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2日是我们敬爱的先师、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我们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概括的关于科研工作的八字方针：“定题、集料、组织、论析”。这八字方针既是先生一生科学研究经验的结晶，也是我们后辈进行学习和科研的指导方针。

先谈“定题”。 

科学研究是什么？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如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所谓科学研究，就是先提出问题，再解决问题。能否提出一个切实有用的课题，实际上就是科学研究成功的一半。 

正如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先生所说，商师是自清朝的封建史家之后，中国清史学科的第二代清史专家，解放前就已开始对明清史、尤其是清史的研究。1949年正当中年的时候，全国解放创造了适当的政治、思想条件，使他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中自觉地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探索为其前辈所忽视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的问题。因此，商师总是坚持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的方针，把自己的科研选题自觉地与人类的过去、现实和未来连接起来。他经常教导我们说：“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这是我们搞中国史研究必须注意的两个实在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责任感。”“治史要从大处着眼，审视一个时代的利弊得失，多留心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表现方式。”这就是说，商师选题十分注重“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不赞成片面地用大气力去考订和研究一些非关键性的问题。 

例如，商师的《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璘和邓子龙》一文，就是在1951年8月抗美援朝斗争的关键时刻发表的。文章开头即明确表示，商师对明将陈璘和邓子龙与朝鲜爱国将领李舜臣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功勋业绩的论述，是“在今天人人必须抗美援朝的伟大神圣爱国主义运动中……一件必要的工作”。 

再如，解放后史学界出于对清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研究的角度是从反帝反封建（亦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清朝专制统治）而言，因此，存在着一种贬低清朝历史地位的偏向，对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认识不足，于是商师在1957年发表了《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一文，文章开头即说：“我感到近年来历史学者论述清初史事，有一个偏向，即多着重看其入关后对社会经济破坏的一面，对恢复和成就的一面则颇为忽视，即使提到也是估计不足。”先生在文中从清初统治阶级的政策入手，以大量的令人信服的资料完整地勾画出清初经济恢复、巩固的图相，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搞历史研究，首要的是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而要做到这一步，关键在于读书。商师将“读书是乐，健康是福”，作为座右铭，既激励自己，同时也勉励后人。商师十分注重读书，同时也会读书。他说：“书是要读六面的”，即为了研究一个历史问题，要把与此有关的方方面面的材料搜求完备，加以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还说：“看书要看出门道来，要善于发现问题，要深入下去。”并举例说，有的人书读了很多，很有知识，但就是写不出文章来，其关键就在于读书时缺乏思考，不善于发现问题。而商师经常是一边看书一边思考，并用笔记下自己发现的问题，为进一步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再谈“集料”。 

所谓“集料”，就是要围绕研究课题，尽可能地将大量的有关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搜集齐全，因为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就等于巧妇为无米之炊。那么怎样才能搜集到大量的、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呢？ 

以往清史界有所谓“正史派”、“野史派”、“档案派”三派之说。商师师从清史泰斗、“正史派”代表人物孟森先生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的优良传统，在研究历史问题和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以正史、官书为基础，但又旁采私书、文集、方志、档案、诗文集等其它记载。《康熙南巡与治河》一文，就是商师以自己的科研实践为我们作出的良好榜样。商师在文中通过引用的《清实录》、《靳文襄公奏疏》、《防河书》、《河防述言》、《清河县志》、《安东县志》、《圣祖御制诗文集》等资料，详尽地论述了康熙治理黄河的规划、施工中的斗争及南巡视察河工的情况，对治河成效及康熙本人的贡献作了相当公允、客观、妥帖的评价。因此，该文成为商师“最为得意的一篇文章”。 

商师在教导学生收集资料时，也总是语重心长地教导说：读书和科研首先要看“正书”，后看“闲书”；先读“官书”，后看“私书”。他说：选择史料要用第一手的资料，即“要引用最早出现的资料，但也不是说不用晚出的史料，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有些史料经过后人的考证、整理也是很重要的”。他还说，除了从官书收集资料外，也要注意从文集、方志、笔记、诗集和档案中选取有用的资料。例如，商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清代笔记时说：“清代笔记不下千种之多，其中不少是由当时人、当事人所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通读、全读不易。应加摘抄，分类汇编成书以供利用。”至于诗文集，“我们不但要读名人的集子，而且要注意读没什么名气人的集子。我们在查阅某人文集时，也要查阅与本文集作者有关系人的传记，这样就能了解得更多，可以扩大研究面，加深课题的研究。”商师还特别提醒说，对于引用的资料，要注意校核。例如，方志和个人文集一般来说不是原始文字，而是经过后人整理和修改的，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在出版文集时，往往对文字要进行修改，这一点要引起使用者的特别注意，因此在使用时，要与其他方面的史料进行认真地校核，以保证所引用的史料真实可靠。 

再谈“组织”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研究者围绕自己的研究课题而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如何组织这些资料为己所用，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商师借鉴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具体治史方法，亦即整理历史事实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写作资料长编。商师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要围绕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将所收集到的资料按年写作长编，在这个过程中既能更好地鉴别资料，发现资料中的薄弱环节，然后根据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再补充一些新的资料，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商师还说，一个研究者，尤其是刚刚步入研究门坎的人，对一事、一人的研究先搞一个长编，比搞记事本末，要容易方便的多，也更为实用。长编搞好后，在此基础上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概括，用唯物史观同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就可以对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最后谈“论析” 

商师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师从明清史界泰斗孟森先生开始，继承老师的衣钵，即治史尊重史实的优良传统，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概括和分析，避免做违反历史实际的结论。全国解放后，由于时代和政治条件的变化，商师认识到孟森史学虽有“其精到的、敏锐的地方”，“有卓识的”一面，但孟先生由于“是一个旧型的历史学家，其在学术工作上的成就，受了它的立场、观点和治史方法的很大的限制”，因此，自觉地接受和学习了被其老师所拒绝的唯物史观。商师时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历史研究要靠两条，一是必须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这是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锐利武器”，犹如海洋中行船的“导航标灯”；二是详尽地占有史料。他强调，只有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会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我老了，要学习，你们年轻，更要学好理论，不然就没资格作一名史学工作者”。 

事实正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史学界某些学者的论文，大多是单纯的罗列史料，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整篇文章给人一种“趴着”的感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翻开商师遗著《明清史论著合集》，我们就会发现，商师的论著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概括，因而，总能得出公允、妥当、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前述的《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得出的结论：“清初经济不是经过一个多世纪才恢复，而是由恢复到巩固只经过半个多世纪，更由此进到最盛，以此成就达成了它的‘百年之治’。”“社会经济广阔繁荣和发展，加强了中国内地和边疆的经济联系，使得具有悠久血肉历史关系的中国各族人民更进一步发生密切的结合。十八世纪中国之所以扩大发展，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和清初经济恢复及其成就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个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再如，《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一文，对传统的史学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以往明末清初的传统史学著作将李自成农民军视为“流贼”、“流寇”，在阐述山海关战役时，大多偏私失实，竭力渲染清军以少胜多，给人一种“正义”战胜“邪恶”的假象。而商师在精确研究明清之际各种历史记载后，发现被清方夸大为二十余万的农民军东征兵力总数不过六万，而清军“至少在十万以上”，加上吴三桂部，总共有“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他还指出，农民军的战败除了数量劣势外，主要在于李自成战略、战术的失误，因此，山海关战役是关系着李自成“大顺政权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此农民军由盛转衰”。这两篇文章和商师的其他文章都是运用唯物史观和历史事实相结合，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的范例。是商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地认真学习。 

在商师百年诞辰之际，我们相信，认真学习和运用商师亲手概括的科研工作八字方针，必将大大地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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