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篇献给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我以历史学博士之职业信誉向读者保证：本文内容皆本人亲历、亲闻，且经过鍾翰先生审阅定稿。——笔者题记
众所周知，王鍾翰先生乃当今清史满族史领域之权威学者，因著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和《清史续考》而获“王三考”之雅号。先生素以治学严谨、功底深厚、文笔洗练而著称，其研究视野几乎涵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使后学者辄发望尘之叹。1994年，蒙先生不弃，我得以忝充弟子之列，自此出入先生之门，耳濡目染，得先生教诲颇多。先生之德、才、学、识，已广为学界所称道与熟知，故而兹不复赘；而作为出生于南国的一介书生，以近九旬之高龄，在历经坎坷磨难之后，仍能保持鲜明之个性、坦诚之心地、高尚之人格，堪称难能可贵。尤其是先生之豪气，足令向以北方大汉而自居的我时常自愧不如。此文拟就本人亲见亲闻，从另一角度将先生之风采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一、大匠之门
初闻先生之名，是在我读大学时。虽然我的专业是石油机械，但自幼便对文史有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清史，因相去不远，对我吸引力更大。当时图书馆有《清史杂考》一册，我便借来浏览。发现此书与当时的一般历史类著作颇有不同。其行文古雅浅近，观点鲜明公允，论证精详谨严，令我耳目一新。从此我便知先生大名，但总觉是远在天边，无法企及。后我决心改行学史，投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并侥幸成功，列于清史专家袁良义先生门下。良义师对王钟翰先生十分推崇，每每提及先生之道德文章，敬佩之情溢于言表。1994年我临近毕业，曾就去向问题征询良义师意见，良义师云：“你若想获得真知而非博取虚名，就应往投王钟翰先生。”恰逢当年北大历史系许大龄先生退休，而王天有先生尚未获博导资格，明清史博士点空招。我权衡者再，颇感为难。其一，以北大学生之虚荣狂傲，断难轻易离开母校而改换门庭；而想不离北大，则须改变专业，对我而言，此既不现实也不情愿。其二，钟翰先生有泰斗之威，而我自忖学识浅陋，资质平平，若往投不中，则徒招其辱。幸好早我一年毕业之师姐杨海英已考入先生门下，并应允为我引见。于是我便下定深造之决心。路人皆知，近年来学术风气大坏，奔竞请托之事已司空见惯。我亦难免俗，数请海英同学转达对先生之仰慕，并表示出登门拜访的急迫心情，但均被先生以“未考试前，应避瓜田李下之嫌”为由婉拒。不得已，只得黄卷青灯，拼搏数月。三场试毕，我有幸被录取，心中之悬石落地。高兴之余，早将拜访先生之事置于脑后。未料得先生却极为认真，托海英同学告我：“当尽快还其‘夙愿’，随时欢迎前来。”而此时我已扬长而去，作逍遥之游矣。
1994年9月12日，我报到伊始，先生当日即招我往见。这是我第一次得睹先生风采，虽已是81岁高龄，但仍目光深邃，鬓发未白，思维敏捷，步履矫健。握手寒暄之后，先生正色道：“素闻你很想见我，考前有所不便，而试后我立即转告于你，你却杳如黄鹤，音信皆无。至今我‘恭候’你已有数月之久矣！”我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初次领教了先生之直率、认真与批评艺术之高超。羞愧之余，暗下决心，要以先生为楷模，言必信，行必果，与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不良习气做顽强斗争，脱胎换骨，以副学者之名。
曩日素闻先生治学严谨，开课后才真正得以领教。以《清史史料学》课程为例，先生每周布置读史料若干页，第二周则先命我将校出之各种错误（包括史实、错字、脱夺、衍文、标点等）一一指出，并讲明原由。但即使字斟句酌，标点符号亦逐一核对，直至目酸头重之后，每次在我指出错处之外，先生仍能再补充多种。我渐渐对自身校勘能力丧失信心，而开始有消极应付之举。先生责我为何屡有纰漏，我每每以“基础较差、头脑鲁钝”对。一次，先生严肃批评我曰：“经过观察，你进步缓慢之原因，乃缺乏刻苦认真之态度，而又以“头脑鲁钝”为自己开脱，此伎俩焉能瞒得过我？当今时日，皆你好我好，能讲逆耳之言者能有几人？我看你可造，才批评于你，不要自作聪明，文过饰非，而诳人害己。若以此语为良言，望日后能刻苦自励，以不负宝贵时光。”此后，我学习态度大变，再不敢造次。再者，先生于学生论文之审阅，极为认真，总是逐字逐句修改，标点符号亦不放过；尤其强调字词典雅、行文之简洁，注释之规范。先生多次强调：“孔子尝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者，文采也。史学文章若无文采，则索然无味。白话文固然是当今潮流，然满纸‘的’、‘了’，实令人不忍卒读，更何谈传世？行文简洁之奥妙盖在于此。再者，史料、引文必有出处，注释定要规范，不然则不能及格，望谨记之。”后来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越发认识到先生教诲之价值。治古代史者所写之文章，必引用大量史料，而史料皆为文言，且多简洁古朴。若文章正文满纸‘的’、‘了’，松散少文，则颇不相谐，给人以不伦不类之感。而当今史学文章大多患于此种文风，而不知病在何处也。文章毕竟不是口语，应有炼句之意识。读先生之文章，不仅用词准确，意境至美，且读之朗朗上口，闻者如沐春风。讨教其中秘诀，先生云：“古人有‘炼句’之法，‘推敲’之典尔当知之。写文章断不可随心所欲，不仅用词须反复推敲，平仄亦当考虑，朗朗上口之奥妙在乎此也。欲思行文简洁，今送尔一法：要不惜文章短小，能以一字表达者，决不用两字；能以两字则不用三字。望共勉之。”寥寥数语，令我茅塞顿开。因遇明师指点，加之起点甚低，我的写作水平在短短一两年内即有显著提高，重温旧作，大有不堪回首之感。
二、师生义重
先生出身耕读小康之家，为家中季子。因受双亲垂爱，十岁之前终日流连于故里之绿水青山，因而发蒙较晚。对于此事，先生从不讳言。十岁时，先生始有向学之请，从此入私塾读经，先后师从数位当地名儒。因天资聪慧，加之刻苦自励，颇受诸师激赏，被视为可造之才。后得入由美国基督教会与雅礼校友共同出资兴办的新式学校——长沙雅礼中学深造，全面接受西式教育。当时国学影响尚浓，西学风气亦炽。这种特定环境为先生日后之知识结构与治学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1934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出入邓之诚、洪煨莲先生之门，成为邓、洪二位大师之得意门生，并将师徒兼父子之真情厚义保持终生，历经磨难，老而弥笃，确令人钦羡不已。先生每每提及与二位恩师之过从，经常是双目中蕴涵着泪水，言语中荡漾着真情，似是带我神游于那遥远的过去，沐浴哲人智慧之光。
先生与我谈及，邓之诚先生（1887—1960）乃中国现代史坛令人景仰之大师，以家世显赫、天资绝伦、功力深厚、志趣古雅、气节高尚，堪称一代奇人。而其晚景之凄惨、身后之凋零，又足致良知未泯之人怆然涕下。
邓先生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清光绪十三年生于成都的一个世代簪缨之家。清道光年间曾鼎力支持林公则徐禁烟抗英的邓公廷桢是其曾祖。祖名文基，字竹芗；父名栻，字小竹。同、光之际，先生之祖、父相继游宦川、滇，皆有政声。文如师十二龄时侍母自蓉入滇，后随父游宦东川、蒙化、腾越、开化、广南、云南诸府，得以遍历滇中。后定居昆明，前后客滇者十有八载。
文如师早慧，喜读书，耽文辞。既承家学之渊源，加之髫龄即就傅发蒙，于六代书史，诗词曲赋，涉猎尤多。又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因而接触西学颇早。及长，于小竹公滇中诸府任所，独承庭训，国学功力日深。旋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专攻文史。禀赋绝伦，品学兼优，文采飞扬，试辄冠曹。虽文弱书生，然侠肝义但，豪迈不羁。咸有济世之心，抱凌云之志。
文如师既卒业，以弱冠之年，出任《滇报》主笔。时值戊戌维新失败，保守势力猖獗，人心混乱，地暗天昏。文如师年少气盛，对国内外时局及地方政事多有臧否，笔锋犀利，一泻千里，辄为时贤所赞许。且不顾世代所受皇恩之隆，毅然与有“乱臣贼子”之目之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密谋反清。其时革命党初兴，反动势力强大，反清义士前仆后继，不惧肝脑涂地；文如师亦心向往之，辄解囊相助，甘冒风险。辛亥之年，山雨欲来，神州板荡。文如师挺身而出，与同道挚友戮力覆清，舍生忘死，四处奔波达一年之久。武昌首义，清室覆鼎，诸君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文如师适兼职于报馆，以如椽之笔，发震耳之声。盛赞共和，讴歌光复；五色旗下，共庆新生。然好景不长，孙文辞职，袁氏窃位，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以致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文如师忧心如焚，然无计可施，徒发慨叹。及袁氏称帝，举世哗然。蔡松坡秘密入滇，首举义旗，并挥师入蜀，势如破竹。文如师欢心鼓舞，热情参与其中。旋自滇回蜀，谒见蔡将军松坡，又晤孙中山、黄克强，及倒袁都督唐继尧、陆荣廷、陈二庵、汤芗铭等，为之划策出谋，运筹帷幄；少年豪气，直冲斗牛。直至袁氏归西，共和再造。其后，文如师目睹政局之风云变幻，始有倦怠之意。至1928年，蒋氏当国，文如师赴金陵往见，陈治国之策，直抒胸臆，蒋氏虽执礼颇恭，然不置可否。文如师以不见用，便决意退出政坛，专志于学术。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其时虽年方不惑，却颇显老成，终年着一袭蓝布长衫，手执黎杖，不苟言笑。学生皆呼之“邓老头”，文如师亦欣然领受。唯授课之时，从不用讲稿，或慷慨陈词，如数家珍；或奋笔疾书，字有法度。众学生心悦诚服，以听其授课、睹其风采为莫大享受。
先生对文如师之才学人品心悦诚服，故而望门投止。文如师亦激赏先生之勤奋好学，师生情义与日俱增。文如师著述素以行文酣畅、文采飞扬著称于世，时人有“文曲星”之目。且工诗赋，喜收藏，通金石，擅篆刻，有古名士风。先生则刻意模仿文如师行文风格，每有习作，必呈请批阅。文如师亦逐字润色，多予指点。后先生对我云：“文如师时常训诫：‘做人之道首要在诚实，任何情况下皆应讲实话，做学问亦复如此。’我讨教做学问之门径，文如师嘱我：‘有两部书须反复研读，一曰《日知录》，一曰《资治通鉴》。’我当时尚不明此言之道理，久之方悟出个中奥妙。两书共同之处有二：一是经世致用，一是治学严谨。于是我便将其作为日后治学之圭臬。文如师嘱我要‘惜墨如金’，方谓自重。我铭记于心。进而仿文如师风格，以文言写作论文。先生稍加润色，虽不敢自夸洗练，但总求字斟句酌，不坠空谈，颇得读者谬爱。饮水思源，皆文如师教诲之功也。”程门立雪之敬、桃李报春之真情溢于言表。
洪煨莲先生（1893—1980）则属于另一派学者。据先生回忆：煨莲师谱名正继，又名业，字鹿岑，煨莲（William）乃留美时自取之名。其祖籍福建闽侯，为当地望族，其父长期宦游在外，曾任知县。煨莲师幼承庭训，熟读经史；继而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历时五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兼历史系主任，唯以中国史学之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为平生所愿。其具体作法是：首先要建立历史学科的学科规范并推进科学研究方法之形成；其二是用现代方法编纂引得（Index）即索引，形成大型系列工具书，以便将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重新分类排列，以资利用；其三是要发现和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史学家。众所周知，历史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研究方式，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中国史学在理论框架、学科规范、研究法则等诸多方面显得模糊不清，随意性、主观性有余，严肃性、客观性不足。虽然象“乾嘉学派”之考据方法带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也只是于微观角度于不自觉之中与现代科学研究方式有类似之处而已。从广义上讲，将中国传统史学定义为“史料学”亦不为过。洪先生于此状况深引为痛，决心予以更张。煨莲师在攻读研究生时，即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式学术训练。他推崇洛克维尔教授所提倡的史学研究法，并将其归纳为五“w”方法。简要言之，史学研究无非是搞清历史的人物、时间、地点、原因和过程等五大要素，即Who、When、Where、Why、How，即可称为五“w”研究法。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皆须沿上述五条线索去追查，从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寥寥数语便揭开了传统史学的神秘面纱，变歧途亡羊为曲径通幽。接下来便是成立引得编纂处，筹措专项经费，延聘专门人才，针对中国传统检字法繁琐、互歧之现状，于1930年创立“中国字庋撷法”，并先后编辑、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巨册。在此过程中，编纂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编纂程序，即选书、选本、钩标、抄片、校片、标号、稿本、格式、校印、撰序。因程序严密，故而使得如此繁杂的工作忙而不乱，井井有条。其三是发现并培养一批新型史学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如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代，聂崇歧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继宗）研究明代，房兆楹、王钟翰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之全部断代，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之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同时，煨莲师认为，欲治中国史学，必当以西学为参照，只有眼界开阔，中西对比，方能获得真知。否则，作茧自缚，闭门造车，终究难成大事。故而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使推荐众弟子先后赴哈佛大学深造成为制度，让他们有机会开阔思路，获取新知。众弟子亦不负师恩，皆刻苦自励，学成归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里多有建树，成为当代史家阵营中璀璨的群星。就此可以想见，煨莲师虽年方而立，却胸怀宽阔，抱负非凡，立志高远，大有“学术战略家”之气度。
先生又回忆道：“煨莲师乃当时新派人物，身材颀长，风度潇洒；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口衔烟斗，不怒而威。每当初次与某学生谈话，必先英语，语速极快；继而国语，引经据典。辄致闻者满头大汗，不知如何应对。其实，待熟悉之后便可体会到煨莲师极其平易近人。我因选煨莲师以英文所授诸课程，被其才学所折服。继而出入其门，得教诲尤多。煨莲师亦视我为可造之才，因而垂爱有加。我史学之根柢虽虽承之于文如师，而真正走上清史研究之路，却是受煨莲师指导。本人之处女作《辩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即是由煨莲师提供史料，启发思路，甚至题目亦是煨莲师所出。待完成后，又推荐至《大公报》，终使拙文得以发表。这对我建立起研究清史之信心与兴趣，影响极大。”
邓、洪二师虽风格迥异，志趣不同，然却相互欣赏对方人品才学，遂成为莫逆之交。而先生同时被二位大师所激赏，亦成为燕园之佳话；并以勤奋刻苦、品学兼优，成为首位“司徒雷登奖学金”获得者。先生性豪爽，喜交游。因当时无家眷拖累，故而颇显洒脱。每逢周末，必邀二三知己，或登峭壁于西山，或泛扁舟于北海。登高远眺，曲水流觞，尽享林泉之美、自然之趣。先生颇擅豪饮，大有太白“斗酒赋诗”之雅，一二斤白酒乃寻常之事，不足挂齿。1937年，日寇进占北平，燕园成为孤岛。先生以一介书生之弱，不能投笔从戎而救国难于万一，心中郁郁，常借酒浇愁。尝与两位同学对酌，三人竟饮白酒至九斤之多，终致酩酊大醉，倒卧街衢。适逢燕大某Old maid路过此地，颇为愤慨，立即告知司徒雷登校长，提出应予严厉处分，以正校风。司徒颇不以为然，不想小题大做；又素知先生乃煨莲教务长之得意门生，便嘱其处理此事。煨莲先生深知自己学生心中之痛楚，不忍再雪上加霜，故而将此事委托文如先生处理。先生此时酒力已过，心中惴惴，趋入邓府，恭立俯首，以待发落。未料得文如师早已备酒等待多时矣。“钟翰，先饮此杯！”而后，文如师莞尔笑曰：“欲饮酒尽可来我处，何必醉卧街衢，以被人笑？今后注意。若无他事，尔可回矣。”至是先生善饮之名大震。不久，有日本宪兵队借故来燕园造访，实则宣威施压于燕大也。按外交礼仪，校方设宴款待，与之周旋。而有宪兵队长姓华田者颇为好饮，提出邀燕大一人对酌，以较酒量。座中司徒、煨莲等诸学者平日皆不饮酒，便以“不胜酒力”辞。而华田气焰益炽，不肯甘休。司徒急中生智，即与煨莲曰：“燕园皆知钟翰善饮，何不招来救驾？”先生于是奉师命入座。真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请日人择酒，华田答以啤酒。先生闻之窃喜，暗思“啤酒与水何异？”便以瓶做杯，与华田对饮。待饮至第十瓶时，只见华田“太君”面如猪肝，双目一闭，“扑通”一声，倒卧于桌下！而先生面不改色，谈笑风生。古人以“折冲樽俎”来表示不战而祛敌之境界，而此时竟成现实矣。诚然，真正意义上之较量还应是在战场，但以文弱书生胜倭国武士于挑衅之时，亦可聊慰平生。自此，燕园由是有“钟翰斗酒退倭奴”之典，善饮之名更是尽人皆知矣。先生亦向引此事为自豪，每每提及，仍眉飞色舞。
先生豪饮之雅，一直保持至90年代中期。时我已列为弟子，聚餐时，先生不仅劝诸生尽兴，且身体力行，每次皆饮白酒半斤以上，啤酒则饮3—4瓶，而面不改色。受先生感染，王门弟子亦多善饮，席间少有扭捏扫兴之辈。外界盛传，先生选择弟子标准之一乃是否善饮，虽属笑谈，然亦非空穴来风者也。
先生与文如、煨莲二师之情义，经历过多次严峻考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之翌日，日寇即占领燕大，旋文如、煨莲二师竟成阶下之囚。二师皆有家眷，而其薪水乃唯一生活来源。尤其是文如师子女众多，且皆不置生业。对此飞来横祸，全家乱作一团，茫然而不知所措。先生时为独身，立即自动肩负起赡养救助诸师家眷之责任，将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之外的所有收入皆用于此；并与燕大同学组织营救、募捐，以共赴国难。恰有燕大早期校友、天津大企业家宋棐卿先生被燕大诸师之气节与先生高义所感动，慷慨解囊，设立救助基金，按月为落难诸师家属发放救济金；并高薪聘用先生入宋氏所属公司为职员。自此，先生每周乘火车奔走于京津之间近三年之久，并兼做手工艺品生意，所得全部资助邓、洪二师眷属，并遵宋棐卿先生之委托，负责将救助基金按月发放至所有落难诸师家属手中，直至诸师获释。从此，先生与二位恩师情谊益深，几情同于父子。后先生与师母涂荫松女士结婚，曾应文如师之邀，于邓府居住达一年之久，充分显示出这种因共赴国难而益加巩固起来的真挚师生情谊。
时至50年代，地覆天翻。面对纷至沓来的场场政治运动，文如师此时已是惯看秋月春风的白发渔樵。他对当时接应不暇的种种变故反映消极，做冷眼观，这引起了某著名马列史学大师（姑隐其姓名）的强烈不满。一次，先生陪文如师参加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该“大师”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在座者皆知其所指，而文如师此时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散会后，先生送文如师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师生二人比肩而行，皆默然无语。但先生看到了文如师脸上的无奈、目中的茫然。不久，院系调整开始，先生被调往中央民院，殆其与“顽固落后”的文如师渊源之深、过从之密不无干系。但此事断不能使先生疏远文如师。1957年，先生第一部论文结集《清史杂考》出版，特恭请文如师题写书名，文如师亦欣然命笔，聊可慰其孤独寂寞也。文如师晚年处境十分不妙，虽被留在北大，但被束之高阁。名曰研究生导师，而又无研究生可“导”，事实上是剥夺其授课之权。数年后，教授重新核定工资，又以其无授课记录为理由，将工资下调三级。文如师蒙此屈辱，心中之郁闷可想而知。一次，先生前往探望，文如师长太息曰：“钟翰，我欲辞去北大教职。我自知已来日无多，门人小子如尔等者不下百十人，若每人每月送我5元钱，即可衣食无虞矣。”先生理解恩师之痛楚，然而却无力相助。只能婉转相劝曰：“当今不比从前，我等每月拿出5元不成问题，然衣食虽可无虞，北大断不会再为您提供住房，届时先生将无家可归矣。”此事遂寝。想邓之诚先生历经辛亥风云，声播民国学界；日伪时期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出狱后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故事，坚拒北平多所伪高校之聘，靠变卖古董维持生计，直至光复。其浩然塞乎于天地之间的民族气节多为社会各界称道，被公认为士林之楷模；而此时却只能是苍凉气短，无可奈何。但即使在如此情形之下，文如师仍能够保持平和之心性，达观之胸怀，终日以诗文古玩自遣。1960年1月6日（农历己亥年腊月初八），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孤寂中黯然辞世。时先生已被定为右派，下放沈阳，竟未能相送，成终身之憾事。先生尝与我云：“我与文如师情同父子，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人生之残酷何以至此！惟文如师弥留之际，内子涂荫松昼夜侍奉于左右者有日，可略补歉疚。每每思之，恨与愧并！”后先生应文如师后人之邀，含泪题写文如师碑文并书丹，文中行行寄憾，字字凝情，表现出先生对恩师之真挚情感。
就我观察，先生对邓、洪二师之膺服崇拜似已达到言听计从之境界。1948年，先生奉煨莲师之命回燕大主持引得编纂处工作。辞行时，煨莲师问曰：“钟翰是否吸烟？”先生以“不吸”作答。煨莲师曰：“吸烟为至美之事，既可提神，复可助思，其乐无穷，胜饮酒者多矣。”并以烟斗一支加上等烟丝一筒相赠。以煨莲师本意，是想以吸烟取代先生嗜酒之积习。而先生不但豪饮如故，却从此又终日烟斗在手，吞云吐雾，颇有乃师之风。涂师母责之“戕害身体”，先生每以“谨遵师命”对。直至30年后，先生已年近古稀，仍终日吞烟把酒，持之以恒。涂师母以先生健康计，强令二者必去其一，由先生自择。先生反复权衡，饮酒乃其乐无穷之事，而吸烟虽是谨遵洪师之命，数十年间却并未体味到多少快乐，于是立戒之。
煨莲师自40年代中期便滞留美国，漂泊异乡，晚景凄凉，直至1980年去世。其间一直关注着国内事态之发展，冷眼旁观诸弟子之表现。对门人中少数出卖灵魂者之行径，曾表示过极大愤慨；同时对先生之品行曾予以高度评价。临终时，煨莲师特委托先生全权处理其留存于国内的二万余册古籍，先生将之全部无偿捐赠中央民大图书馆；煨莲师辞世后，先生与同门诸学长翁独健、周一良等诸先生一同将出版《洪业论学集》之稿费捐出，作为“洪业奖学金”基金，奖励北大、民大等两校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作为对煨莲师之纪念。1982年，先生应邀访美，时煨莲师已谢世逾二载。先生趋至恩师墓前，行跪拜礼，并洒扫祭奠。先生凝望着煨莲师遗像，不禁老泪纵横，徘徊良久。至今，先生仍与煨莲师后人书来鸿往，多有交游，以延旧谊也。
三、夫妻情笃
史学是一门需要潜心研究之学问，而潜心首先是静心。静心必以家庭和睦、稳定为基础。先生一生经历坎坷，萍踪不定。从中学、大学、留学到1957年政治挫折，外部环境殊为恶劣。而数遇挫折而矢志不移，与师母涂荫松女士（1917-1998）之支持抚慰关系至大。据先生回忆：“自1949年结婚开始，家务均由其一人全部承担，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家中始终宁静如水，恰似避风之良港，无任何后顾之忧。这给了我莫大安慰与鼓励，也为我能继续于逆境中坚持治学提供了必要条件，不然，内外交困，后果不堪设想。而为此，她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每每思之，总觉有愧于心，对她不起！”
“钟翰一介书生，惜时如命。做饭做不好，她不让我做；洗衣洗不净，她也不让我洗。故而我终生几乎不做任何家务。当然，文革中，老伴下干校受尽折磨，三子女插队离京，我一人独守空巢，不得已曾敷衍一时。从结婚时起，她既要完成工作，又要支撑家庭，使我能潜心史籍。数十年如一日，从无怨言。搬入民院高知楼前，虽几易住所，皆蜗居斗室，条件极差，阴暗潮湿，使其终致患哮喘、风湿等多种疾病，个中艰苦，一言难尽。1957年，我因与吴文藻等诸先生一同贴写一份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做此事前我并未与她商量，横祸飞来，她从无一言埋怨于我，对我一如既往，就像是这一切都未曾发生。其实，她受迫害程度不亚于我。我工资降低，引起生活水平下降，她坚决辞掉保姆，一切家务均落在她肩上。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供应大减，粮油紧张，但又断不可使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挨饿。一次我们去商店丢掉19斤粮票，为不给家人增加心理负担，我们二人每顿减饭量，以弥补‘损失’，而不让儿女三人少吃一口。现在想来，说她作出自我牺牲也不为过。”
“那时我敬业精神极强。譬如，调民院后，家仍住北大中关园，回家骑车只需半小时。但我从来都是周一清晨离家，周六下午方回。正是由于时间上的优势，我通读清代史料多种，摘抄卡片盈箧，为我最喜作之考据、点校打下了一定基础。细细回想，我赢得的时光均因她付出了代价而来，其功不可没。感慨之余，负疚之情油然而生。”
师母不幸去世后，先生不顾年高，洒泪相送；并把管仰屋，撰《悼内子文》一篇，情真意切，读者亦无不为之怆然。
由于种种原因，与先生同代之学者之配偶多文化程度颇低而不相谐者。师母曾受过高等教育，又有留学加拿大之经历，集新女性之胆识才干与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于当时实属凤毛麟角。为辅佐先生之研究事业，却甘愿自我牺牲，令人深感可敬而又可惜。《诗经·邶风·击鼓》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先生与师母以一生之追求，已达到此诗中之意境，实令我等钦羡之至。
四、谆谆教诲
先生对弟子如我等者，向来是耳提面命，不遗余力。我曾讨教处世之道。先生曰：“外圆而内方。外圆乃体现灵活性，而内方则体现原则性。而就本人而论，后者做得较好，而前者多有不足。譬如，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某教授授课时出现错误一处，我以年轻气盛，立即予以更正，并指明出处。该教授极为尴尬，后于课堂上当众认错，我颇为自得，并钦服教授之修养。未料得他给我的期末成绩为‘B’，并停发奖学金，这意味着我将不再具有申请博士学位之资格，出手之凶狠，令我始料未及。我求助于煨莲师。他问清内情之后，郑重对我曰：‘你发现教授有错误，予以指出，应予肯定，然方式与场合皆颇为不妥。你是否想过教授之情面？当年我亦曾发现当代汉学大师伯希和著述中有重大错误一处，但并未声张，而是待见面后单独予以商榷，伯氏颇为感激。你若课下单独与教授探讨，定当是另一种结果。事已至此，我亦无能为力。此教训望能谨记之！’这是我一生所遇之首次重大打击，成终身遗憾，代价不可谓不大也。似乎这就是外圆之道，我于此方面多有缺憾，你当引以为戒。”临近毕业时，我尝请教未来之路。先生沉思良久曰：“孔子云：立德、立功、立言。立德者，圣人之为也，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立言者，著书立说者也，此乃我辈之本业，只要精进不息，当不难有所成就；而立功者，即兼济天下，为国分忧，向为我中华历代士子所追求之标的。经观察，你似具有行政才干，若有机会参与管理，为国效力，万不可推辞退却也。”我于分配工作一年有余之后，奉命负责我所科研管理工作，即是谨遵师命之具体体现。我越来越体会到，当时良义师劝我投考民大之正确和得入王门之幸运。是先生改变了我的一生，使我从浑浑噩噩中幡然猛醒，开始真正懂得做学问、做人之门径，是为安身立命之根本。饮水思源，感慨良多。
五、壮心不已
岁月不居，流光似水，转眼间世界已跨越世纪，更始千年。而先生学术青春永驻，新作迭出。2001年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新著《清史余考》，这也是先生的第四部论文结集。（先生当可称“王四考”矣）。因师生之谊，先生以一册赠我。只见其装帧秀美，古朴雅致；纸张洁润，散溢墨香；排版得当，点校精祥；内容宏富，文笔酣畅；又有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元白先生题写之书名墨宝为之增色。诸美俱备，真乃书中之精品也。
《余考》共收先生近作29篇，其中论文18篇，书序、书评、追忆等9篇，自述2篇。一部分论文，是对毕生学术实践的总结、反思、修正，还有若干篇论文，是对旧有专题的进一步探讨，解决了许多史家关注的问题。如清朝前期满族社会发展问题、清军入关对满族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影响问题、清朝前期的党争问题等。尤其是于一些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之精密考察，几十年间锲而不舍，且逐步深入，渐入佳境。诸如清前期满族社会性质问题、雍正帝夺嫡问题等等，莫不如此。例如，先生于五十年前利用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传抄本《抚远大将军奏议》撰写《胤祯西征纪实》，对官书语焉不详的雍正朝西征史实予以说明。而五十年后，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汉文档案撰为《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胤祯档》一文，填补了胤祯西征史事中之缺略。
对于清代史料与制度的透彻把握，是老一辈史学家共同的优势，但能够熟练掌握包括满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并用以解决一系列难题者，即便在中青年学人中亦并不多见。先生在治学实践中始终发挥了这一特长，凡是涉及满族史中关键名词和概念之阐释，乃至对一些重大专题之讨论，都努力从满文档案入手，以期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他在《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一文中强调：“对中国学者来说，如果想专攻清史和满族史而不懂满文，不能利用满文文献资料，亦是不啻隔靴搔痒，将始终不能抓住解决问题之关键”，此论对于清史研究者来说，堪称金玉良言。而《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一文，除强调满文档案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援举自己以档证史的几个实例，以此说明正是满文档案，帮助自己抓住了问题之关键，从而使诸如明代女真人分布、清代旗地性质等一些基本课题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不过，先生在充分肯定满汉文档案价值之同时，亦曾说过“尽信档不如无档”。他结合自己考辨康熙帝遗诏出自伪造之实践，指出档案亦有其局限，不应盲目信从。科学之态度，应是对档案进行严格鉴别、认真考核，进而得出结论。此问题恰恰极易被一些研究者特别是中青年学人如我等者所忽略。
先生治史，从编纂引得开始，数十年来手披目验，对清代诸种文献之版本来源及史料价值，已经熟悉到左右逢源、融会贯通之程度。书中《陈梦雷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助编者》、《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记半通主人藏半部“史通”》诸篇，无不显示在这一方面驾轻就熟之功力，而读者在阅读此类文章中也时时能够感受到他对书籍的嗜好和优游其中物我两忘之乐趣，对于当今一代学者而言，已是一种难以企及之境界。
据刘小萌师兄云，1993年先生八十寿辰时，学界诸同仁与弟子集会祝贺，先生曾有言曰：此番《续考》出罢，下次当出《余考》。我忝列门墙后，目睹先生壮心不已、自强不息之豪情，竟使得一介慵懒钝鲁之人，亦渐渐懂得以勤补拙，努力进取。在先生《清史余考》的编辑过程中，我遵嘱负责编目，从而有幸能为先生夙愿得偿而尽绵薄之力。先生去年又尝对我云：“倘若再能出论文集，命名为《清史补考》可也。”先生以年逾米寿之高龄，仍志在千里，笔耕不辍，且以不懈之求索，亲身实践孔子所云之“不忧不惧，自省不疚”，孟子所云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于人格修养方面达到了凡人难以企及之境界。其真情豪气弥漫于宇宙之间，当视为浩然之气之孑遗，足可副“君子”之盛名也。怎能不令后学晚辈如我等者，在敬佩与汗颜之余而见贤思齐，闻鸡起舞！
（资料来源：《新华文摘》200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