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一本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引起批评和争议，是好事，不是坏事。谦虚的作者只会从中得到启发和鼓励，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谢老这本著作的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于“把南明的历史作了简单平实的介绍和评价”[12]。简单平实，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东西，把棼如乱丝的抗清斗争历史，整理得有条不紊，做出完整的介绍；这就决定了这本书的生命力。明显的事实是，二十五年来没有任何一本新的南明史出版，以取代这本书。出版家通知谢老，把这本书修改一下，重版印行。这不是证明《南明史略》既从批评中得到了进步，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吗？ 至于谢老在搜集和保存明清史籍、汉魏拓片方面的成绩，更是人所共知的。谢老一生纂辑资料（包括丛书）多种，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收明代边防史乘十二种）、《清初史料四种》（收清朝开国史料四种）、《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收明清笔记稗乘十种）、《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同他的史学论著比较起来，纂辑资料已是他治史的余事了。 谢老在世时，曾就他自己的治学方法做过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包括三个重点。一是治史应有灵魂。他说：“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它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总的说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历史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具体事实作具体分析。”二是论从史出，要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加以考证和鉴别。他说：“又因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就要有一套研究的程序和方法，‘论从史出’，掌握了足够而可靠的资料和证据，然后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所谓研究的程序和方法，首先要具备某些历史学的基本常识，所谓‘胸有成竹’，然后才能识竹，这样才能具有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鉴别辑佚和辩伪的功夫。也就是说，对于史料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出正确的结论，才可提供给史学界探讨。”三是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研究资料，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他说：“我认为光是运用这引起形式逻辑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还要采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古人说得好：‘读书得间’，就是从空隙中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读正史外，还要从稗官野史中搜集资料从事订补考证，这犹如阳光从树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驳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观的现象，从而得出这些事实的一个侧而，然后取得内在的联系，积累了许多的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13] 这个概括是符合谢老的史学实践的。他一贯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可靠的史实中得出结论。他重视研究历史的社会意义；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又力求遵循这一理论的指导。他自己这样做，并用这样的治学方法和路线教育他的学生。据我所知，谢老认为，当世的史学家们在研究和表彰明末清初的杰出学者方以智方面，是有重大贡献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切实的论述，以至改铸了古人的面貌。因此，谢老力主他的研究生任道斌以方以智为研究专题，从纂辑《方以智年谱》入手，研究方以智的毕生活动，在这个基础上，一分为二地分析方以智的表现、成就和局限性，给以符合其本来面目的历史评价。这样一整套做法，反映了谢老治学方法上的特点。 从表面看来，谢老给自己做的概括似乎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但是，认真地实行他的概括中的三个要点，却并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在某一点或某些点上犯错误。我们中年的、还有青年的史学工作者可能犯急性病，在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和论据时，就轻率地下结论，甚至满足于从一些二手材料引出结论，我们也可能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把考证当成整个史学，以弄清事实为满足，或者以搞繁琐考证而自得其乐；我们又容易颠倒认识路线，喜欢闭门造车，在脑子里构成‘体系’，找几条史料加以填塞，以搞出似是而非的体系沾沾自喜。我们由于理论学习不够，知识面不广，研究工作经验不足，而又急于求成，很容易犯这些错误。所以我觉得，读读谢老的这个概括，对我们还是有启发。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4]用这根尺子衡量谢老在学术活动中的成绩，谢老提供了很多他的前辈没有提供的新的东西，在这点上他是无愧于他高龄的一生的。一个人总有他的错误、缺点和不足的方面。谢老在学术上的表现也是这样，造成这些错误、缺点和不足，既有个人作风不够细致等等纯粹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限制。谢老毕竟是一位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不能不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领会和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任务不能不更艰巨、更困难。我们要采取历史主义态度，“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5]而且这些错误、缺点和不足的方面，也是完全不能掩盖谢老通过兢兢业业的劳动所取得的成就的。 解放三十多年来，谢老勤勤垦垦、老老实实地工作，有劳无怨，服从党的领导和组织的安排，从不以专家、学者的身份骄人。他在晚年经常解剖自己。他几次主动地同中、青年人讲述自己的历史，分析政治经历上的曲折，总结个人的经验、教训。他公开发表文章，指出自己“为了挣扎、要强、争面子，养成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而做了些争名逐利的事情，甚至犯了很大的错误”[16]。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谢老能够这样自觉地、勇敢地解剖自己，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它突出地表现了谢老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 谢老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他治史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能随时代前进，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1925年，他写作《明季奴变考》，显然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的影响。解放后，他也能比较自然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新著出版，除赠给专家、学者、老朋友外，也分送中、青年朋友，征求意见。每次他都在扉页上亲笔题字，以示郑重。旧著重版前，更广泛、诚恳地征求意见。前两年，上海准备重印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我告诉他，我在使用这本书时，发现几处标点错误和理解错误，过几天我写出来给他送去。这本是一件小事。不料第二天他竞拄着手杖到所里找我来了。可见他是多么认真。在他身上，没有那种一字千金的派头。他的文稿有时也拿给我们提意见，甚至要我们动笔修改。他为自己的许多论著写的前言、后记，对了解谢老的治学态度是很有用的材料。敝帚自珍，几乎是人皆不免的。他写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后记，也表现了这样的思想情绪。但他仍对自己这部重要的著作做了批判性的分析。他说：“这是我三十多年前的一部旧稿，……强调了清初得罪清廷遭文字狱充军谪戍到东北去的地主文人、知识分子，对于开发东北学术文化事业上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或者写少了劳动人民，对于他们‘走关东’发展农工商业，繁荣社会经济的伟绩，写的不够全面，颇不满意。”[17]这种分析说明，谢老在学术上对自己做过的工作是不满足的，他既有对历史问题的新认识，就又对自己的旧著提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要求。 他在《我的治学经历》中对自己的学术活动做了更严格的剖析。他一开头就说自己“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18]。谢老曾以刊登这篇文章的《书林》杂志相赠。我初读这一段时，就对谢老在谈论自己时的严格和直率感到吃惊。全篇平实无华地讲述了他自己治学的历程。尽管他著作宏富，声名显著，但他没有把自己写成不平凡的人物，相反，普普通通，接受师长的教诲，努力工作，挤时间读书。这样一种描述使人倍感亲切。现在谢老离开了我们，我重新展读这篇文章，止不住潸然泪下。我深感《我的治学经历》是这位老学者遗留给后人的一面镜子。我们完全可以经常拿它照照自己，发现、从而掸试掉我们身上的很多脏东西。 谢老是一位异常勤奋的学者。他有一种奋斗精神。他说：“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斗，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他又说：“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19]所以，他治史，如同一位辛勤的农民治陇亩一样，躬耕不辍，死而后已。他不断地读书，积累素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表新作；至于旧著，则利用再版的机会，反复修订，使内容有所改进，或具有新的面貌。这样做是符合科学本身发展的规律的。谢老晚年经常要接待许多的来访。我们到他家去，常常碰到外单位的、外地的、甚至个别外籍的同行或其他人员同时来访，联系业务，询问问题。这是他的社会工作和业务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工作耗费了他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从来没有抱怨，没有试图限制。尽管如此，他还是抓紧时间，伏案写作。他晚年写的仅《江浙访书记》一种，即洋洋洒洒，约三十万言，可见他的工作量之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没有这种精神，谢老不会取得他已有的那种成就。今年五月，谢老入院治疗前夕，本室陈祖武同志去探望他。他正在校看稿件。祖武同志见谢老两足浮肿，关切地劝他休息。谢老指着案头积稿，连声说：“我不能休息，我不能休息。人民出版社正等着要看稿子呢！”谢老可算是战斗到最后一刻。这是何等地感人肺腑！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谢老以新版《增订晚明史籍考》一册相赠，并题句道：“时同客首都，共砚春明。文章何堪与世争，胸怀辽阔自峥嵘；不求秦宓虚谭论，俯首工农作老兵。”这首诗是谢老后半生的自我写照。短短四句，写出了谢老谦虚的性格，宽广的胸怀，求实的精神，学习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志向。谢老可谓善于总结自己。他把这首诗题写在一些给中、青年朋友的赠书上，以此勉励后学。他的用意是深长的。这里面凝聚着一位毕生致力于史学事业的老学者对后继者的殷切的期望。也可以说，这是谢老留给我们的一份遗嘱吧。 谢老逝世了。他再也看不到我们的《清史论丛》、《清史资料》了，再也看不到我们的工作了！但是，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我们要学习他的长处，努力工作，为推进清史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对谢老的最好的悼念。 1982年10月3日谢老逝世一周月之际属草，同月28日改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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