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月六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了“商鸿逵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与会者有来自北京、天津、黑龙江、辽宁、江苏等地的历史学家百余人。会后部分人员还驱车前往西山“万安公墓”，举行了扫墓活动。
笔者参加这次活动后，十分激动，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连日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致夜不能寐，于是在凌晨3时半爬起来，打开电脑写此怀念文字。
商鸿逵先生（1907-1983年），字子上，祖籍河北省清苑县。1924年考入中法大学文科，1929年又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为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学者、诗人刘半农（名复）先生学习文学，可惜中途因刘先生不幸病故，于是子上师又“弃文就史”，跟随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学习史学，从此开始治明清历史终生。遗憾的是子上师一生命运不济，解放后，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中资格最老者之一，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解放前他已是中法大学的正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后到了北京大学却变成了副教授，一直到古稀之年才恢复为正教授。然而，他这个副教授却被南开大学老一代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常常请到天津参加他的“博士生毕业答辩”；更好笑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史学教授韦庆远先生，当年为了申请晋级正教授，却要请商先生这个副教授给他写推荐信。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子上师心情舒畅、安静、自由、专心治学、授业的时光很少；而受压抑、限制的时间太长。他长期不能给学生正式开专业课，只能教“古汉语”，讲“文选”，甚至经常“下放劳动”，“思想改造”。特别是每有“运动”到来，他便要受到冲击，可以说他是一位“老运动员”了。因此说商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并不为过，命运多桀迕，直至年近古稀之年，才迎来了展示他才学的春天。从此他老骥伏枥，精神焕发，日以继夜地从事著述、教学，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他写出了大量有建树的专著、论文（如，《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清孝庄文皇后小记》、《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清史满语辞典》、《清人笔记清史类抄》等），此外，他还写了二十多万字《康熙传》的初稿，并积极筹划、组织人员编著《清会要》，以及继续整理了不少孟心史先生的遗著；还培养了众多学生，成为我国今天从事清史研究、教学的骨干力量。可是天不假年，未竟厥功，商先生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实在突然，1983年秋季的某一个黎明，天尚未大亮，子上师按习惯，每天必到楼下庭院中打太极拳，进行晨练。那几天正赶上他血压有点高，由于下楼时一时疏忽，一脚踩空，伤及头部（造成“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59-1964年那一届的学生。入学后没有多久，国家就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每天总想着怎样填饱肚子；但是这也是一个学术较为宽松的学习、研究的好时机，当时校园里到处都是朗朗的读书声，图书馆里每天都人满满的。同学们每天早早起来，背着书包和饭碗跑到图书馆占位置……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子上师也可以授课，指导学生写论文了。
记得大约在1962年秋天，我们刚刚升入本科四年级；那时历史系规定的基础课程已经完成，正准备进入专门化课程学习。余选的是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专门化课程。同时选此专门化的还有姚德明、金国新、徐士章、龚文抗、齐庆昌、刘玉衡诸学兄。其中前四人学明史，余与齐庆昌、刘玉衡三人学清史。当时教我们明史课程的是著名明史专家许大龄教授（已去世），教清史的为子上师。那时我们每周有一个下午，轮流到两位先生家中听讲。此外，在翦伯赞系主任的支持下，还邀请了一些当时知名的有关教授（如，郑天挺、王锺翰、李文治、彭泽益、单士魁、单士元、赖家度与柴德赓等先生）来校给我们授课，因此受益匪浅。
记得明清史专题课一开始，两位先生为了训练我们治学的基本功，便让我们每人在《明史》或《清史稿》中任选一篇人物传记，用新式标点符号，加以标点、段句。当时余便选了“和珅”传记。在这个基础上，商、许二位先生让我们广泛搜集有关传主的资料，然后编辑成“长编”，作为“学年论文”。大约用了十多个月的时间，余完成了《和珅长编初稿》一册；接着又着手撰写毕业论文，余选的论文题目为《清代中叶五省白莲教大起义》，子上师告诉余除了要看正史有关书籍外，还要看地方志、文集、野史、笔记，更要翻阅长达500多卷的《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一书。先生们对我们这些尚未跨进学术门槛，还不知写学术论文如何下手的青年学子们，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讲解、指导。例如，怎样选题目、写提纲，甚至写论文的格式都一一告诫，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一个字一个字地改，反复斟酌、推敲……这一切恐怕是今天的硕士、博士的导师们也很难做到的。与此同时，商、许二先生，还有当时为我们开《六十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如，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等）课程的向达教授一起，为了加强学生们的感性认识，经常带领我们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包括“内阁大库”、“国史馆”）、皇史宬、北大红楼、中央档案馆、大觉寺……用实物（如，翻阅“奏折”、“御谍”、“朱批”以及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档案”等等）进行直观教学，使我们受益匪浅。一年后余的毕业论文顺利完成。毕业后余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直至今日。
子上师一生勤勤恳恳，治学严谨，笃实求新，与时俱进，永不满足；曾被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誉为“孟门高第”。就在他“出事”的前几分钟，他还在书案上，写完了他最后一篇文章《关于明末三案问题》，实践了子上师经常说的“我宁愿死在书桌上、讲台上，也决不死在病床上”的诺言。子上师教书育人，尽心尽责，犹如慈父，关爱备至，可以说其道德文章，实为今人之楷模。回忆起来，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常的，在受压抑、挫折，身处逆境时，他表现得豁达、开朗、乐观、幽默和坚强；在顺境时，他表现得冷静，清醒，毫无自满自骄之表现。总之，子上师可以说是一位“外圆内方”、“外柔内刚”的忠厚长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强人，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可惜余生来愚钝不敏，不善处世，一生庸庸碌碌，自愧学不加进，有负子上师的期望和教诲，甚至愧对先生的在天之灵。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7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