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商鸿逵先生的《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一文，发表于1957年，那时我还是北大一个不太懂事的学生。记得此前，我和同学陈高华利用暑假，就一本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写了篇书评，其中涉及对清初史事的一些看法。因为没有把握，两人特地跑到先生家里，请求指导。就在这次交谈中，先生提到他写的一篇有关清康熙、雍正间经济恢复、发展的文章即将杀青，也是要讨论问题的。大概过了半年多，先生的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上。很快我在先生处得到该文的抽印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先生说：“我感到近年来历史学者论述清初史事，有一个偏向，即多着重看其入关后对社会经济破坏的一面，对恢复和成就的一面则颇为忽视，即使提到也是估计不足。”我这才知道，先生讨论问题是想给清初这段历史以公允的评价，是有感而发。而通观全文，除开头点题外，均为正面论述，绝无凌人之处，而且注重史实考订，叙事力求平实。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此前我们去请教先生的那篇文章，除了史料校勘部分以外，论证显然颇为单薄，却多了些盛气。我想这除了老师和学生间学问的差距之外，学会谦逊、用摆事实的方式去讨论问题，对做学问的人来说，似乎更加重要。这件事使我铭感甚深，以致几十年后，还会时时记起。

在先生的论著中，多数是围绕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而展开的，较少涉及经济史领域，但这篇《略论》是谈经济的文章，刊出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文章是从政策入手来讨论康熙、雍正时期全国经济恢复、巩固的过程。在康熙时期，先生谈了垦荒和整顿田赋制度、治河以及实行节约和蠲免。其实有的政策，譬如垦荒，早在顺治年间已相当完备且推行不遗余力，而效果不明显。康熙时候的政策，不过是在承袭前朝的基础上稍作调整而已，但成效却很显著。考究缘故就在于推行政策的环境和朝廷急于从垦荒中得到赋课的心态不同。前者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加剧民族矛盾的错误手段，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对南明的军事行动长期无法结束，社会秩序亦无法稳定。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很难安心耕作，垦荒当然难达期望。其他像赋税、河治等等，也无不如此。先生确认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为清朝经济恢复的一个大转折点，并引陆陇其的话说：自此“海内始有起色”。原因在于从清军入关起，直到此时，内地的战乱局面才告结束，可以比较从容地修治破坏，做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了。这既是统治者显示宽大、巩固政权所必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百姓要求安定生活的愿望。上下意愿吻合，加之社会趋向的平稳，使该政策很快产生出其效果，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经济恢复告一段落。接着在康熙的后11年和雍正一代，统治者又采取措施以巩固成效，其中以并地丁和定火耗影响最大。如通过并丁税于田赋，使无地民众永免役银，于是，长相沿袭的人丁编审停止了，厮守本土的栅栏被打破，有利于百姓的迁徙流动，同时也加速了商业、运输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为乾隆时经济的全面扩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边疆的巩固和文化事业的发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基于以上论证，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清初经济不是经过一个多世纪才恢复，而是由恢复到巩固只经过半个世纪，更由此转到最盛，以此成就达成了它的‘百年之治’。”  

在《略论》中，先生还肯定了两个人，即康熙和雍正。对于这两个皇帝，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学术界也不都是看好的。从此后不久刘大年先生在《历史研究》刊发《论康熙》一文后引发的一场不同意见的大讨论，便可了解其端倪了。  

在纪念商师诞辰百年之际，选择介绍先生几十年前的这篇文章，是因为笔者曾经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学术氛围，以及《略论》发表后，对一个尚未踏进学术门槛、已有浮躁气盛之心的我，有过自省的激荡;再就是《略论》的学术价值，尽管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今天已不算稀奇，当时却颇为领先。一个学术问题，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得到大家的认可，并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这就是贡献。在当前，无论是清史研究或清代经济史研究，较之5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学术是需要积累的，包括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当我们庆幸自己的成就时，千万不要忘记前辈们艰辛探索所作的付出。因为正是有像先生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清史研究才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前迈进，这也是今天我们深怀虔诚之心纪念先生的原因。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