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一阵子，夏东元教授显得格外的高兴，这是因为“双喜临门”：一喜是他们的孙子在美国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这是美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二喜是他的《盛宣怀年谱长编》问世，这是他半个多世纪学术生涯中，资料涉及面最广，酝酿编著的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一部著述。俗语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取出这部装帧精美、印刷考究，洋洋110多万字的两大册“年谱长编”。“这部‘年谱长编’是由盛宣怀创办的交通大学辖下的出版社出版的，是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这位八五高龄的老教授乐呵呵地说着。
年谱是按照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一种体裁，被谱述的人物称为“谱主。”“年谱长编”是放大了的“年谱”，也是以年月为序，汇编了“谱主”和与“谱主”有关的重要内容，弥补了“年谱”简单扼要的不足，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而翔实的资料。盛宣怀（1844年——1916年），这位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代实业家，先进的教育家，完全应该出版一部《盛宣怀年谱长编》。
盛宣怀的资料相当可观，但是，除了1938年刊行的《愚斋存稿》一百卷（内含所藏《补遗》十二卷）以外，他的个人资料，几乎都封存于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据行家估计上图所藏“盛宣怀档案资料”和香港中大所藏的盛宣怀亲笔函电、条陈等稿与朋僚函电稿，有几十万件。有关于他个人的奏稿、电稿、函稿、文稿，可以编成一部约为2500万字的《盛宣怀全集》，超过李鸿章（李约2000万字），是中国近代史上所有人物中最多的。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都还没有整理出版。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才陆续出版了上图的“盛宣怀档案资料”《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两册）、《汉冶萍公司》（一、二两册）、《中国通商银行》等七册；九十年代以后，香港中大所藏的盛氏资料出版了《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两册）、《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三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上下两册）共八册；此外，还有从盛宣怀朋僚来函中选出影印刊行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九大册，等等。但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这八册因为印数少，价钱高，国内学者很难得到。而且它的资料大多是盛氏于1896年发迹以后的资料，1896年以前的资料不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册也只是上图所藏的“盛宣怀档案资料”的一小部分。所以，研究盛宣怀仍然有很大的难度。
夏东元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老一辈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从事洋务运动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发表一系列洋务军用、民用工业等论文的同时，他逐渐锁定以李鸿章、盛宣怀和郑观应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盛宣怀，除军用工业外，他创办了我国近代轮船、电报、铁路、矿务等企事业，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当时又称南洋大学堂），为我国近代工业和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论是盛宣怀，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郑观应等等，他们与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一样，都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可是，对于这样一批洋务实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却是以“洋奴”、“卖国贼”、“大买办大官僚”的形象出现而加以否定的。夏先生当然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左”的思潮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正直而严谨的学者，他总是努力地去探求历史的真相，还历史的真面目。他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盛宣怀以及有关洋务运动历史的书籍，并做成了许多的卡片。尤其幸运的是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他曾经两次前后有十一年的时间，经常到上海图书馆，在馆长顾廷龙先生的支持下，阅读了馆藏的500多万字《李鸿章未刊稿》和几十万件“盛宣怀档案资料”，其内容几乎涵盖了盛宣怀一生，其中大多是盛氏的亲笔稿件。
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夏先生见到这批资料，如获至宝，如饥似渴起早摸黑地抄，积累了大约5000张的资料卡片。“听其言，观其行。”至此，他对盛氏有了一个比较整体的认识。盛氏在办洋务实业中，不仅见解独到，而且亲临其境主持工作。他的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精神，比他同时代的人高出一筹。夏先生手抄的资料中有许多盛氏关于教育、外交和金融的内容，这是一批新的资料。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梳理、研究盛氏的所有资料，撰写《盛宣怀传》，于1988年问世。“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该书三十多万字，资料翔实，见解独到，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1998年，又出版修订本。在总结《盛宣怀传》写作经验时，夏先生说：“研究历史必须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而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往往要花很大的功夫，例如研究某一人物，除传主自己的著作外，必须读其周围前后有关人物的原始资料。这些第一手资料常常是数以几千万字甚至以亿字计算，阅读中一是常常要反复读，二是摘录所需的资料做成卡片，这是沙里淘金的工作，已刊的书籍往往几十页乃至几百页才能找到一些所需资料，如果有条件看到未刊资料，亦常常是几十件、成百件中才觅出几条。而用到所写的著作中去的不过是很少的部分。所以一本二三十万字较有分量的创新著作，没有十年八年以上工夫是绝不可能的。”这是夏先生的肺腑之言，治学之道。对于现在一些不愿意坐冷板凳下功夫做学问的人来说是不无针砭意义的。
《盛宣怀传》采用的资料只不过是盛宣怀档案资料的冰山之一角，为了让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看到更多的盛宣怀档案资料，他在写作《盛宣怀传》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编撰《盛宣怀年谱长编》的计划。
“年谱长编”的资料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他在上海图书馆抄录的盛宣怀档案未刊资料卡片；二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丛书”七册；三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盛宣怀资料丛书”八册；四是《愚斋存稿》六十册（线装本）。这四个方面的资料大致各有5000页（张），夏先生称它为四个5000页。当然，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如果单说这四个5000页，每页以千字计，至少也有2000余万字！从2000余万字中选录100余万字编撰“年谱长编”，这对于一个八旬老学者来说是一项多么艰巨而繁重的工程。他告诉我，1998年他八十岁，办了离休手续，开始了“年谱长编”的编撰，当时本市和外地的一些高校还常常邀请他去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由于劳累过度，他大病一场。经过华山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才恢复了健康。为了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完成“年谱长编”任务，他开始不参加外界任何活动，闭门谢客。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天天早上七时半就开始伏案工作，夜以继日，没有假日，没有双休日。他特别为我介绍他相濡以沫的夫人薄芳，她不仅关心他的生活，支持他的事业，同时，还作为他忠实的助手，许多资料是她抄录的，许多文稿是她誊写的。她不愧是他的“贤内助”，他的事业有她的一份功劳。
夏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有名的“多产学者”。他的著作除《盛宣怀传》外，还有《郑观应传》、《郑观应集》（上下二册）、《郑观应文选》、《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洋务运动史》、《近代史发展新论》等等，此外有100多篇学术论文。他的有关洋务运动的见解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为一家之言。他从事教学和科研半个多世纪，培养了一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桃李满天下。照说，他已经是成果累累，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封笔，颐养天年了。可是他要实践自己的座右铭：“自强不息，不教一日虚度。”他告诉我，在有生之年，他还要做两件事：一是再次修订《盛宣怀传》，增加到五十万字；二是编撰一部《郑观应年谱长编》，2007年完成。我听了他的宏伟计划，为他的精神深深感动。夏先生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资料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6月11日，转载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