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1902—197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清史学家。他本名桂森，号非宇，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自二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即开始研治清史：并发表《清代通史》卷上，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来，在清史研究领域纵横驰骋。先后写成《清代通史》三大卷及《清史大纲》、《曾国藩传》、《清史》、《中国近代史概要》、《洪秀全传》等专著，同时搜集整理出版了《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诏渝》、《太平天国书翰》、《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文献汇编，其成果之专且繁富，可谓独步一时。鉴于他对现代滑史学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在海内外的特殊影响，认真总结其史学遗产，对于推进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萧一山的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其强烈的民族革命史观。无论是他的发愿研治清史，还是对清代史事人物的评判尺度，甚至于某些研究成果的得失，可说无不与此种观念有关。 萧一山的整个清史研究活动，始终荡漾着一股民族主义的激情。这一点，从其研治清史的初衷看，已可清楚地感受到。他出身书香世家，自幼习读经史，1919年入山西大学预科修文史之学，本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但当他看到日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后，感慨之余，遂改变了原计划[1]，他认为清亡已近十年，北洋政府虽于1914年成立了清史馆，然“国运飘摇，几等虚设”，[2]而吴曾祺《清史纲要》、许国英《清鉴易知录》、陈怀《清史要略》、刘法曾《清史纂要》、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印銮章《清鉴》等，又皆叙事简略，不足以餍人望，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观点纰缪、疏舛颇多”，本非上乘之作，然却得以在国内广为流行，原因就在国人尚无清史研究的力作问世，此实“吾国士林之耻，遂发奋撰《清代通史》。”[3]多年以后，他在谈到此事时仍说，“自余书（指《清代通史》）出版，国人始有研究有清一代之典章文献者，乃不至为邻邦学人所姗笑。”[4]可见，萧一山的清史研究，完全是在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和时代责任感的驱使下开始的。 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同样也贯穿在《清代通史》的基本编撰思想中。还在《清代通史》卷上发表之初，萧一山就坚持认为清代史迹往往带有种族色彩。到抗战爆发后，这种思想在现实民族救亡运动的催化下更趋鲜明。他说：“我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事情，只是民族革命的史实，换句话说：中国近三百年来，四万万民众，朝朝暮暮，都在‘民族解放复兴运动’中过日子。”[5]从而第一次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民族革命史观。到了1943年，萧一山在《清史大纲》的引论中对此进行了更加完整地阐述。 他说：“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我们为什么革命？因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不得自由，不得平等，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类的天性，我们能不努力吗？然而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是分作三个时期，换了三个对象的，我们民族革命运动，则始终一贯，不过领导的人物和标帜的口号有些不同罢了。”[6]因此，在他看来，“一部清史，实在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 按照这种观念，他不仅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分期中突出了种族盛衰的线索，将其划为汉族成育时代（太古至秦统一）、汉族全盛时代（秦至唐亡）、蒙古族盛势时代（五代至明）、满族主政时代（清），五族团结时代（民国以后）等五期，还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提出了一家之说。指出，“近人常有以近百年史名中国近代史者，其意谓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始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自强维新革命诸运动，不过欲救亡图存，建设一近代国家”，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就世界大势与中国历史的整体而观，中国近百年史上的这种大变局，实肇始于三百年之前。“姑无论西洋之近代文明乃始于十六七世纪，即就欧亚通航与西力东渐而言，岂非由于明清之际乎？丰臣秀吉之遣将西侵，哥萨克骑兵之东下远征，与夫葡萄牙人之租占澳门，巳为后来日俄及西洋诸国之侵略启其序幕。吾国受异族最大之蹂躏，积专制无上之权威，皆在清代，社会文化之回照与没落，亦适当其时，民国以后，仅属余波而巳。扰镶效十年，海波鲸山，冰窖魔掌，孰使我炎黄华宵，受彼荼毒，罹此浩劫？治史者固当溯其源而极其流，以传信于天下后世，宁可舍本逐末，妄以五千年之历史，遽指道光以前，即为近古乎？”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划在明清之际。这三百年来，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皆围绕着民族革命的中心问题。”一切皆依其枢纽而变动，迄于今日，仍处此大变局中而未能已”。[7]循此思路，他把近代历史的演变划分三大时期，从清初到太平天国运动是民族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其间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目的是“反清复明”，因为当时满清被视为异族，本于民族主义的观念，自然是在驱除之列。此种民族革命的目标，经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可说是有一半成功了。因为满清贵族的朝廷集权巳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从自强运动到辛亥革命，是民族革命的第二个时期。鸦片战争以后，“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8]故此期民族革命的主要对象，已是入侵我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无论是洋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因救亡图存而起。从讨袁运动起到抗日战争为民族革命的第三期。此期又分作两个阶段，前阶段民族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后阶段则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列强的帝国主义一个个渐渐地松手了，而日本的帝国义反露出狰狞的面目，不恤变本加厉，于是有‘九一八’事变，有‘七七’全面抗战之发生。这是我们民族革命的最后关头，不仅是成败所系，而且是生死攸关。”[9]因此，萧氏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党派，共同携起手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第三期的民族革命。“依照历史的趋势采看，只须我们加紧努力，第三期的民族革命，必然可以完成。”[10] 正是从这种民族革命的史观出发，萧一山对清代史上某些重大事件人物，特别是农民起义或运动作出了不同流俗的评价和解释。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或反抗，历来遭到正统旧史家的百般诋毁和贬斥。清末以来，随着革命思潮的兴起及近代新史观逐渐流行，虽然天地会，太平天国等反清运动的历史地位巳开始受到少数进步史家的重视，但对其他类型的农民运动特别是义和团仍多持歧视态度。萧一山则对此都作了历史的肯定。 他称天地会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开山者，“是我国近代民族革命一大集团，其事迹奇伟悲壮，可歌可泣”，“它影响了中国近三百年的社会和政治，替国民革命作前锋，假如我们能寻潭摘流，免除一切俗见，无疑的，这乃是历史上的一桩最重要的公案了。”[11] 对于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尤为推重，并特别在《清代大事表》中，将洪秀全与清朝皇帝年号并列，称其地位是与清帝相抗衡。他还热情颂扬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的壮澜”，为国民革命开启了崭新的道路。就其性质而官。一方面，它具反满清的民族革命含义，“洪秀全虽代表农民阶级起来革命，可是他本身不见得是没有饭吃的，而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却还称富有之家，可见他们的革命，不仅是生活的压迫，尚有民族意识在内。”[12]另一方面，从时代背景看，又因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加剧，“使人民感觉着将来的压迫，患无已时，遂发出一种自觉的反抗运动。”[13]因而又具有一种反帝的意识。虽然它最终仍不免于失败，但“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人，用‘长毛贼’三字把它的革命精神一笔抹杀。就近代民族革命的立场论，它无疑的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为民族革命作初步的结束，为国民革命开崭新的道路。倘若它成功了，至少可以缩短民族革命的时间，保存后来为国民革命而牺牲的大量人材用在建设方面。我们的民族复兴，或者要早实现若干年。”[14]甚至说，太平天国是“一线相承之民族主义，一瞥所见之民权民生主义，均足以启后圣而开新运，为国民革命之先河。”[15]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由于表现的时代矛盾错综复杂，加之自发农民运动因缺乏先进思想指导而暴露出来的盲目排外性和破坏性，使之长期以采一直遭到各方人士的指责，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萧一山则从近代民族革命第二期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出发，对此表示了相当的同情和理解。并独具慧眼地指出：义和团行为虽不免幼稚愚昧，但“他们的用心是爱国的，自救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自觉运动，不过不是革命的正轨”，而是流入一种歧途。[16]这样的认识，在当时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家中，已经算是很难能的事。 萧一山的清史研究所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非偶然。从学术思想的渊源而官，他自小受传统教育，在儒家经史讲求“夷夏之防”的观念浸润下，青年时代就十分仰慕历史上那些具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尤喜诵读家乡二位明末抗清志士阎尔梅和万寿祺充满哀国伤时之感的诗文，可见民族意识固早巳萌发于心中。而其所处时代风发泉涌的民族救亡浪潮，则给此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现实动力。萧氏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辛亥反清革命的剧变。年长后，复长期从事清史研究，三百年来的民族纷争和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凌辱的凄苦，日夕萦回脑际，使之对民族革命的命运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特别是抗战期间，他除了以历史研究阐发民族大义外，还通过创办《战时经世特刊》和抗敌工作训练班，印发游击战术小册子等，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之中。正是这些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促使其将原先具有传统色彩的民族思想深化为联结历史与现实的民族革命史观。 应当看到，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就其理论构成看，固然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过不少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但却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而非全是旧式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的简单翻版。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对内要铲除一族专政，建立各族的平等的关系，对外要脱离帝国主义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17]而不能纠缠于偏狭的民族血缘论中。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其结果使许多少数民族接受了程度较高的汉文化，汇聚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故中华民族实是一个多元、混血统的民族，不是像西方德、英等那样种族比较单纯的民族国家，从历史上看，早在黄帝时，北方就有熏鬻、俨狁，南方有九黎蚩尤，西方有氐羌炎帝。由于当时部落之间互相征战、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干。“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汉族就是黄帝的嫡裔，实实在在：古代之所谓异族——如熏鬻、俨狁、畎夷、匈奴、东胡、鲜卑、突厥、氏羌也都是我们的祖先。”[18]这种观念，显然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也表明萧氏的民族主义史观巳在一定程序上摆脱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当然，依据上述基本观点，他又进而提出，汉蒙回藏苗是因地域、宗教、风俗差异而定的名称，而不是种族的名称。这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事实上，中华民族和国内各民族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汉、蒙、回、藏、苗及我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因其居地、语言、习俗，甚至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作为民族的存在应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他们同时也都是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和共同的未来，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共同之处将日益增多并不断得到加强，这也是事实。萧一山虽因片面地突出后一种大民族国家概念，而不免在理论上使人误解，但用意则在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平等相待和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民族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思想总体上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需要，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本民族的希望，因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在他看来，民族是历史的一切，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历史上的一切是非功过，都将因此而得到判别。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皆因民族压迫与剥削而起，因为它从来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甚至说，“中国没有绝对不平等阶级，至少在成文历史中，是找不出来的。”“在这没有严格的阶级社会中，只靠能力来发展，才是真正的平等呢!况且政府对于人民纯粹是放纵的，人民对于政府，也只有纳税的义务，一切都很自由，如言论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结杜自由等，中国人早已享受了。”[19]这种说法，显然过分夸大了民族问题在历史上的地位，不恰当地以民族革命掩盖了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阶级不平和阶级斗争，曲解了历史真相。事实上，也正是这种观点上的片面性，导致萧一山对不少清史问题的认识陷入了误区。在他的笔下，清代或者说中国近代的各种重大社会矛盾大抵均与民族斗争有关，至于那些客观存在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事实，不是视而不见，便是避重就轻地依附于民族问题之下。如论回民起义、苗民起义的爆发原因，强调的都是民族间“风习不相合，政府不能普大同主义而混合之，地方有司又不能持法律之平，遇仇杀事件，或作左右袒，往往以细故致大变。”[20]“乃风俗之不一，政教之不及，相激相荡，因而生心耳。”[21]对那些明显因劳动人民不堪统治者压迫剥削而起的反抗，如王伦、李文成等起义，则仍持旧史家观念，一概称为民乱、谋逆、叛贼等。这样的评论，显然违背了历史实际，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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