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号刚主，1901年4月出生于河南安阳，1982年9月4日病逝。我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及版本、目录学专家。

谢国桢生长在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从祖母诵学《诗经》、《唐诗三百首》等，稍长从家庭塾师学习。1919年春，18岁的谢国桢与胞弟从家乡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汇文学校大学预科。连续三年报考北京大学文科，未中。后承吴北江（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之子）教督，学习古文诗词，并兼做家庭教师，半教半读。1925年夏，谢国桢以头名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教诲、指导下从事史学研究，对明清史和目录学用力尤多。同学有刘盼遂、吴其昌、刘节、王力、徐中舒等。清华园的学习，对其一生教学与科研影响极大。其间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明季奴变考》一文。 

1926年谢国桢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列名第一。之后随梁启超先生到天津，于其家教授梁氏子女读书。次年，经梁启超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任中文教师。梁启超逝世后，谢国桢到北京图书馆担任编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先后与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谭其骧等同馆共事，长达十余年。前在梁启超家中之时，他曾在梁指导下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搜集明清之际的资料，饱览了“饮冰室”藏书，并经梁启超介绍，披阅了朱希祖、伦明、傅增湘等名家藏书。到北京图书馆后，不仅大量阅读馆藏及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等处藏书，还南下江浙，北上大连、沈阳，甚至东渡日本访求书籍，“凡历公私藏书之所约十余处，费时阅四年”，上海函芬楼及一些私人藏书处，都留下了他的寻书足迹。在此基础上，终于1931年完成了80万字的《晚明史籍考》20卷，1933年由北京图书馆铅印出版。 

1932年，谢国桢经胡适、傅斯年介绍，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专任教师。还在北京北海琼岛之滨时，谢国桢已着手收集明季党争和社盟的材料，在南京期间，教课之余著成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1933年中央大学介绍谢国桢到河南大学任教，谢虽未去，但答应协助河南大学方面编纂《河南通志》，因之返回北京图书馆供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谢国桢来到长沙，于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供职。1938年春，应中华文化基金会之邀，回北平典守北平图书馆的金石图书。此前谢氏还曾为中日庚款基金委员会所办的东方图书馆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后因受周作人延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之故，北平图书馆方面令其辞去了馆职。无奈之际经傅增湘介绍到川邦私营大中银行（上海）司笔札，同时协助傅增湘编纂《绥远通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此时谢国桢正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1946年春，其父在河南安阳病危，经周扬介绍通过解放区回安阳省亲。途经邯郸，遇旧识范文澜，又结识杨秀峰，二人委托谢到上海时为华北大学购买图书。处理完父亲丧事之后，谢赴上海为华北大学购书，经周公馆运到解放区。谢在上海仍往大中银行供职，并为开明书店编写稿子，校辑《鲒埼亭集校注》，因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役展开，又为开明书店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书，1947年成书，次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单行本。1948年秋，谢国桢由钱穆介绍到昆明云南大学和王华书馆讲学。1949年2月北京解放后，他由昆明回上海，又潜渡长江回到北京，遵范文澜之意见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未及结业，1949年10月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谢国桢更加勤奋教书、著述。初在南开大学教授明清史、目录学、历史文选等课程，郑天挺来到南开大学后，两人共同讲授明清史。1957年底，谢国桢调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为止。1957年谢的旧著《顾亭林学谱》再版，并出版了《南明史略》和《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960年又出版了专门介绍明清笔记史料的《明清笔记谈丛》。 

“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国桢受到残酷迫害，1966年7月被隔离停职反省，后被送到五七干校。但他仍未放弃明清史研究，在艰难的条件下编成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初稿，并从汉代石刻画像中受到启发完成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初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谢国桢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资料整理和明清史研究工作，他将书斋命名为“瓜蒂庵”，表示要“拾得瓜蒂报君情”。在垂暮之年，他不辞辛劳带领助手和学生两下江南访书，写成30万字的《江浙访书记》。1980年他编辑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82年他的《明末清初的学风》经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书中集中体现了谢国桢一生研究明清史的重要成果，涉及了明清的学术思想文化史、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还阐明了自己“平生研究学问的旨趣所在”，为明清史研究作出了新的，也是最后的贡献。 

谢国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致力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其一生对明清史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方向，论著有《明季奴变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专著及论文多篇；其二在学术文化方面，论著有《顾亭林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清初东北流人考》等十余种。 

《明季奴变考》系谢氏25岁时撰成的一部重要论著。文章指出，“奴变一事是在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明季奴变有索卖身契，和只许一代相流的事，这显然含有民族阶级运动的意味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奴变的地位和性质作了一个初步的科学规定。并对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及其奴变的种种史实作了分析和叙述，呼吁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庙堂，而且要研究社会。这在当时是一种带有方向性的意见。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是谢国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中赞扬该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该书详尽地分析了党社运动的因果，叙述了各地党社活动的历史情况，着重表彰了正直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对黑暗的专制势力的抗争。谈到写作宗旨时，谢国桢说:“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 

《清初东北流人考》是谢氏以前的学者未曾措意的问题。作者钩玄发微，揭露了清初许多淹没不彰的实行残酷思想统治的历史事实，论述了当时许多谪戍东北的地主文人对发展东北文化事业的作用。 

由于谢国桢曾较长时期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于版本、目录学及史料学情有独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着力点之一，贡献也颇多。 

他承继了朱希祖的治学传统，特别重视野史笔记稗乘的史料价值。他认为:“研究明清以及近代史迹，从这些野史稗乘的记载中，可以揭露历史上各方面的情况，丰富历史的内容。这种资料的价值，也就如研究殷商时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历史之有铜器铭文，研究两汉之有西北出土的简牍和汉代石画，有同等的重要性。”谢氏数十年孜孜不倦地在野史稗乘之林中发掘、爬梳、整理、研究，获得了累累史学硕果。 

谢国桢年轻时便写出《清开国史料考》，著录已知和未见清开国史料约230种（中外近人著作除外），后研究清开国史所使用的资料，很少越出该书范围。其后编纂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收录明代边防史乘12种，也是颇受研究者重视的目录学著述。影响最大的还是《增订晚明史籍考》，该书的出版奠定了谢氏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是谢国桢对明清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书中著录各种有关明末清初史事的书目1140余种，未见书目620余种，标举其书名，确定其作者，罗列其版本，开载其庋藏，说明其内容，疏证其源流，辨别其异同，评介其价值。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活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为研究明清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柳亚子先生在《怀旧集·续忆劫中灰的南明史料》一文中曾评价此书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新中国成立后，谢国桢陆续完成了《明清笔记谈丛》、《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江浙访书记》等论著，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一把又一把新钥匙。此外，谢国桢还在搜集和整理明清社会经济史资料、明清农民起义资料等方面，以及保存明清史籍、汉魏拓片方面，有着卓越功绩。 

谢国桢一生曾编撰了大量资料辑刊和史学专著，并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可谓著作等身。他在《自述》一文中，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做过一个概述，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治史应有灵魂。他说:“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它与政治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总的说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因此，要研究历史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二是论从史出。他说:“又因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就要有一套研究的程序和方法。‘论从史出’，掌握了足够而可靠的资料和证据，然后才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所谓研究的程序和方法，首先要具备某些历史学的基本常识，所谓‘胸有成竹’然后才能识竹，这样才能具有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鉴别、辑佚和辨伪的功夫。也就是说，对史料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供史学界探讨。”三是要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历史。他说:“我认为光是运用这些形式逻辑的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还要采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古人说得好，‘读书得间’就是从空隙间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读正史外，还要从稗官野史中搜集资料从事补订考证，这犹如阳光从树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驳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观的现象，从而可以得出事实的一个侧面，然后取得内在的联系。积累了许多的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 

谢国桢一生勤奋治学，始终随着时代在前进，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早年，他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的影响，解放后，也能比较自觉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25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斗，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正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谢国桢正是以这种顽强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学界留下了一部部力作，推动了明清史的研究，也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优秀史学人才。 

（资料来源：《中州今古》2001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