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虽废除了封建帝制，但溥仪及原皇室成员，仍居清宫后半部，并享有“大清皇帝”尊号，不用民国纪年；一批清朝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花翎身着黻服向浦仪跪拜称臣；大批太监、宫女、侍卫还在供封建小朝廷使用这些举动，引起朝野人士及民众的不满，于是在一九二四年的十一月五日，当年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从此花翎顶戴、达官显宦出入宫禁的朝代便永远结束了。

溥仪出宫后，摄政内阁国务院发布命令，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11月20日该会宣告成立。该会的主要成员均为政府各部院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北京大学教授、助教等也参与其间。当时我正在北大史学系听课，经有关教授的推荐，于是年12月27日进入善后委员会工作，1925年1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缮写书记员。 

故宫博物院成立，我仍赓续在院。日前《中华英才》记者采访我曾有这样一句话：“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从那时直至今日，我在故宫度过了七十年的沧桑岁月。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 

溥仪出宫之后，所有属于清内务府的机关随之解散，二伯父和父亲面临失业。于是父亲便托他的朋友周先生为我和我大哥士魁找个差事做。在周先生及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大哥便来到善后委员会工作。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旁听课程。由于我对历史考古方面兴趣极大，教授亦希望我能在这方面继续深造，并指导从研究明清史入手。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北大史学系、文学院大部份学生、助教及著名教授均参与了善委会的工作。于是我在教授的提携下，也随老师们来到善委会，充当一名小助手。 

我进入善委会时，只有18岁，没有高级学历，只能是充当低级职员，即做缮写书记员。即使这样，同样要有许多手续，不仅要有“人保”，还要有“铺保”。我的“人保”是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许宝蘅先生。我的“铺保”是地安门外的小银号张掌柜。这位张掌柜原是打地摊换钱的个体小户，是从兑换零整钱中赚钱起家的。如一个银元应换五十吊铜钱，他只给四十六七吊；反之五十余吊铜钱才能从他那里折成一银元，时间长了就赚了钱开了银号。因我二伯父与他很熟，所以他才肯担保。当年，找个铺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钱人家都不愿承担责任。有了人保和铺保，再在已先从善委会领取的类似合同书的凭证上签字盖章，然后交回，方才生效。我和长兄都履行了这样的手续，才算正式进入善委会工作。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私财产及一切善后事宜。它是公开于国民的组织机构。委员长是由国务院任命的李煜瀛教授。李先生字石曾，为清代同治、光绪两朝老师李鸿藻之子。曾留学法国并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之事。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是一位思想开明人士。善委会同时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位名流学者教授担任委员。在政府国务院下的各部均派官员协助参与点查清理工作称助理员。我记得教育部人选中，就有鲁迅先生。同时还聘请社会知名人士庄蕴宽等为监察员。又聘顾问多人，其中有胡适教授。另外，清室遗老宝熙、罗振玉等五人为清室代表亦在其中。在具体工作人员中有事务员、缮写书记员。当年的书记员现在世的，还有供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我的老同事那志良先生。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均有收藏文物之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清之于明亦循其例。所以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均应视为国家所有。善委会一方面积极点查文物，把这些本应属于国家的珍宝收为国有，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创造条件，尽快将它们公开于国民，让人们了解那神秘的封建皇宫以及皇宫中所藏历代文物国宝。 

我到善委会后正式参加点查文物是1925年1月，此前的一两次点查，我因手续未办妥未能参加。如此之大的紫禁皇宫，对于参加点查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极为新鲜。对我来说，至今虽然已是70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日。 

70年前的故宫可与现在不同。当时能进故宫的人员，只有善委会的成员和搬扛物品的工人，及北京警察厅的保卫人员。1925年1、2月份，点查清理工作开始不久，正值隆冬季节，似乎当年也比现在冬季冷得多，有时到零下18度。一进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你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法行走。可以说常常是打着转儿进故宫。我心里默语“老子青牛”，因牛善逆风，就这样来鼓励自己战胜严寒。那时我家住在鼓楼北面的前坑胡同。每天我步行到神武门。当年清宫北门即神武门，不像现在这样宽敞，还有一道门叫北上门。在北上门的东西两侧有东西连房。房前各有一道墙向东西伸延至与景山东西墙平行，用牌楼连起来，就是现景山东街拐弯处和大三元酒家址。那时从神武门是看不见景山门的。北上门顾名思义是北去的门，是故宫对景山而言。在东西连房后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神武门。当年我每天就是经过这条路进入故宫的。 

初入清宫，其凄凉景象跃然入目。每到一个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于是在点查工作开始之前，要有人手持铁镐、镰刀为参加点查的各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学者开路。隆冬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更是寒气袭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得痛若刀刺。我为缮写书记员，实为编号粘贴之役，双手常常冰冷僵直木然。身着无口袋的特制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得双手无处可藏，此举为预防发生偷盗之事。点查中各部助理员虽着宽袍大袖之服，亦受登高站立之军警监视。 

清宫内各个殿堂，真可谓冷宫空旷，任其荒芜。有的库房前门封锁，后墙则已坍塌，成为狐鼠出没之所。 

我用几乎冻得僵直的手，提着一个带有四框的木棉小盒，里面放有签号、糨糊、纸笔等物，为点查者备用。比如，某一宫殿里有玉寿桃一个，是这座殿中第三件被点查的物品，点查者按顺序报三号，并报该物名称，于是我马上用笔在签上写上号数，或挂或贴在该玉寿桃上。点查各宫殿的顺序是以旧时小孩子启蒙课本《千字文》的内容为序。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代表四个宫殿，然后以此类推。因第一个点查的是乾清宫，因此乾清宫以“天”字记录在点查报告上。至于乾清宫内其他各室，则按其他顺序号来编排。  

原清室官房租的存放处在北长街北海前东侧。因当年成立的基金委员会，对所有庄田地亩和出租官房进行调查，我在1925年1至2月间，曾奉命随出组前往该处取房租折两大麻袋，包括皇室所经营的典当铺、高利贷商号。当时我还与马裕藻教授去颐和园，办理溥仪出宫后迁移颐和园之事，后因故未果。 

我作为书记员是每天必到，而国家各部遣派的助理员以上的善委会成员，就不是这样。我参加的那个点查出组的助理员，即是北京大学助教胡鸣盛先生。当年我只有18岁，组中的师辈长者，对于小字辈的我，总是亲切地喊：“喂小孩有事”或“那个小孩子在哪儿呢？”然后再吩咐我做事。与我同组的裘善元老先生就总这样称呼我。时裘先生已是古稀老人了。  

在点查出组中，我除到北大去听课之外，多数时间参加上下午的点查。一次，在一个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冬天，正是点查午休时间，我来到乾清门前散步。恰逢善委会里的摄影委员在此，于是在铜狮旁给我拍了照。70年前旧照，今日仍珍存于箧中。 

参加清宫点查工作月余后，我第一次领到了工资，这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向故宫博物院过渡时期的工作报酬，记得大约是七个银元。我马上买了一双黑礼服呢面的厚棉靴，以备抵御冷宫点查之寒。 

在故宫博物院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期间，对清室遗老及保皇怀旧军阀官员的阻挠和破坏，善委会都耐心地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这反反复复的交涉与力争，真可谓是步步维艰。为了早日开放宫禁，昭示大众，为了杜绝前清遗老及其他怀旧者觊觎之心，善委会决定按原计划六个月点查完毕，同时加紧进行筹备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工作。 

1925年9月底，起草并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临时理事会章程及组成人员名单。此举为建立故宫博物院奠定了基础。董事会董事有：严修、蔡元培、张学良、庄蕴宽、黄郛、李煜瀛等21人。理事会理事由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九人组成。李煜瀛被推举为理事长。1925年10月10日，举行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当日神武门外搭起了花牌楼，门洞上镶嵌着李煜瀛先生手书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顺贞门内竖起了大幅《全宫略图》。隆重的庆祝成立大会在院内乾清宫前举行。由庄蕴宽主持，各界应邀前来参加典礼者近万人。会上李煜瀛以善委会委员长的名义，报告故宫博物院筹备经过。他说：“自溥仪出宫，本会即从事点查故宫物品，并编有报告，逐期刊布。现点查将次告竣，为履行本会条例，并遵照摄政内阁命令，组织了故宫博物院。内分古物、图书两馆。此事赖警卫司令部、警察厅及各机关与同仁之致力，方有今日之结果。”之后理事会理事黄郛及鹿钟麟等也讲了话。典礼后参加者均按路线参观游览。我与同仁作为院中工作人员，最为忙碌，但却像过节一样兴奋不已。我至今还记得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激动兴奋得淌下了泪水。今日回忆历尽艰辛的往事，难以说清的险阻和反反复复的斗争，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脑海里闪过。正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亲身感受了博物院的来之不易，所以我更加热爱故宫博物院，对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当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的前几天，清室善委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先生在故宫文书科内粘连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著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李先生善榜书，功力极深，当时我有幸捧砚在侧，真是惊佩不已。不过今日故宫博物院匾，则是在解放后，由名家所写。 

故宫博物院的开幕，轰动了社会各界人士。几百年年来帝王居住的宫苑禁地的开放，使人民群众得以一睹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精华和曾为帝王一人所有的大量稀世瑰宝。因此群众奔走相告。是日故宫免费对公众开放以后门票一块银洋，神武门前车水马龙，拥挤空前，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故宫内更是摩肩接踵，人流如潮。从此故宫博物院驰名于世界。封建王朝独据紫禁城、老百姓不得靠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向正轨的开端。当时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曾有文章说：“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四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华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一方面继续点查文物，一方面积极筹建“两馆一处”，即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古物馆，以西四所为馆址；图书馆，下设两个部，图书部设在寿安宫，文献部设在南三所；总务处则选定神武门内西侧排房做办公室。院内工作亦陆续开展起来。 

我在图书馆文献部工作。图书馆副馆长、著名教授沈兼士主持文献部工作。在宫中南三所设立办公地点后，又辟宁寿宫一带宫殿为陈列室。我们文献部同仁将宫内各处明清时代文献、文书及物品分类，进行陈列和公开展览；同时还着手整理宫内各处旧存档案。 

在此我想记述我所知道的两件事情。一是在善委会时，参与点查整理清宫旧档工作的北京大学教师助教等人，曾编印出版一种历史性、知识性小型刊物，名《文献》，我曾任编排校对工作。但出至五期因故便停刊了。至今我仍保留全部期刊。另外一事是：故宫博物院初成立，其范围是原清宫后部，溥仪居住的内廷后苑部份。清宫之南称外朝区域，在民国时已归北洋政府内务部管辖，以前三大殿为界划之。因此居南东侧的文华殿、文渊阁则划在外朝区域。旧日文华殿后过小石桥即为文渊阁。 

文渊阁是清朝收藏《四库全书》的殿堂。在溥仪出宫之时，民国政府曾有将《四库全书》迁出文渊阁之意，善委会得知后，为了保护这部珍本文库，乃请当时警卫故宫的冯玉祥部士兵，一夜之间用糙砖在文华殿的水池前砌一道矮墙隔之，把文渊阁划在了内廷范围之内。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又将此墙加高一米多，并涂以红灰，至今犹存。所以此墙并不是清代的旧迹。 

文献部在沈教授领导和同仁的努力下，使明清档案的集中和统一管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28年，文献部改称掌故部；1929年2月划分出图书馆成为文献馆。史学大师陈垣教授亦曾在文献馆主持工作。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此时院中领导与供职人员渴望得到一个安静稳定的工作环境。但是，宫墙之外不断更迭的军阀政权与封建保皇势力勾结起来，给故宫博物院制造种种阻力，妄想扼杀新生的故宫博物院，把故宫还给溥仪；并对博物院的领导人造谣中伤。院中领导人与这股逆流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连生命也受到威胁。故宫博物院成立五个月后，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段祺瑞政府歪曲事实真相，制造谎言，诬陷李煜瀛、易培基等人是学生闹事的组织者，竟下令通缉李、易二位先生。当时主持故宫博物院院务的理事长李煜瀛、常务理事易培基被迫中断院内工作以暂避风声。此时院务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约在十天后，故宫博物院董事会、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推举董事卢永祥、庄蕴宽两先生为维持员，以应付困难局面。因当时卢永祥不在北京，实际维持院务的只有庄蕴宽先生一人。庄先生正直廉明，德高望重，曾在北洋政府中任审计院长。他一向关心故宫博物院大业，原来并无意承担此维持重任；只是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派驻故宫的鹿钟麟部亦同时撤退，致使故宫处于既无人负责又无警卫保障的困境。庄先生以大局为重，才毅然负起维持故宫事务的重任。故宫的保卫任务则暂时由内务部的警察承担。 

北洋军阀政府频频混战不休，北京政局又出现吴佩孚势力下的杜锡圭内阁。杜的上台又使前清遗老以为有机可乘，急急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上书国务院，提出迎溥仪回宫的无理要求。后因多方干预与谴责，终以流产作罢。但是杜内阁却秘密磋商拟接管故宫，于1926年7月4日做出决定：结束故宫博物院的维持员工作，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接收故宫。7月21日“保管委员会”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告成立，并推举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赵尔巽曾在宣统三年1911任东三省总督兼盛京将军，在民国初年任清史馆馆长。孙宝琦在宣统年间曾做过山东巡抚。当时在溥仪还宫之举尚未完全平息的情况下，由这两个清室旧臣接管故宫博物院的院务工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与不安。7月23日即在两天后，由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史学家陈垣教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集议对策，会后郑重提出三项声明，一是故宫不还给溥仪；二是文物珍宝不能变卖；三是不能毁灭故宫。同时陈垣教授坚持，必须逐件逐项地进行点交，严格履行接收手续，还要发起监督同志会，负责办理交接监督事宜。但是，“保管委员会”孙宝琦、赵尔巽二人却坚持一切从简办理，即先接管，不必办点交。当时陈垣教授郑重重申：必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再由新会加封加锁即由新会负责；未点以前所有各处旧封条一律不动，仍由旧会负责；若“保管会”不同意点交，就应该登报声明，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以后故宫文物、图书、珍宝陈列，如有损失都与旧人无干。赵、孙二人认为点交旷日持久、费时费事。陈垣先生针锋相对反驳：点交为最重要的关节，只有如此才可清手续、明责任。 

赵、孙二人碰了钉子，十分恼火。不久，赵、孙二人辞职。但他们不肯善罢甘休，通过军阀张宗昌，指使宪兵司令王琦施以强权粗暴手段进行报复，指控接收难办是陈垣所为，遂由宪兵队将陈垣逮捕。不久在一些巨宦名流的周旋下，陈先生得以释放。但陈垣教授不畏强权，将生命置之度外，大义凛然，严词质问宪兵队，要他们说明逮捕原因后，方才走出大狱之门。当时博物院同仁及吾辈青年闻后，均为之动容，钦佩不已。时陈教授家住西安门路南，出狱后，宪兵队仍派兵士包围于其寓所周围，形同软禁。陈教授却泰然处之，每日孜孜不倦校订中西回史日历、廿二史朔闰表。 

陈垣，字援庵，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家，一代宗师。在从清宫到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性变革中，浸透了陈垣师的全部心血与爱。尤在博物院初建时期，陈师将维护故宫博物院的尊严和保护院内珍藏传世国宝文物，视为高于自己的生命。陈师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委员会成立之初，李煜瀛先生提出，委员会事请由陈师主之，并致函陈师： 

敬启者：窃煜瀛承乏本会会长，照章应兼常务委员，惟本会会务甚繁，一人实难兼顾，敬请先生担任本会会长所应兼任之常务委员一席，以便办理一切。又煜瀛其他事务亦甚繁颐，如值出京之时，所有本会会长职务，亦请先生随时代理，以免有误要公，是为至感。 

此致陈援庵先生。 

李煜瀛敬启 

因此，当年陈师除了授课之外，就在善委会办公。我识陈先生是在1925年初，当时我在北大红楼听陈师讲授史学系课程，同时，也是善委会的低级职员。上述陈教授不畏强暴维护故宫博物院大业的故事发生时，我即在陈教授左右。 

陈垣师学问博大精深，在缤纷文物中，每见一事一物均对吾辈青年讲解分析，使聆听者昭昭而后已。于课堂之上、工作之中，回忆先生对我的教诲可谓尤多。 

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部及文献馆，是以保管整理明清档案为其主要工作。陈师提出一个工作原则，即“秤不离砣”，意指在收集宫内各处散存档案和统一整理过程中，连档案包皮亦不许丢失，即原包带原皮。 

早在善委会时期，庄先生就和李煜瀛等名流学者及全体点查人员一起，与保皇复辟势力进行过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得点查宫内物品能够如期完成。寒天雪地之中，百年宫殿犹如冰窖。身为监视员的庄先生与点查人员一丝不苟地从事这项工作。特别应该一提的是，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二无津贴，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体现了坚决推翻封建势力的进步思想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人生。 

庄蕴宽先生的学术指导和他做人的正直，都使我受益匪浅。1926年4、5月间，正是花中之王牡丹盛开的季节。故宫御花园内，在楼台假山之中，松柏茂盛，牡丹花争相怒放。一日，庄先生欲往御花园赏牡丹，嘱我随往。我是青年晚辈，自然高兴之极，随先生前往。庄先生兴致勃勃，看到园内松柏绿枝，盛开的牡丹花鲜艳夺目，即兴吟诗一首： 

烂漫繁枝锁故宫，宫花未减旧时红。 

长安三月春如海，可奈人民烽火中。 

赏花后庄先生回到办公室，用信纸写出送给我。可惜“文革”动乱中丢失。从此诗可看出庄先生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对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怀之情。庄先生知识渊博，又德高望重。当年我曾前去大院胡同先生的寓所看望先生，每每都有极大收获。先生的书画造诣很深，晚年时虽患中风，但写左腕书仍遒劲有力。 

1928年后，国家政局南北统一。易培基以政府官员之身份接收本院。接收委员有俞同奎、萧瑜、吴瀛等人。此时我在各位师长的指导下，编辑以清史档案为主的文章，如《南三所考》、《清宫秀女》、《清代起居注》、《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流散记》等。与此同时，在北大教授的推荐下报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攻读明清史及金石之学。1929年秋，我通过考试及报考论文《清代文字狱》一文，在得到导师统一审评后，发给研究生证。这样，我在文献馆工作的同时，又成为一名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 

（摘自《文苑撷英》，本文系单士元平生与子女闲谈往事时的记叙，由竹君整理而成，转载自二闲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