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经济史学会前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汪敬虞先生2012年夏病逝，享年95岁。汪老从事学术研究已70余年。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际金融问题的文章。进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后，他参加了巫宝三先生主持的关于193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工作，提任其中工业部分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学术专著颇丰
新中国成立后，汪敬虞先生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提倡在经济史学领域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他发表了《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等个人学术专著，并参加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等集体著作。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三册历时十余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成果，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对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汪老在《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中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走向，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寻求富强之路的强烈愿望，产业化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机遇和希望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打击，近代中国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告终。汪敬虞先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 1953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中指出：“历史的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的结论，教育了中国人民，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
汪老于82岁高龄时写成《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填补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该书把他在北京、上海等地用“地毯式轰炸”办法搜集来的外资在华银行的历史沿革，在华发钞、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情况逐一考订．对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等历史也进行研究，条分缕析，整理成有关外资金融活动的全面而系统资料，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论证。汪老既肯定了外资在华银行代表一种先进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的进步意义，又强调了外资在旧中国金融活动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读者对近代外资在华金融活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对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材料和新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提出“中心线索”架构说
汪敬虞先生既强调经济史研究要以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及专题研究为基础，又主张研究者要有全局观念，要有整体研究意识，要了解所研究专题的前后左右联系。如何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结合好，在这一大问题上，汪敬虞先生提出“中心线索”（或曰“主线”）架构说。他说：“中心线索就像一支糖葫芦棍，是贯穿事物整体的一条主线。通过这条主线能更紧密地认识主体。”后来，他又把“中心线索”比喻为“葡萄藤”，说“一部具有比较理想的中心线索的历史，不但是一部正确的历史，而且更像一根藤上的葡萄串……葡萄串上的葡萄，大小不同，色泽各异，疏密有间，错落有致。如果说糖葫芦串上的葫芦是机械排列，那么葡萄藤串上的葡萄，就是有机的构架”。
汪老认为，“中心线索”架构会将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经济史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那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应以什么为“中心线索”呢？他指出：“贯穿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心线索，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应作重点的分析研究。汪老对许涤新、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评价很高，但是他又认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能充分发展，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把“发展”的一面讲透，也应当把“不能充分发展”的一面讲透，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产生一部科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的目标。他认为，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考察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通过观察、分析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的历史原因，汪老得出当代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尽百年沧桑的历史选择。这不但会坚定我们对这一历史选择的信念，而且会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第二次革命”、为社会主义产业化，汲取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为此，先生于21世纪初发表了专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该专著评审专家一致认为，“本书在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双重作用和列强在华特权享受，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机制等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些新见解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无疑会是一次新的推动”。
关心中青年学者的成长
汪先生是经济史学大师，但他为人虚怀若谷，处事谦让。他发表了多部学术精品，而有院所评奖时，却从不愿上报个人成果，一再表示应当多表彰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别人需要资料相求时，他也急人所急，尽力相助。他和吴承明先生在学术观点上有些分歧，曾对有关“外烁”论等问题进行公开论争。但是他们仍相互敬重。吴老需要有关资料找到汪老时，汪老总是无私相助。汪老一直希望中国经济史学科能够后继有人，他对中青年学者总是热情鼓励，诚恳教导，严格要求。只要有年轻学者将其文稿送来，无论是本单位的还是外单位的，甚至是以往素不相识的外地学者的，有时是洋洋百万言的大部头，他都花费大量时间帮别人看稿，提出十分中肯和具体的意见。他为中国经济史学界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