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不分家”，这是中国传统治学的习惯说法。这也是我自幼便常听父亲说及的治学门径。但是，自近世新史学研究开展后，治文与治史却渐渐分开来，兼通文史者竟成学界凤毛麟角。且今日所谓兼通者，其实只是或有史学之功底而擅文;或有文学之功底而知史，兼或有之，通则难符。父亲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学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先后师从刘半农、孟心史两位大师习文、习史，算得上是一位真正兼通文史的学者。

父亲于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他的第一位导师是刘半农复先生。半农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健将，不仅长于新旧体诗歌、杂文，且长于文学史及语言文字音韵诸学，今天我们用以区别性别人称的“她”字，便是半农先生的发明。跟随这样一位大师学习，对于父亲生平学术影响甚大。他晚年忆及此事，曾道：“刘先生是我在大学读书时期最早、最亲近的老师。我的粗通翰墨，略解文艺，就是经他指导传授和熏陶影响的。” 

父亲随半农先生习文学的代表之作，便是那本众说纷纭的《赛金花本事》。但是自我有记忆以后，我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于曾经的那一段文学生涯，他几乎从不提及。只记得他说过，由文转史之初，曾有过将嘉庆年干支误作乾隆年干支之事。我想这或许便是刺激他决心弃文的原因，不然又怎么会到老还耿耿于怀呢。但到整理父亲旧作之时，我才发现，他其实早已是文史兼治的了。  

且不说《赛金花本事》其实也应算得上是一本口述史之作，即于1934年该书出版前二年，父亲已先后发表《清初的理学界》、《梅文鼎年谱》及《校〈桃花扇传奇〉》等文章，多为兼治文史之作。他同时也还为林语堂先生主办的《宇宙风》杂志撰写《这一年》、《猫苑抄》之类的小品文。那时候，父亲的学术主业还是文学。他真正弃文从史是在半农先生殁后。 

半农先生去世于1934年，父亲始转从孟心史先生研习明清史。同年冬，《赛金花本事》出版。次年春，父亲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从此，承先师遗志而成其未竟，成为父亲一生治学的风格。是年，父亲仅28岁，但他作《本事》、编文集，均是为发扬先师的学术。待到心史先生去世后，父亲除整理出版心史先生《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外，还承心史先生之志，续编完成《明元清系通纪》自万历至崇祯部分，文稿交中华书局付印时，惜逢“文革”之乱遗失，竟成学界之憾。重学术的传承，乃是中国学术延续发展的精髓，父亲的所为，得到学界的称道。  

忆父亲由文转史之过程，《赛金花本事》成书或有不可没之力。这部口述史始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约半世纪，所涉时政大事亦多，颇能展现清末的历史侧面。不过时年未立的父亲可能并未想到这些，他撰写《赛金花本事》大约只是为成先师的事业，并为自己文学生涯杀尾而作吧。父亲于次年即发表《清代著作要籍年表》、《颜元传》，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严肃治史的学术生涯。从那时算起，到父亲去世，大约又经历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史学生涯，父亲渐渐远离了文学，但我们今日观其治学的风格时，往往仍会从中看到那位文学青年的影子。  

父亲去世前一年，应《清史论丛》约稿，撰写了一篇题为《清孝庄文皇后小记》的短文。这篇只有3000余字的小文，首次指出了孝庄皇后在清初政治中的作用，因而被《清史论丛》主编称之为“最有分量的文章”。同年父亲还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这篇颇有点脱离史学研究传统的文章，是对清初的孝庄与清末的慈禧的比较研究，父亲将自己的情感深深注入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中。从此孝庄才不仅是那位“太后下嫁”史案的主角，而成为令人称道的清初杰出的女性政治家。父亲在那篇《小记》最后写道：“1979年夏初游览东陵，听介绍陵园故事，讲到‘昭西陵’时，言语间带出一种轻蔑讥讽的口气，这是不对的。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就当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过誉，也不苛求。对于功过是非，务须从大处着眼，作出公允的评价。至于以汉族统治阶级一己的伦常观念来作评量，尤为不可。”严肃的史学眼光中，隐然显出了一点文学的激情。也许正是这种文史的兼融，才使父亲的学术生活从赛金花的小传开始，而于孝庄的重新评价结束。  

父亲去世前几日，半农先生之子忽自徐州来访，谈起编辑半农先生文集的事情，请父亲为之作序，父亲慷慨应诺。这件事唤起了父亲50年前的那段记忆，他非常愿意能再为半农先生做一点事情，只可惜因他匆匆离去而未果。  

从文学走来，终于史学而去，这便是父亲的学术人生。  

我因此想，倘若父亲真的在天有灵，他会去找寻半农先生，还是去找寻心史先生呢?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