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1844-1916这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其是非得失在生前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结论是将其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阵营一边，视为“大买办官僚”、“洋奴买办”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盛宣怀几乎成了一个盖棺定论、无可争议的人物。
夏东元教授为这样一个人立传，看似无识，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史识。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对《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所作书评中说：写人物传是难事，“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而《盛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来新夏：《“非常之世”的“非常之人”》，《人民日报》，1989年1月13日
“难”，首先是费“时”。夏师为盛氏立传走过近三十余年的历程。《盛传》酝酿于六十年代初，积极准备于七十年代后期，其间有数年几乎终日在上海图书馆研阅大量未刊的“盛宣怀档案资料”，披沙沥金，摘录卡片上万张，到1988年终成近40万言的《盛传》。
“难”，更重要的是费“思”。若以史学界居支配地位的“革命史观”衡之，其人均无地位可言。但处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各色风云人物可谓千姿百态，又怎一个“革命”一词得了。美国学者张灏教授近来著文指出：“今天在这个世纪之交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二十年才响亮起来的。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长时期笼罩着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台北《历史月刊》1997年2月夏师正是“在这以前”革命声音笼罩中国的时期静心倾听在“非常之世”一位改革者的足音。
“时”加“思”，使夏师赫然发现一片不小的“新大陆”。一个“洋奴买办”原来实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起过巨大作用的爱国实业家”，“是处于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作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非常”决非空穴来风，其人的“十一个第一”足以能给读者一个“非常之感”：1872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第一个电报局；1895年创办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6年督办修建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1897年开办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4年倡议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首任会长；1908年接办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等。见《盛宣怀传》修订本自序；因盛氏发祥于天津，修订本由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这种“非常之感”也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共鸣。法国《中国研究手册》1992年第10期发表的长篇评介文章称：“这部著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第一部盛宣怀的传记，……代表着史学家的一种进步即他们今后能着手研究曾是禁忌的课题。
窃以为作者有以下几点成功之道值得后学记取：
一、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大历史视野下来考察盛宣怀
夏师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运用于近代中国，提出应以“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与“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来阐明110年的历史规律。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以此为标准，一方面肯定了盛宣怀“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办的“多数企业是成功的，起到了赢利和与洋商争利的作用”。因而，肯定盛宣怀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另一方面又分析了盛宣怀一生“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所导致的保守的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的矛盾，它酿造了“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凌商”的悲剧；由前期主要是“谋商情”与洋人争利，到1896年后发展为对外妥协及带官僚资本主义的色彩，违反争取民主的历史趋势，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对象，而晚期仍以民族性较强的资本家身份终其一生，这样走完“Ｕ”字型的人生之路。《盛传》，《盛宣怀新论》代序
二、采取了“由博而约”的研究“战术”
夏师“博”的素养主要包括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夏师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国学专修科，受业于蒋维乔诸名师，专攻国学，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典文学等均有涉猎，广泛阅读过诸子百家及佛学典籍。从教后夏师讲授过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戎马倥偬生涯中放在背包里的《资本论》对夏师的影响。夏师常说：“我体会到，《资本论》不但要当作政治经济学读，更要当作哲学书来读。它那种史论结合的方法，辩证逻辑的严密，至今还没有一本书可以代替。通过学习《资本论》，开阔了思路，加深了对社会科学广阔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解，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而对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尤能潜移默化于无形。……它对于我一生治学道路方法和学术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夏东元：《洋务运动史》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夏师的“博”还包括个人丰富的社会实践。夏师曾对我们说：“除教书这一实践之外，我做过群众工作，包括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还在1947年上半年到鲁南前线做支援前线的工作，亲眼看到雄伟的战争场面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进退转移的战略应用，背着背包一天通常八十里特殊情况走一百几十里与敌人周旋的体验。由于善于用心观察考求，形成对形势敏感的习惯。这些均成为我后来学术成功的营养剂。”见《史学家自述》，第486页夏师认为，各人的“博”与“约”各不相同，但“由博而约”的大原则是大体相同的。夏师长于治中国近代史，他选择了洋务运动作为“突破点”，而洋务运动又从经济和人物入手，经济方面选择洋务军用工业作为突破口；人物方面则选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作代表。在大历史视野的指导下，依据第一手资料，进行“宏观微观兼备的研究”。
三、扎实的原始资料功夫《盛传》
对传统观点的否定并非是逻辑的推演，除了理论依据外，更有对原始史料所作的实事求是的升华。正如来新夏先生在书评中提到的：“他分析盛宣怀、马建忠为维护电报权利所产生的矛盾时，即以原始档案为主要论据，论定马建忠的‘维护电报权利的感情不如盛宣怀深切’，而盛宣怀‘维护中国电线电报权利是始终不逾的’。所以，‘在这一点，马建忠不及盛宣怀远矣!’即是利用原始资料否定传统观点的一个例证。”《盛传》以详实的档案资料为基础，肯定了盛宣怀以捞取、保护和发展扩大资本主义性质的“十六颗夜明珠”为中心，追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充满矛盾的一生，否定传统的“大买办官僚”等不实之词。言不空发，论必有据，所以《盛传》中的许多学术观点近十年逐步为中外学术界所认可。
四、为学要以甘于寂寞、不凑热闹、不避艰难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品格为支撑
夏师研究盛宣怀之始，正值“十年动乱”之际，在那种环境中夏师默默地在上海图书馆翻阅摘录“盛宣怀档案资料”，毅力、勇气考验着夏师的灵魂。若没有“在崎岖的小路攀登上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没有不凑热闹的人文品格，没有大历史视野和生活阅历带来的胆识实难做到。夏师为其书房起名为“临渊斋”，既折射出在当时政治气氛中做学问“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境，也表达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学术信念。夏师说，“为了做到甘心寂寞，必须放弃眼前名利，要学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目光。那就是我经常用以自勉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那三句话。”夏师年轻时也曾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因自搞一套不符合热点的课题，“封笔”达15年之久。在“文革”后期的“批邓”运动中，罗思鼎欲利用盛宣怀档案资料，组织多人写一篇长文以事“影射”，决定让夏师参与一节并任通稿之责，但由于夏师坚持老文风、老笔调、老观点，被头头发觉远不符合要求，根本不通知就另换他人，夏师对此毫不介意。逆境中明智的“后退”，既避免了灭顶之灾，又争取了做学问的宝贵时间，这也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经验智慧，值得后学汲取。
《盛传》虽开辟了盛氏研究的新天地，但也只是开风气之先。正如夏师尝言：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盛宣怀研究仅仅只能看作是“起步”。“许多问题有待有志之士研究探索。例如：盛宣怀的实业救国思想、教育救国思想、市场观念、金融货币思想，以及军事、外交、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思想观念作为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及其本人的创新，均需很好研究。”《盛传》修订本自序可喜的是近年对盛氏的研究有了不小的进步。盛宣怀的历史地位已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1998年9月3日在盛宣怀研究会举办的《盛传》出版十周年座谈会时指出：“希望将《盛宣怀传》的修订本作为一个新起点，加快对盛氏的研究和对“盛档”的发掘”。《光明日报》，1998年9月5日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