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

王俊义教授，1937年生于河南省封丘县，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本科，并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后转入本校清史研究所，先后担任研究生班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1986年晋升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之职。l 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荣誉退休。 

王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及中华传统文化之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等，并主编或参与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等十余部学术论集。曾先后应邀到美国、菲律宾及台湾、香港访问讲学并参加学术研讨会。自1991年参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长期担任该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3年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作。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 

前言 

2011年6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的“纪念张舜徵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2届年会”在武汉桂子山上隆重举行。专程从北京赴会的我，竟然在会上意外地见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先生，以及由林先生带队的台湾学界各位同仁。会议当晚，主办方安排与会代表乘江轮浏览长江。我和林先生兴至勃勃地聊了起了。林先生告诉我，这些年来，因研究需要，曾多次查找民国时期学者的资料。然始料未及的是，虽然民国时期距今不远，但不少当时著名的学者，留下的资料却少之又少。有鉴于此，林先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今天的学人立传，为后人留下可资须采信的资料。为此，林先生在台湾著名刊物《国文天地》上，特别辟了一个“学林人物”的栏目，刊载世界汉学界知名学者的传记，展现他们的学术成就与精神风貌。林先生还诚恳地嘱我帮助组稿，其中首先的学者就是清史专家王俊义教授。回京后，我向王教授转达了林先生的问候和美意，王教授感佩之余，遂将为之写传的任务托付于我。作为王教授的学生，曾多得其指导和提携，且有幸同事多年，受益匪浅。而林先生又是我和王教授共同的挚友。对我而言，林先生的嘱托，王教授的信任，无论于情于理，皆义不容辞。因勉力为之，冀不负于二位师长。 

长期操劳，为清史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是海内外知名的清史研究机构。但她的诞生和发展，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作为当年最年轻的创业元老之一，王教授不仅直接参与了清史所的创建工作，而且亲身见证了其发展的历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大陆尚停笼罩于“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下。原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就上书中央，建议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清史编纂工作。1972年，清史研究小组得以建立，郭校长亲自担任组长。当时，人民大学已被撤销，教职员工或安排到其他单位，或下放江西“五七”干校。新成立的清史研究小组以人大原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再由各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原任教于哲学系的王俊义教授，即由郭校长和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推荐，从江西干校回京，参与研究小组的工作。创业初期，人员不齐，设备缺乏，甚至连一部办公用的电话都没用。作为研究小组最为年轻的人员，教授当时兼任办公室工作，每天忙前忙后，协助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以图书资料为例。原中国历史教研室曾有十万册图书，但因人大被撤销，这些图书都被拨到首都图书馆。如何使这比图书完璧归赵，以供研究之需，就成为当务之急。王教授先是找到市领导反映情况，继而联系首都图书馆。不断馆长不同意，托辞说书已全部打乱分到该馆各个阅览室及库房，无法归还。实际上这些图书当时就存放在人大书库里，不仅未被打乱，甚至尚未运走。当王教授私下了解到这一情况时，真是高兴万分。他再次各市领导恳切陈词，说明这些图书的具体情况以及清史研究小组面临的困难，终于得到领导的首肯，将十万册图书资料如数拨回。 

1978年，“文革”劫难终于过去，中国大陆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也在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王教授参与了出题、考试、录取的全过程，后来又担任研究生班主任，包括课程设置、理论学习，乃至日常生活管理等一应事务，基本上都是在所里的总体安排下，由他具体执行的。当时，王教授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同时承担所里许多杂事，还有自己的研究任务。但他仍然尽可能抽出时间，真诚地关爱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还亲自带着他们外出实习，走访名家学者和兄弟院校。正是教授的热诚关心和严格管理下，这批研究生迅速成长起来，不仅成为清史研究的骨干力量，而且与王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与王教授相聚，逢年过节，也都不忘电话问候。多年来，王教授就是这样，甘为人梯，为培养人才、提携后进做了大理工作，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在长期行政事务和学术研究双肩挑的历练中，王教授由当时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脱颖而出，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他协助学术带头人戴逸先生，思考清史所的长远发展，制订清史研究的整体规划。又组织创办《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知识丛书》、《清史研究论集》三种丛刊，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办《清史研究通讯》（后改为《清史研究》）。在王教授和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清史所也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清史研究的专门机构。 

勇于探索，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从进入清史研究小组的那一天起，王教授就与清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清代历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基础十分薄弱。为开展工作，以为将来编写大型清史做准备，郭校长与戴逸先生商理，决定采取集体攻关，分工合作的方式，先做资料长编《清史编年》，积累研究基础，并撰写《简明清史》，梳理清史脉络。考虑到此前曾在哲学系任教的背景，王教授因被分工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参与《简明清史》的撰写。由于还在“文革”后期，经常有政治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运动，王教授因此不得不写一些指定的评论、批判文章，以保护已经开展的清史研究项目。再加上王教授当时兼任办公室工作，往往白天忙办公事务，晚上才有点时间看书写东西。家里住房很挤，常常是把孩子哄睡了，再到阅览室读书，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在那段非常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顶着各种政治干扰，牺牲休息时间，一点一点做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十年浩劫结束不久，清史所就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由戴逸主编，大家分工撰写的《简明清史》，被推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部系统梳理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发展脉络的著作，得到学术界的很高评价。而其中有关嘉道时期社会思潮的内容，就是由王教授执笔撰写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恢复正常，冲破思想禁锢，强调实事求是，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或许是亲身经历了“文革”期间的诸多政治运动，教授对学术研究受政治干扰所带来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会。他敏锐地察觉到，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有不少长期流行的成说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比如，乾嘉考据学派是反映清代学术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潮和流派，在中国学术发展史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从晚清到民国，特别是1949年以来，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派多存偏颇片面之见，或把乾嘉派产生的原因简单归于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或对乾嘉学派一味苛求，甚至全盘否定。有鉴于此，教授于八十年代先后发表《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1982年）、《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1986年）等文，在学术界率先提出分析乾嘉学派的成因，不能仅从清代推行文字狱着眼，而应从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综合考察，得出乾嘉考据学是康乾盛世之产物的结论。对于乾嘉考据学的评价，学术界曾片面强调其烦琐考据，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等消极方面。王教授则明确指出，乾嘉考据学通过文字、音韻、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对中华传统典籍进行了总结性整理，对研究和保存古籍有重大贡献。其“实事求是”、“广搜博证”的研究方法，也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并大大推进了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同时，乾嘉学者也并非只有考据没有思想，而是依据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将思想义理寓于考据训诂之中。这些观点的提出，对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起步的清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教授也以其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学术勇气，成为清代学术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敢于创新，打造国内外优秀人文社科著作品牌 

1991年，因工作需要，王教授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担任副总编辑，随后又升任总编辑之职。在主持全社业务特务特别是文、史、哲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时，他坚持首重社会效益、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倾力打造国内外优秀人文社科著作品牌。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就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 

在英语世界中，自二十世纪初年以来，剑桥历史丛书就以其丰富的资料、独到的见解、独特的编写方式，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并成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的样板。其中，有关中国史系列丛书的编写计划，开始于1966年，1978年以后陆续问世。八十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译室率先将刚出版不久的第十、十一卷译成中文，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由中国社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由于该书的各个专题均系该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一流学者撰写，反映了国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因此一经推出，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后，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等卷。王教授接手工作之后，克服各种困难，大力推进该书的翻译出版。他不仅仔细审读了《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各卷宗，而且在有关报刊上连续发表介绍评论文章。直到最近，还为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撰写了长篇中文版《前言》。如今，《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品牌图书，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其他如《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博士文库》等优秀图书，也在王教授的主持下先后推出，从而使中国社科出版社成为大陆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重要阵地，王教授也因此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退而不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心竭力 

1998年，年届62岁的王教授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之职，旋于1999年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仍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与学术组织等各种活动，特别是以较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该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群众学术文化社团，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凝聚与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复兴。周谷城、萧克、费孝通等知名人士曾先后担任会长，现任会长为许嘉璐先生。王教授长期担任该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并任该会学术刊物《炎黄文化研究》主编。在研究会的统一领导下，王教授具体负责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如“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先后在北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举办系列大型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炎黄文化研究》作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也在王教授的直接主持下，由初时的《炎黄春秋增刊》发燕尾服成为独立的以书代刊形式的学术刊物，为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老而弥坚，为清史研究和清史纂修工程贡献力量 

2003年，以戴逸先生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编纂清史。国家修史，百年难遇。几代人为之努力的梦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作为当年清史研究小组的创业元老之一，王教授的心里格外激动。他受聘参加编委会下属之出版组工作，参与出版组负责的种种图书的出版事务。迄今，清史《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以及《研究丛刊》、《图录丛刊》等各种图书，已先后出版一百三十余种，一千八百余册，既为清史编纂提供了可资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又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图书资料的出版，都或多或少凝聚着教授的心血。 

为宣传清史纂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扩大国家修史工程的影响，教授还受编委会委托，具体负责已出版各种图书资料的评论工作。他多方联系各个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对清史工程主要成果和图书资料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撰写评论文章。教授认为，让学术界和全社会都更多地了解并关注国家清史工程，这既是一种监督，更是一种责任。 

从当年调入清史研究小组，转到清史研究领域开始，王教授就认准，清史研究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尽管多年来王教授总是未能摆脱各种行政事务，一段时间还专职负责出版工作，但他终咬住不放，利用夜晚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孜孜矻矻地看书写东西。甚至在退休之后，仍然不辞辛苦地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2002年，王教授将自己多年研治清代学术思想的成果结集出版，定名为《清代学术探研录》。而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更给了王教授圆梦的机会。他经常参加编委会召开的专案评审与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都勇于直言，提出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许正是因为王教授的学术造诣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前不久，戴逸先生点名将他调到通纪组，直接协助其审读通纪各卷书稿。对王教授而言，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是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清史研究更是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为此，他甘心奉献，无怨无悔。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国文天地》第27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