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历史唯物论的普遍原理。毛泽东同志说：“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毛泽东选集》初版本，第2卷，第784页。）马克思用这个原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他看出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应用到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找到了这个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都从属于这两个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把一部中国近代史高度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初版本，第2卷，第602页。）在又一处论述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时，毛泽东同志说：“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毛泽东选集》初版本，第2卷，第781页。）这一矛盾过程的两个方面在斗争中互相转化着。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这一矛盾过程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随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就起变化。还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研究近代中国的实际，就预言：“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毛泽东选集》初版本，第2卷，第790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已经被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我们中国近代史工作者，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关于“两个基本矛盾”的原理，结合丰富的史料，研究和阐明“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斗争中相互转化的规律，总结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用以教育后一代。正因为这样，所以新中国的史学界历来把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体系，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之所以能够逐步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体系。 

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拘一种形式地论述近代中国这一矛盾的过程，例如，有时他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毛泽东选集》初版本，第2卷，第651页。）有的同志仅仅征引了它的前半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便认为这不在“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范围，从而要求突破上述科学体系而另写出一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的历史来。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第一，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40页。）我们不能够把毛泽东同志用不同语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同一原理对立起来。第二，恩格斯说：“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我们不能够把阶级斗争误解为仅仅是政治斗争，而把经济和文化推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域。第三，如果背离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其结果将不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关于这一点，本文第三段将作详尽的阐述。 

要坚持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上述“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斗争”息息相关的。毛泽东同志曾反复论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双重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598页。）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总是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给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带来了新的阶级力量。在十九世纪的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尚在萌芽，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农民阶级，因此，爆发了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是其中的旗帜。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出现了九十年代的戊戌维新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的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逐步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运动，资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反映出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一条红线。 

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指民族资本。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本主义有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区别。一九四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又时说：“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1254页。）官僚资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民族资本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对立面。毛泽东同志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8—1489页。）。只有放在“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斗争”中去考察，才能看清楚这两种资本在阶级性质上的区别。如果我们背离了阶级斗争的红线，撇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抽象地谈论中国资本，混淆了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界线，这也将产生原则性的错误。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斗争”中考察得出的结论。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提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即“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斗争”，并非仅仅是概括近代中国的政治斗争，而遗漏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恰恰相反，只有坚持这一体系，我们才能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有着正确的方向。至于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偏重政治斗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叙述比较贫乏，那是某些著作上的缺点问题，我们决不能够因此归咎于以阶级斗争为红线的科学体系。 

评《清代通史》的一章 

如果我们不从“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斗争”中去考察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则将复述旧中国资产阶级史家所谈过的某些东西。在这里，摘引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原文，供大家研究。在“奕□之维新事业”一节里，萧氏一则说：“若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之设置，语言文字之学习，商情新闻之咨报，皆为维新事业之权舆。”（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5章“中兴时代之维新事业”。）再则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造为先’，盖‘以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中央当局之觉悟如此，地方大吏之建议亦如此，于是维新运动之楔机启矣。”（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5章“中兴时代之维新事业”。）萧氏盛赞第一批“维新事业”的创始人。“故此时之所谓洋务，其领导人物，内则奕□，外则曾国藩，若文祥则附于奕□，李鸿章、左宗棠则附于曾国藩，以此少数之人，应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其动机为皇统，为民族，均属难能可贵矣。”（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5章“中兴时代之维新事业”。）萧氏还为李鸿章进行辩护：“而国藩卒后，淮军执兵权牛耳，鸿章主持外交近四十年，着着失败。甲午之役，举一切之新式军备而摧毁之，自强运动之美梦以破，此不得不归咎于鸿章之不学无术也。虽然，鸿章抑何尝不努力于新事业以救亡图存乎？在民族遭受苦难，帝国主义三面环攻之时，奋斗争扎，虽败犹荣，徒为知识所限，腕力所限，业已尽其能事。吾人对自强运动之举，皆不妨作如是观也。”（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5章“中兴时代之维新事业”。）这里，萧一山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弄颠倒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里一批官僚军阀，内则奕□，外则曾、李辈，奉行了一条对外投降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路线。在“借法自强”口号下，他们所推行的以军事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尽管在客观上也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提供了某些条件，但从整体来说，它不是导致了中国富强，而是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他们为了“皇统”，危害民族。这和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救亡图存完全是不能比拟的。怎能如萧氏所说奕□等人所搞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维新事业的嚆矢呢？说到李鸿章，他一生站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对立而：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家，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实行投降主义，反对戊戌维新，勾结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等等。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决不是由于受知识和能力的限制，而是由于他的大地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 

萧氏在“维新事业的分期”一段里，对近代中国人的“学西方”作了系统的概述，炮制了一盘“大杂烩”，他说：“故自林则徐、魏源经奕□、文祥、曾、左、李以迄康有为，对西方文化各有认识，虽程度不同，而救亡图存之方案，均偏而不全，甚至有舍本逐末者，宜其效之不彰耳。但此为历史渐变之自然法则，任何突变之事实，皆履霜坚冰，由于积累而成，非一蹴可致也。凡此诸期之维新事业，皆为推动新思潮之张本，亦各有其功绩。自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始能因此基础，统筹全局，于西洋文明之所长，则尽量采取，于中国文化之优点，则提倡恢复。此一具体完整之新方案，可谓集维新事业之大成，而由兵工文化实用科学以至法政社会经济，盖无所不包。”（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5章“中兴时代之维新事业”。）从这里，显见萧氏把封建统治阶级办“洋务”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串成了一线，他不谈孙中山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潮流中继承和发展了洪秀全的革命事业，却抽象地谈“学西方”，把孙中山改装做曾国藩、李鸿章等反革命屠夫的继承者。这岂不是颠倒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接着，萧一山竭力诽谤“五四”新文化运动，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诋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他说：“于是民国以后，又有‘新文化运动’出焉。新文化运动所标榜之口号，为科学与民主，实即三民主义之一部分精神所在耳。国父所提倡之民族主义，除‘迎头赶上科学’外，尚有‘恢复国有文明’。所提倡之民权主义，除崭新的全民政治外，尚有独创的‘五权宪法’。而新文化运动家不知也。因此徘徊歧路，思想庞杂，治丝益棼，游衍不知所归，结果竟为假借马克思之苏俄帝国主义作驱除，致有陆沈之祸，殊可叹矣！”萧一山认为，在“学西方”这条道路上，是有正统和支流之分的，他说：“以故居今而言继维新运动之事业者，应以国民革命为一时期，而不能以新文化运动作代表。新文化运动之内容，为文艺、哲学、经济学，其标榜曰：‘全盘西化’，就表面上观之，似亦轰轰烈烈，对中国社会之影响甚大；但实际上仍是维新运动之一支流蔓衍者耳。”（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5章“中兴时代之维新事业”。）这就是说，继承和发展孙中山事业的，不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而是打着“国民革命”旗帜，干着背叛孙中山事业的人。这就是萧一山颠倒历史是非的实质所在。 

为什么萧一山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结论如此差异，归根到底，是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分歧。他不从“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斗争”中去考察中国“维新事业”的发展，从而得出上述颠倒是非的结论。对于一个资产阶级史家来说，这是不足为怪的。萧一山对中国“维新事业”的研究，也使我们从反面深受教益。我们一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科学体系，才能真正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至于对萧氏等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则必须明辨是非，不能苟同。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文选》第157—158页。）小平同志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40页。）历史科学，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矛盾及其斗争过程的分析，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才能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断发展，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服务。 

（资料来源：《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