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治，四川自贡人，生于1929年8月22日。1949年入华西大学哲史系学习，1952年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53年毕业。此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读研究生，1956年2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80年任副教授，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5月任博士生导师。王思治曾任《教学与研究》副主编，清史研究所人物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清史研究丛书”常务副主编，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1987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访问及讲学。主要学术成果有：《两汉社会性质及其他》、《清史论稿》、《承德避暑山庄》与人合著，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五卷中国部分，为台湾出版单位撰写《康熙》、《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五六十年代，王思治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先秦两汉史的研究，两汉社会性质问题是其研究重点。 

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史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从西周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二是认为西周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开端是春秋战国之交或者秦汉之际；第三种意见认为汉代也是奴隶社会，把奴隶制的下限定在东汉末或魏晋时代。王思治先生是第三种意见的重要代表人物。从1955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崩溃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论文在当时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它使魏晋封建说成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就是一些持不同意见舶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两汉时期存在着大量奴隶，奴隶劳动仍是当时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70年代以后，王思治先生将研究重点转向清代历史，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清前期历史地位是清史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认识和评价。过去，由于人们过分强调清朝政权的民族压迫性质，对其许多带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视而不见，这就难免得出一些失之偏颇的结论。王思治先生主张学者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公正、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历史。他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前不同，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到来，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国侵略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与此有关）。如果殖民势力的侵略阴谋得逞，后果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中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最初相遇时起：，中国就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尽管当时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他们就一定会接踵而至，在18、19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猖獗的时期。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而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问题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对抵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是我们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也需指出，在康雍乾时期，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落后的差距更加扩大了，其差距是整整一个时代，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影响也是深远的。总结其正反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将使我们获得应有的历史教益。《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9日曾在“学术动态”中专门介绍了王思治先生这一观点，目前，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不少清史学者的共同认识。 

关于清代社会之主要矛盾，过去有的学者往往过份强调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认为有清一代民族关系始终是“对立和隔绝”的。王思治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观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虽然满族进入中原以后，建立了清王朝，满汉之间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但民族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仅仅是清初的20年，而非整个清代，从总体上看，阶级矛盾仍是清朝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清初的20年，学者也应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不宜一概而论。当时进攻的一方是满族贵族和降清的汉族地主，抵抗的一方是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和南明政权。清初的战争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否定民族斗争，又不能把民族斗争绝对化，只看到民族矛盾，看不到阶级矛盾，这是不符合清初历史实际的。对清朝民族关系，：学者也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虽然一些统治者人为地制造民族分裂，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还是主流；那种认为“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向不可能是友好往来、团结互助的”看法，显然缺乏阶级分析，不符合历史真实，皇位继承制度在清朝政治演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特殊地位，是中外学者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1996年王思治先生在《满学研究》第三辑上发表了题为《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的长篇论文，这是清史学界第一篇系统、深入分析清代皇位继承制度演变过程的学术专论。王思治先生在文中从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规律的高度，将清初皇位争夺置于满洲贵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进行考察，对皇位继承制度之演变作出精辟论述。他指出：在古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处于政权顶峰的至尊地位，皇权高于一切，关系国政之兴衰隆替，故一姓世系的皇位继承制度，被视为回之命脉所系，古代中国历代实行预立太子的储贰制度。太子称为产储君”，即所谓“国本”。太子之立以宗法制为依据，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若皇帝无子，或“兄终弟继”，或以宗室近支承祧入嗣。清代入关前后，皇位汗位继承制度自有其满族之点，又复屡经变异。入关前，始而立长，一变而为八王“共议嗣君”；入关后，沿袭历代立太子储贰之制。清初两代幼君继位，又有宗室近支亲王摄政与异姓四大臣辅政体制之不同；历观清代入关前后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其间充满着激烈的矛盾与残酷的斗争，扑朔迷离而又惊心动魄。在太祖朝，有长子褚英诅咒出征的父汗，望其败归则闭城不纳；在太宗朝，有四大贝勒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要夺御座”，太宗大开杀戒，正蓝旗被杀者千余人的空前浩劫；在顺治朝，有摄政王多尔衮死，其胞兄英亲王阿济格即发动未遂政变；在康熙朝，有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案，于是而有雍正帝之秘密建储。 

对在清代政治中影响深远的雍正帝秘密建储，王思治先生分析说，这二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朝实行的皇位继承储贰制度从此终结。“秘密建储较之立皇太子是—进步，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皇子间结党谋储位之争，同时。秘密建储皇帝可以从诸皇子中择其较贤能者嗣位，亦可以鼓舞诸皇子人人上进，这与皇本子自幼而立，不论贤愚将来都可以继位相比较，显然更具有积极意义。” 

对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其社会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宗族制度，王思治先生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宗族制度浅论》一文中，他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清代宗·族制度的发展轨迹、族权的构成和社会功能、族权和封建政权的关系、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指出宗族制度是封建地域性组织，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奠基在小生产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之上，大约在清朝雍正年间，族权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从而直接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宗族制度在清代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思想文化领域内都对族人强行约束，同时，又以‘义田’等作为‘恤族’的经济手段，给宗族的阶级对立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普遍存在，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宗法主的特征。阐明宗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揭示我国封建历史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尽管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10余年，但直到今天，许多学者认为，它的主要观点仍是正确的，它对清代宗族制度的考察角度、所引用的大量历史资料、得出的基本结论仍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和王思治先生先前所作《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一道被译为日文，收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质》一书和田正店编，日本中国书店版，作为日本大学教学参考书。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王思治先生对下列清史问题也作过深刻论述：明清战争、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承德避暑山庄、朝少数民族政策及国家统一问题、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明清文字狱、乾隆后期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清代中俄关系、两淮盐商的盛衰、皇太极、多尔衮、范文程以及康熙、雍正等。 

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科研、教学工作40余年的王思治先生，重视培养史学后继人才，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精心指导，因材施教，对青年教师积极扶持，勤于指点，深获年轻史学工作者的尊敬，他在这方面作出的突出成绩也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高度评价。 

资料来源：高翔《满学家、清史学家王思治》，载《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