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下午，我们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宿舍，访问我国著名的清史和民族史专家王锺翰教授。王教授是湖南东安县人，出生于1913年，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部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并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顾问等职务。去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发起，庆祝他的八十岁寿辰，祝贺他在学术研究和培育各民族人才所作出的卓著贡献。教授虽巳年届高龄，但仍担负着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任务。本月上旬刚从沈阳参加中国清史第七后全国与国际学术会议回京，得知我们要来访问．立即慨然答允。他身体健朗，精神矍铄，连续两个多小时谈话而毫无倦意，并且思路清晰、敏捷，中间接了几次电话，放下话筒便紧接着刚才的话题侃侃而谈，当中毫无间断。王教授就他的学术生涯、治史经验、清史和民族史研究等方面发表了意见，使我们深受教益。
治学经历的回顾和对老师的怀念
访问开始，我们向王教授提出：您在1936年即撰写了有关目录学的论文，从那时至今，您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已将近六十年，首先想请您对我们刊物的读者谈谈治学的经历。王教授点头赞同，他向我们讲起三十年代在大学的往事——
我那篇文章是《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1936年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文章的写作是在35年。那时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洪业先生讲授史学方法，这篇文章是为完成学期论文写的，经过修改以后发表。文章主要是驳当时中国营造社珂罗版影印的所谓纪晓岚手书《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非纪昀所写，对作者手迹的真伪进行了考辨，摘出《简明目录》所收书目有别于《四库全书总目》41种，舛脱略者97条，提供的证据是比较充分可信的。38年，我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又考入研究生院历史学部。到42年，两年就毕业，因为我的导师洪业先生、邓之诚先生看到战争局势日趋紧张，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要打起来，他们说，你快毕业吧!研究生一般3—4年毕业，我两年就毕业了。
我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清三通之研究》，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清代则例与政法关系之研究》，都与清代历史有关。我为什么选择清史进行学习和研究？作为中国人，“九一八”以后，中国丢了大片国土，每个青年学生都激发起爱国义愤。我很想参军上前线抗日，按当时我的想法，认为亲自上战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但身体条件不合格。我在高中时，也曾想念理工科，将来实行“科技救国”，“九一八”以后，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参加与救亡运动有关的社会活动多了，当时我认为学习分数是次要的，但是因为参加办周报，写文章，活动多了，理工科分数降下来，就只好念文科。我开始上学读书比较晚，我有四个哥哥，四个姐姐，我是老九。受父母钟爱，我十岁才念书，没有念小学，一开始念《论语》，“学而时习之’，根本不懂，半年后入私塾读《诗经》，也还是不懂，但先生要求不仅要把《诗经》背出来，而且要会从头到尾默写出来。到第二年读《左传》，第三年念《书经》未念完。乡里一位到过北京见过世面的老师宿儒，他让先念《札记·檀弓》和《学记》，同时逐字讲解《说文》，又让读古文，《经史百家杂钞》作为选读课本，也都要求默写。又叫各人自己看《御批通览辑览》。经过这样四，四年下功夫学习，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到长沙考入雅礼中学，我的理工科成绩赶不上学习好的同学，文史科目还总算一直保持不错。高中毕业，我被中学资助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当时给的奖学金很高，每年二百大洋。
在燕京大学，我遇到一批良师益友，他们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主要是邓之诚先生、洪业先生、顾颉刚先生和张尔田先生。这些学识渊博的老师不仅向我传授知识，同时教我如何做人，还教我学习写文章，有一年几乎每周送一篇，老师都认真给以批改，题目由自己定，长短不拘，这对我学做文章帮助极大！不过我的文章仍然写不好，远远比不上白寿彝、翁独健、谭其骧、周一良诸位比我年长一些的老学长。
回忆大学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二九”运动，反对签订何梅协定，反对华北独立。学生运动停课一两个月。学校复课之后，洪业先生激于对日寇的愤恨，他无法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讲课，而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对同学们说，现在你们知道了，我们在军事上打不过日本人。但在做学问上不能不跟他们比一下高低。本世纪以来，世界上所谓的汉学中心，最早是在伦敦，有斯坦因，后来是在巴黎，有伯希和。现在日本人很想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我们要争气，要把汉学中心抢回北京来！当时我们全班不到十人，他的话深深震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影响至深。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就聘请了一大批有名望的学者搞中国学问，后来搞出个伪满洲国，日本这些所谓学者是别有用心地为侵略中国，成立伪满找历史根据。所以洪业先生呼吁“把世界汉学中心抢回北京来”，就是因民族尊严和爱国思想而发。辅仁大学陈援庵垣先生也是这种信念，还有东北金毓黻先生均有同感。我受洪业先生和这些先生们的影响，选择研究清史即由于此。清朝结束之后，下面有伪满洲国，前后是相联系的。我们要和日本人针锋相对，研究清史，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恢复历史的真相，粉碎他们假借历史掠夺中国国土，分裂中国的阴谋。
“七七事变”以后一段时间，燕京大学悬挂美国国旗，司徒雷登做校长，日本宪兵队不敢进校来，维持了四年多时间。1941年底，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美不宜而战。此时燕京大学就被日本宪兵队接管，我们都被轰出去。1943年春，我辗转间关到达成都。当时，洪业、邓之诚两位老师在北京被关进日本的陆军监狱。在成都时，恰好陈寅恪先生也被请到那里执教，1943至44年我听过他讲隋唐史的课。在此几年间，我在燕大开设中国通史、史学史等课程。
陈先生不幸双目失明，学校指派我照顾他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都很年轻，陈师母体弱多病。那段时间我同陈先生接触较多，他对我谈做学问，也谈做人和其他事情，我算是他的私淑弟子。1948年，我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去美之前，曾询问过陈先生的意见。他说：你研究清史，到美国能学到什么呀，去学点语言是好的！因此1946至48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两年，主要研习拉丁文、日文各一年半，法文、德文自学一年，蒙文、满文各半年。当然都没有学好，勉强能看点专业书而已。燕京大学有个“引得编纂处”，洪业、聂崇岐先生担任正、副主任。1948至49年，聂先生被邀到哈佛讲学，我受洪业先生之命回燕京，任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时值解放战争前夕。
这段时间，我开过明史、清史两门课，同时，我写了两篇论文，都是有关清史的。一篇是《清世宗夺嫡考辨》，基本观点与孟森先生相同，但引用材料和研究方法不完全一样。另外，盂森先生把夺嫡与杀年羹尧、杀隆科多、收拾他的兄弟们这几件事分开讲，我则认为他们都是互相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事件。当然有人对“夺嫡”看法不同意。美国一位青年学者认为，雍正登位符合国际法，问我意见。我无以作答，心想那时有什么国际法？当然学术问题可以争论。另一篇讨论雍正的弟弟，题目是《胤祯西征纪实》，也与上一篇“夺嫡”不无关连。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我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任教授，先在少数民族语文系教中国通史三年，后在满文班教清史一年。1956年成立历史系，开设过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通史第四学期的课程。解放前我的学术论文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解放后，开始学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和其他马列、毛泽东思想等著作，接受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对马列主义迄今也还未能学好，但是从思想深处接受了新世界观的指导，使我在解放后的学术研究，观点和方法有不少进步，建国初年，我对满族史写过两篇文章，《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是我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尝试。文章的基本观点是，解放以后，我们各民族已经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大家庭，而在民族地区的一切措施和工作中，必须充分估计到各兄弟民族的社会特点和当前存在的历史特点，因此应该对各个兄弟民族在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作出具体研究，分析和说明。关于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当时有的一些史学家认为是处于氏族社会宋期的家长奴役制阶段，“基本经济生活还是渔猎”。从大量史料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我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对史料的考察，我。认为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已到了奴隶制阶段。入关前已向农奴制过渡。当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周围广大汉族人民高度农业化经济对满族社会的进程自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只是外因，而满族社会本身已达到奴隶制形态，具备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基础，这则是内因，上述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满族人关以后，能很快由农奴制转为地主制封建社会形态。皇太极统治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正是满族社会从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一个急剧而又十分复杂的重要阶段。在这大约二十年时间中，一方面是满族内部封建制因素的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是处于更高社会阶段的其他各民族对满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促使他迅速和全面地过渡。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分析，可以肯定满族之所以能够统治全中国长达三百年，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的。现在大家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观点。所谓飞跃，一个落后的民族跳过一定的社会阶段，向更高一级社会阶段飞跃，是否能够实现？应该认真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存在了七十多年，飞跃了没有呢？有共产党的大力领导，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还这么艰难。那么三、四百年以前，要满族一下子从氏族社会飞跃进入封建社会，容易吗？故满族人关前，顶多到封建制的初级阶段，人关后，才完全封建化了。我又写有一篇论文，题为《清初旗地性质初探》。主要意思是讲，清初圈占了16万顷土地，其中属于皇帝和贵族所有的皇庄、王庄才各占1万多顷。其余14万顷土地都分给一般旗人，大多实行长期出租和典当，有典当长达50年，甚至100年，形成变相买卖，土地买卖是转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这14万顷都是封建化，在全国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皇庄，王庄的1一2万顷所占比例极有限，在满族中也占少数。故此我认为，一般旗地从1644年清军人关之际起，已经走上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形式的地主经济的道路，同时也应该肯定它是决定和影响其他旗地即皇庄、王庄等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只是由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其政治特权和超经济剥削，在他们的庄园中竭尽全力地企图保持其原有的农奴制的经营方式，从而从庄园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的历程放慢了步伐，延长了岁月。然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到了18世纪下半期，皇庄与王庄几乎全部都被纳入与一般旗地性质相同的地主经济范围之内，这当然也不排除仍有农奴制，甚至是奴隶制的残余，如河北省东北部、辽西、辽阳、沈阳地区的皇庄和王庄，但那只是一些残余，而不代表主流。
解放前我写的是资产阶级式考据文章。至建国后，我开始学习了马列主义，尝试用新的观点来研究，这只是一个变化的开端。1957年4月，人民出版社历史组的编辑找到我，希望将已有的论文结集出版。9月份，即以《清史杂考》为书名出版。当时出版社抓得紧，书才得以顺利地印了出来。这一年秋季，全国范围内“反右”，我的人生道路出现很大曲折。这本书在1963年又由中华书局再版一次。回想起来，我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我自知，论思路、材料我都不够，但幸运的是我遇到的老师在全国，全世界都是难得的。陈寅恪先生海内外著名。顾颉刚先生海内外亦很有名。洪业先生在美国很出名，不在胡适之下．邓之诚先生在日本等地名气也很大。张尔田先生参加过《清史稿》的纂修，他治学是旧的路子，尤擅长写骈体文和诗词。接触这些大师们，使我受益一辈子，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我除了撰写清史、民族史的研究论文以外，还参加了《清史稿》的标点工作。《清史列传》是由我一个人点校完成的。其他如《满族简史》，我亦是通纂人之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参加了东北地区部分的纂稿。此外还主编了《满族史研究集》，文章主要是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中青年同志撰写的。我本人共有三本论文集，除上述1957年出版的《清史杂考》外，1990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清史新考》，去年又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出版了《清史续考》。不过三本书中的文章并不整齐，也没有达到很高水平。
我做的工作有限，这不是我谦虚，而是真心实意讲的。现在学校给我很好的待遇，林耀华教授、马学良教授和我三人均为国家级终身教授。林、马二人当之无愧，而我则滥竽充数而已。今学校给我住房条件也很好。但我自己总觉得不满意，后悔最好的二三十年时间没有能替党和国家多做一些事，我个人对此耿耿于怀，现在要努力弥补，但年龄大了，感到有些吃力。以前一个月可写一、二万字文章不算什么，现在写五千字都困难。不过我仍有信心，要不断自勉，多做些工作。
重视和掌握历史学科的特点
王教授治史近六十年，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他的态度又是这么谦虚，不愿多谈自己的成绩，更令我们感动。据我们所知，《满族简史》一书是一部历经20余年的调查、研究和反复修订的集体著作，最后通纂出版，他做出了很大贡献，该书曾获得1984年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王教授本人撰写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关于满族入关前社会经济形态的两篇论文，被评论者誉为“理论分析和材料运用都有重要突破，是我国老一代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新方法研究清史的兵有开拓性的代表作。”再如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一文，被称为“对清代300年间对各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特征和演变作出精确的概括，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实为先生晚年精心结构之作。”因此，我们进而请王教授谈谈治史的主要经验。王教授便又接着朗声讲述一一
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有相同的地方，又有它自己的特点。据我个人的体会，它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言行一致。学历史首先要讲如何做人，不能见风使舵。研究历史学不能违背客观事实任意歪曲。要说到做到，实事求是，绝不能明知是非科学的，你还要那样写，那是骗人。引用古人，或现代人的成果，谁讲的话就是谁的，谁的见解就是谁的，都要一一写清楚，不要掠入之美，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运用今天的话讲，是职业道德。过去是讲史德，刘知几讲史家三长，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史德”，很重要。投机取巧，可以骗人于一时，或十年八年，但决不能骗人一辈子，终归要败露出来的。
第二，要下硬功夫，甘心情愿坐冷板凳。学历史不是念一两年书就能够出名成家的，也不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所能搞好的。现在看到有些人在公司赚钱容易，用不长时间，几千、上万就可以赚来，只羡慕这些，就不要学历史。研究历史发不了财，当然，基本生活，衣食住等项要有保证，党和国家也十分关注，所以不要有非分之想。做学问要有坚强的信念，要有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毅力，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第三，要掌握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对此我要多说几句。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思想领先，要有马列主义历史观。我本人做得很不够，也很不好，但是我深深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然不是靠贴标签挂在嘴上的马列主义，只会教条式地，机械地引用。而是在思想上一定要确立这种科学理论思想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运用基本原理来做研究工作的指南。不久前有个青年学生要写“清初龙兴”，我说“龙兴”不好，何不改作“崛起”，你看见过龙吗？
结合民族史研究来谈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可以看得更清楚。研究民族史要着眼于加强今天来之不易的全国务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史研究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有的问题容易成为敏感问题，有时汉族同志感觉不到，少数民族同志却很容易感觉到。这就更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总结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各民族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清代民族宗教政策》这篇文章，若按我以前搞考证的路子，是写不出的，我是有意识地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研究问题，也是我长时间思考得出的结果。文章的核心，是讲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认为清代满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成功，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论证。一，在东北满族发祥地，清朝奠基人努尔哈齐对东北各族实行招纳，吸收，融合的民族政策及兼容并包，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二，在内外喀尔喀蒙古，实行分而治之并限制利用的政策，宗教上为政治目的服务而提倡信仰藏传佛教。故康熙帝曾踌躇满志地认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从康熙中叶以后150多年的史实来看，长城以北内外喀尔喀蒙古的广大地区相安无事，满、蒙两家的命运与清王朝共始终，此乃清代对蒙古族的民族政策成功之见证。藏传佛教原先已长期盛行于内外喀尔喀。在清代，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内蒙古地区又设有章嘉呼图克图，他们与西藏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和日喀则的班禅额尔德尼，合称四大活佛。可见，清统治者对蒙、藏在宗教上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清统治者以“宠佛以制其生”、“以佛制蒙”而又“以蒙制藏”的宗教政策与分隔、限制、利用的民族政策相结合，使蒙古族一蹶不振，人口下降，各部各旗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蒙古族本身利益受到很大损害，但从整个近300年的历史看，满蒙联成一体，经济文化交流畅行无阻，而广大蒙古族人民在为此作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的同时，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积极和伟大的贡献。三，在新疆天山南北路，采取旗治、民治分而治之及限制新疆与内地人员交往的政策，并尊重那里的伊斯兰教信仰。四，在西藏、甘青地区，大力提倡、利用藏传佛教以为统治工具，曾三次出兵西藏，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至于有人说，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新兴满族的康熙大帝争霸而逐鹿中原，一成一败，噶尔丹仍不失为蒙古族的“民族英雄”。甚至还有人说阿睦尔萨纳也是“民族英雄”。这些错误言论，都是不顾当时全国局势已定于一，各族民众经过长期分裂战乱之苦，人心思定，渴望统一，统一既成定局，一旦有起而倡乱，搞分裂祖国活动者，一不得民心，二逆统一之大潮流，又哪里称得起“民族英雄”？再者，阿睦尔萨纳勾结沙俄，引狼人室，亦妄图效噶尔丹之所为，纯粹是民族败类的行为，铁证如山，又有谁能为他洗刷呢？五，在西南诸省推行改土归流，改变了土司，土官割剧一方的旧局面，变由地方土司间接统治为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从而推动了西南三省由原有落后的奴隶制或农奴制进入封建制，并且加强了西南各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多民族的统一祖国，均具重大意义。
我们不能否认，今天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中，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兄弟阋于墙”，甚至彼此间以兵戎相见的不愉快局面。这是历史事实。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这些历史事实。当然，兄弟交恶和相争，是家庭内部的事，但是也有个谁是谁非的问题。历史上兄弟民族间出现过的交恶或争战都是国内民族矛盾问题，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之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譬如，明朝与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争战二三十年，这里就存在谁是谁非问题。过去，国内外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努尔哈齐的兴起，对辽东地区的占有，是背叛明王朝，以下叛上，是“入侵者”，是非正义的。这当然是由于千百年来的汉族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在作祟。同时，帝国主义者为侵占我东北找历史根据，说满族是外来民族，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歪曲历史以进行分裂主义的鼓吹。须知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地说，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是压迫者。明王朝也不例外，明朝未年，东北地区女真各部统一，明王朝出兵干涉，大动干戈，显然，战争的正义性在以努尔哈齐为首的后金一方。正如列宁所说：“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我们不能只看战争的表面现象，而不问争战双方的谁是谁非，战争的实质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应承认明代女真各部的统一，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齐反对明王朝的民族压迫，都是具有正义性质的。再进一步问：后金政权究竟是什么性质？多年来，史学界不少同志把它说成是地方割据政权，因为如果承认后金国是独立政权，好像满族就不是祖国境内的民族了。其实这种顾虑是没有必要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历史的客观事实和科学性。后金国的出现，标志着满族在东北实现了地区性的统一。它既与明王朝没有君臣隶属关系，我们就应当承认它是一个与明王朝同时并存的独立政权，而这个后金政权仍然是属于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我在1985年写的《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中提出了这些看法，此文的用意，也在于通过对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合而论之，说明两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而他们的一成一败，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智慧、能力的高下，而是一方是腐朽的明王朝，一方是新兴的满族政权，以此证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都不是偶然的。
我举上面两篇论文为例，是为了说明：有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研究工作的正确牲、科学性必然相过甚远。
第四，研究民族史，对语言有很高的要求。本国语言要掌握好，才能写出好文章，外国语要求“四会”，第二外国语要能阅读；同时，搞哪个民族的历史一定要懂得哪个民族的文字，满、蒙、藏等民族的文献都是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的多，不掌握它如何能深入研究呢？这样比一般研究历史的要多懂—种语言。掌握语言是多多益善，当然也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实际能力。像陈寅恪先生懂20多补语言的学者毕竟不多见，但起码要懂三、四种语言文字。中国人发表研究成果首先是汉文，如果本国语言学不好，文章如何能发表？我先后总共招收了十来个博士生，汉族学生的居多，他们能掌握汉浯水平比较好就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有少数民族的学生不但掌握本族语言，而且汉语学得很不错的。这是基本功。专业知识最好先宽一些，世界史、中国史，都要知道个大概，不一定要人、地、名和年、月、日都会背，但知识面宽对于研究工作很有必要。这是我个人多年搞科研工作感到不足的一点切身体会。
清史和民族史研究的可喜前景
听了王教授这番经验之谈，我们更加感到钦佩。这些宝贵意见，对于当前进一步端正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加强中青年同志基本功的训练，肯定有很好的作用。最后，我们再请王教授谈谈近年来清史和民族史领域发展的可喜情况。对此，王教授兴致勃勃地回答一一
解放后，清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大大向前发展了。解放前，孟森先生是名家，但总的讲研究者不多，此外有郑天挺先生和台湾萧一山先生。建国以后，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大大增多了。从研究机构看，目前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规模最大，共有50多人，戴逸任名誉所长。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有20至30人，听说最近已合并为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是陈祖武。南开大学原来由郑天挺先生创办了明清史研究所，后称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是郑克晟。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也有明清史研究所，所长是李洵，规模不是很大。辽宁大学也设立了清史研究所，所长是孙文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有满学研究所，所长是阎崇年，人数不多。我校也有满学研究所，由我任所长，满族学者关纪新任副所长，我们没有编制，没有经费，聘的研究人员都是兼职，不花一个钱。我们准备出一本《满族朝鲜族文化研究》，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创刊号，每年出一本，每本约为30万字。还计划编一套丛书，已报国家教委，希望能解决一笔经费。要组织队伍写成12本书，每本15至18万字左右，辽宁民族出版社愿意出版。
从1986年开始，由国家民委教育司发起组织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经过酝酿协商，于1988年拟定了提纲，动笔撰写约用了四，五年时间，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今年11月出版，共140万字。这部书由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共同编纂。共有编委12人。因我年龄较大，担任主编。三位副主编，有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刘先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我校民族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王辅仁。编委及参加编写者加上特邀的共16人，全部编委均为教授、副教授。
解放后出版的民族史著作，有吕振羽先生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翁独健先生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云南大学江应樑先生的《中国民族史》由他的学生补充、整理。我们这部《中国民族史》，聘请了6位权威学者担任顾问，有费孝通、杨静仁、白寿彝、翁独健、谭其骧、马曜、白先生和谭先生的聘书是我亲自送去的，他们笑了笑都接受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多编写出版一部中国民族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编纂的，这部《中国民族史》，从内容结构上，力争要打破以汉族为主的传统的封建皇朝体系。不是按一个王朝一个王朝的史事编写，而是按以少数民族为主贯穿全书来写，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历史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为主线。除作为说明本民族史的分期及其它几个理论性问题的绪论以外，全书共分八编：一、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在中华大地的多元起源；二，中华民族的形成，依据考古学成果、先秦远古传说及民族学资料相互印证；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南北各民族的形成，汉民族形成后发挥主体民族的作用；四，中华民族的兴盛和祖国统一的加强，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改善；五，契丹、女真与各民族迭起及其建立政权；六，蒙古统一全国至满族兴超前的南北各民族；七、满族统一全国和各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八、各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本民族史的编写体例，不依汉族中心和王朝体系的正统观念，而以中国有史以来少数民族为主贯穿本书的始终，作为一次初步尝试。
史学界过去—段时间曾多次讨论过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以和为主或以战为主？但这部书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打仗的同时也还做买卖，互相交流，民族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步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过程，汉族起了主导作用，同时也是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明代以后，汉族政治经济力量日趋衰微，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爆发以前。
以上指导思想和内容结构上的特点，是在马列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通过集体的通力合作确定的。我出力最小，贡献是大家的。同志们认为，我们这部书写北方民族和古代民族有一定特色。也有不足的地方，近现代部分很难写。比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但除了满族关向应、壮族韦拔群、回族马本斋以外，很多少数民族难以找出代表人物，如何反映这段时间少数民族的贡献，一些一般性的交待，就很难写出各民族所做的贡献来。我们这部书，明确要避免大汉族主义。历史上民族之间不平等，只有压迫和歧视。但我们今天看待历史问题，应该以民族平等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兄弟民族，不能说匈奴侵略汉族，那样匈奴族岂不成为外国民族了？这都是一个国家内部民族间的矛盾，兄弟还打架嘛！对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要具体分析。
当前，史学界对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呼声很高，写文章，出书，研究《易经》热，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等。我想，这些都好，但应该加上“优良”传统，不好的部分，不但不能发扬，而且要坚决抛弃。譬如对于男子留长辫，女子缠足，你总不能吹捧提倡。
满学的研究，档案资料是一个人间题，史学界对此极为重视，台湾对档案的整理使用，走到了大陆的前面。台湾计划印明清档案1500册，目前已印出大约250册，经济史档案资料最多最全，堪称规模宏大。一律影印，可避免排印错误。大陆方面，东北有黑图档，黑龙江、大连都有，是当时都统衙门档案，已排印出了不少。还出版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二册。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出版了《清代档案资料丛编》，已印了十多本。台湾保存的早期档案多。我们一史馆所保存的清代档案最多，军机处档很全，有目录，可借阅，使用很方便。地方档案也很多。这些如何整理、出版，是个很浩大的工程。研究满族史，民族史和宗教史，都必须利用这些档案。国外研究清史的学者也非常重视利用档案，他们研究一个小问题，到北京来利用档案可以写成几十万字的大作出版。因此，我希望对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应当更加重视。
聆听着王钟翰教授条理清晰、见解精辟的谈话，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不觉就过去了。当我们向王教授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五点钟，根据日程安排，校内还有一个会等着他赶去参加。看到年逾八旬的老专家还对学术工作这样不知疲倦地操劳，更使我们由衷地敬佩。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