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5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同志诞辰100周年。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曾经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特撰文追忆他在科学研究上勤于耕耘、勇于探索、奋斗不息的敬业精神，以激励我们和经济学界同仁与时俱进，奋发向前。

一 

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向许涤新同志提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应当对它作一个历史总结，并把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给他。这实际上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心愿。在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且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大国艰难而畸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反映，是世界资本主发展的一种典型。他把编写这部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实践。于1962年就着手筹划，从收集整理资料人手。由于10年动乱中断，于1978年才组织写作队伍重新工作。他拟定了指导思想，编写了提纲，撰写了总序。他提出这部著作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实行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用史与论相结合、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不同时期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消长、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水平，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崎岖道路。至1993年，这部200余万字三卷本经济史巨著，在他的这个思想指导之下终于完成。非常遗憾的是他审定了第一卷书稿之后即不幸逝世。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考察和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成为国内外引用率最高的中国经济史书之一。这应当可以告尉他的存天之灵。 

二 

20世纪40年代中叶，许涤新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特点。并在恩格斯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下，他力图写出一部能够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道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之下，在香港紧张工作之余，通过多年努力，终于写出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于1949年和1954年先后出版。经过30多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82年起，他又将这部著作重新改写出版。 

这部著作以中外对比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考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是，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在方法论上。首先，该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出发，着重探讨了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如在中国，就经历了一个近千年的过渡期，奴隶制才基本确立。对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不是单纯揭露其残酷的剥削关系，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分析了从以直接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到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的转化过程。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中，该书除论述了欧洲的长时期的封建化过程外，认为中国也是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政权、地权、田制、税制的演变，才由“半奴隶”逐步转化为封建制下的农民。在封建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该书把封建地租作为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考察了其演变过程，以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这就避免了政治经济学抽象研究方法容易带来的简单化和非历史主义倾向。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奴隶制总是以希腊、罗马为典型，封建制则是以西欧为典型，该书则着重考察了中国这一典型，尤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发展的伟大成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商品、货币等“比较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价值规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已开始发生作用。因此该书在讨论前资本主义经济时，以相当多的篇幅，系统地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发达国家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虽然难以划分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对它的研究，也会大大丰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因此该书又着重论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以及这些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和贸易、债务危机等，都作了充分的分析。正如恩格斯所说，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对于“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研究和比较”。该书的这些安排和研究，正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更好地实现了逻辑研究和历史分析的辩证统一。在研究方法上是一种创造。也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贡献。 

三 

对中国经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全过程作出系统研究，是许涤新同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从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旧中国的国民经济现状有深切的了解，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在解放区的实践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从40年代后半期开始，他就着手研究旧中国的国民经济。在这期间，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和《官僚资本论》等书。在这些著作中，通过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分析，系统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现的前提，论证了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光明道路。这些著作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变关头，在全国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起到了启蒙作用。 

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为背景，在建立了人民政权的条件下，经过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的。这个改造尽管有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但它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创举，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他对旧中国的经济既有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参与了恢复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进程。社会实践推进理论探索。从1957年开始，他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结合上，着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形成和成果。于1957年撰写、1962年修订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分析》，1980年撰写出版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与经验》两书。在这些著作中，他以丰富的史料，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进程。从工业、农业、贸易、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再生产等方面，从不同性质经济规律的消长中，考察了经济变革的成果。 

该书特别是对与商品生产存在相联系的价值规律，也结合工农业经济的改造过程作了分析。他指出，从l953年起，国家对一些重要产品实行计划收购，限制了价值规律对这些产品的自发性调节作用，但是，国家在规定收购价格时，不能违背价值规律。农业合作化进一步限制了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范围，但是，生产队的产品除自用外，还要作为商品去交换工业品，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作用仍然存在。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中，加工订货形式下私营企业的生产，基本上还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如果工缴货价少于在市场上自销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逃避加工订货，而追求自产自销。企业公私合营以后，私股分红随企业利润的增加而增加，价值规律仍然有一定的调节生产的作用。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定息以后，生产虽然按照国家计划进行，但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如等价交换和平衡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要求等，仍然不能不顾。正是着力于对各种经济规律作用的分析，就把中国国民经济改造过程的研究，提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 

在10年动乱被关在“牛棚”中，他重读了《资本论》，写下了40多万的读书笔记。1979年撰写出版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就是根据这些读书笔记加工整理而成。在这部著作中，他以马克思《资本论》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以后有关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提示为线索，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1983年，他又将这部著作修订再版。按照他的愿望，这部著作应当是一个不断的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但也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论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土地和科学技术的伸张力是归社会所有，由此节省下来的劳动力不再构成过剩人口，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但是，仍然需要有计划的人口再生产，以保持生产、消费和积累的平衡。在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的研究中，他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资金循环和资金周转，并进而以专门的篇章论述了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的重要性，从社会整个交换过程来探讨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正在探索之中。他的著作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料，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然而他重要的贡献还是治学的学风。他的一生，兼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是他治学的首位要求。他深信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者，任何时候都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来探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他常常引用恩格斯的下面一段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而进一步研究的根据，则是社会实践，就是中国的实际。他一生的研究工作都是遵循着这一原则，都总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统一。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四 

许涤新同志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存的永恒条件。生态平衡规律同经济领域中的许多规律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以破坏生态平衡来追求经济效益，势必造成再生产的失衡和中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注意把经济平衡、经济效益同生态平衡、生态效益结合起来。早在1980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了研究生态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此后，他主持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以组织和推动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协作，来开展生态经济学的研究。 

在生态经济研究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为逐步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准备，他在1985年出版了《生态经济学探索》一书，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等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论述。稍后，并主持编撰了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生态经济学》，于1987年出版。在他的倡导下，一些高等院校也开设了生态经济学的课程。他又受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委托，担任《中国自然保护纲要》的主编，主持编写了我国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方面第一部系统的具有宏观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他以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科学敏感，开拓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抓住了这个关系到国民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给以有力的推动。他将以新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而载入史册。 

五 

1977年，许涤新同志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委托，由他担任主编，编写一部适合广大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辞典》。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他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主编。他组织全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财经部门数百名学者、专家进行编撰。这两部大型辞书于1980年、1988年先后出版。它们是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阶段性历史总结。 

1989年，出版了他的自传式回忆录《风狂霜峭录》，记录了他在革命斗争中的艰难历程。1979年出版了《百年心声》的诗话。这是一部记述鸦片战争以来革命家和志士仁人反帝反封建慷慨悲愤情怀诗词的诗话，编写这部诗话也寄托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热忱。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又是勤奋治学的一生。就是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仍然灯火阑珊，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著作都是严格按照计划写出来的。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间，工作虽然非常繁忙，但他仍然写出了上百万字卷帙浩繁的著作。他的勤奋精神，老而弥笃。1988年1月，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已经无法下床，病痛使他不时低声呻吟，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做完四件事情。一是将为胡子昂先生回忆录所写序言修改定稿。由于手发抖，字写不好，只好请夫人方卓芬重抄送去。二是请中共中央组织部来探望他的同志，回去转告组织，抗战后期，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在重庆成立的“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当年民主运动中作过不少工作，应当承认这些同志的革命历史。三是请曾帮助他编撰过《政治经济学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的同志来医院，嘱咐他们将这些辞书中已落后于实践的条目尽快修改，准备再版。四是为纪念重庆《新华日报》创刊50周年，艰难地口述了一篇回忆录《回忆<新华日报>的筹建》。当时，他已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声音嘶哑，呼吸困难，一句话要时断时续才能讲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许涤新同志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事业。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他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