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鸿逵，姓商，名鸿逵，号子上。原籍河北清苑人。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月7日，他出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从1916年1月九岁起，他在保定城内上私塾。当时其家在保定“马号”市场开了一家“华记”鞋铺，以制鞋出售，赚钱为生。因先生系商家独子，父母叔婶倍加钟爱。其父思想较保守，想让他上几天学识些字，能帮家里记记帐就行了，舍不得每年拿五十元学费供他念书。先生自幼聪睿伶俐，尤受私垫先生的器重，认为他很可造就，宁肯不收学费，也愿教他。其母是个精明强干的妇女，一心供儿子读书，改换门庭，并希望他在铁路上作个职员，找个“铁饭碗”。在母亲的支持下，1921年8月，他考上了法国教会办的保定崇真中学。由于先生志在文史，加上在教会学校又学会了法语，1924年7月，他十七岁，考入北京中法大学文科，五年修业期满，留校图书馆当馆员。1932年9月，又考上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从师刘半农（复）教授，攻读文学，半农先生病故后，又拜孟森（心史）先生为师，专习史学。从此，步入了明清史研究的轨道。之后，先生又先后执教于中法大学文学系、文史系、图书馆系，北京中国大学，历任讲师、教授。有二年许，先生还在北京大同中学教过书。解放后，1950年，中法大学停办了，经教育部分配，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1983年11月10日，先生因病溘然与世长辞了，享年76岁。

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为培养史学工作者和开拓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努力奋斗。如同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先生经历坎坷不平。他曾由人介绍加入国民党组织，因其不只一次地说过：“国民党人中最象孙中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宋庆龄！”为此，他挨过国民党的整。基于这样诸种因素，先生开始投身于国民党地下组织（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的进步活动中，暗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接受革命思想，发展和扩大民革组织。1948年底，隆隆的解放炮声震撼着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就在这中国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他的故友亲朋为其准备了飞机票，学生买到了船票，特意由天津赴京，皆劝他离开大陆，飞往台湾。先生热爱祖国，坚定地说：“国民党很腐朽，没有什么前途，不能再跟他们走了。”先生毅然留在北京，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他擅长篆刻，刀工遒劲，字迹清丽，民革组织早期的大印，即出自先生之手。国共两党北平谈判，共产党五人代表时印章，有三枚是先生连夜精心镌刻的。就这样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的解放。1949年春天，周扬同志代表人民政府聘请他为中法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解放初，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华儿女保家卫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先生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起，响应党的抗美援朝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校点古籍，撰写论文，将所得稿酬全部捐献国家，购置飞机，打击美帝侵略者。并撰写文章声援抗美援朝的正义之战。1951年8月3日，他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磷和邓子龙》一文，热情地颂扬了中朝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唇齿相依的情谊，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好评。不久，天津《益世报》全文转载。朝鲜友人特赠他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朝鲜抗倭名将李舜臣画像一帧，留作纪念。 

十年动乱时期，先生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关“牛棚”，挨批斗，下放劳改，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尽管这样，他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在逆境中，他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粉碎了“四人帮”后，先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路线。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他满怀信心地说：“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我们国家大有希望，中华民族定能振兴！”先生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委员。他认真贯彻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精神，作党的挚友。先生响应党中央关于80年代“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号召，时刻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每逢新春佳节，他都挥毫赋诗遥寄台湾诸友，热望骨肉同胞早日团圆。在教学科研中亦力图为这一方针服务。1980年底，他给一家刊物撰写了一篇题为《论康熙争取台湾及其善后措施》的论文。刊行后，题目中“争取”一词被改成“收复”。先生阅后很不快，说：“争取”一词是我反复思考方定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海盗，是名正言顺地收复我领土。康熙和郑家，都是中国人，而康熙的政策是争取，用“争取”比“收复”更贴切。1983年，是康熙统一台湾三百周年，先生拟写一篇题为《康熙•郑氏•台湾》的论文，以示纪念。初列提纲，阐述康熙如何采取措施争取和妥善安置郑氏子弟．郑家四代又是怎样开发和经营台湾的。他称赞郑克爽率众回归祖国的举动及康熙豁达厚待郑家子孙的作法。先生不忘统一大业，就在其临终前半个月，在他的荐举下，学校邀请了北方昆曲剧团来校演出现代剧《金银梭》，对师生员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先生授业于刘半农、孟森两位文史大师，亦是他们的高足弟子、得意门生。在作研究生时期，与半农师合著了《赛金花本事》一书，1934年由北平景云堂书店出版。他先文后史，几十年来，继承了孟森先生的治学传统和研究成果，学识溉博，著述丰富，特别于明清断代史的习治造诣尤深。在几所高等院校里，先后讲述了《清代学术史》、《中国近代人物研究》、《明清赋役制度》，《明清政治制度》，《明清史专题指导》、《清史》，《清史专题》、《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历史文选》，《古代散文讲读》等十余门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先生经受过旧的治史方法的薰陶，解放以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他时常教育学生：搞历史学靠两条，一是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锐利武器。否则犹如茫茫海洋中的行船，没有导航标灯，一是详尽地占有资料，当“书虫子”，串书架子，要钻进去，爬出来。将两条相结合，心明眼亮，得出较正确的结论。并说：“我老了，要学习，你们年轻，更要学好马列著作，毛主席的书，不然就没资格作一名史学工作者。”每次给学生们批改论文，文中引用经典作家的话，先生均要找来原著逐一核对，从不马虎。学生很受教育。就在一些人所谓“信仰危机”之时，先生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为难能可贵。 

治明清史，先生研究的领域很宽阔，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诸方面，颇具建树。但他重点在于政治制度史与经济史的研究，从这两个互相关联方面，探讨明清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譬如，讲述《清代学术史》课，先生便将杰出的数学家梅文鼎的出现及其成就，同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繁荣，生活的安定有机地加以考察，深刻地阐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克服了单纯就学术成果讲授学术史的局限，给人启迪。对皇商介休范家的研究，他剖析了乾隆时期皇族经商活动，为红学界深入研究《红楼梦》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先生常嘱咐学生：“读史先读志”。为了推动清代制度史研究的深入，1979年，他在《文献》第1期上发表了《倡议编纂<清会要>》一文。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主编《清会要》之后，1982年3月，又于《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简谈关于编纂<清会要>》。他在两文中总结了唐人苏冕、宋人王溥编辑《唐会要》，南宋人徐天鳞编写《两汉会要》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博采杜佑《通典》等典制书籍之长，又据清代典章制度的特点，再成《编纂<清会要>的例说和门类子目及采用资料》一文。这是集先生多年治清史之大成。该文发表在《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上。现代史学家编纂会要，先生发凡起例，开辟了先河。例如，在诸门类中，将古人会要中惯用的“帝系”改为“纪元”，“食货”改为“经济”，“兵制”改为“军队”，“外蕃”改为“外国”，增加了“民族”、“宗教”、“交通”、“工程”等类，这些类目不仅概念更明确了，内容更充实了。因此，先生上述三文披露于世，颇为海内外史学界同仁所瞩目。 

先生治史学的显著特点，注重详细、全面地占有史料，不迷信旧说，史论结合，做开创性的工作，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他博览群书，眼勤手勤，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通读了两三遍，用毛笔抄写的蝇头小楷史料，立“卷宗”成档。晚年他论著丰多，尽受益于此。在搜集资料中，他注意真伪的考证，认为这是史学的基本功。但是，这种辩正史料是为其论证服务的。这就从旧史学那种烦琐的纯考证中摆脱出来。正如郑天挺先生对其评述的：“商先生治清史三十余年，成绩斐然”。“他搜集不少资料，互相比证，得出正确结论，又不陷于考证”。这对先生的治学是个恰如其分的概括。比如，《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象考察》一文，他对整个战役的全过程进行了考实，从大量资料中比证出，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劣于吴三桂、多尔衮的联军，乃在困境下，浴血奋战。如若清军不参战，李自成不会败走，反映了农民军的麻痹。从而揭穿了300年来清代官书及私著记载的清军以少胜多的假象，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谢国桢先生评论此文说：“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加以新的论断。”再如，《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一文，不但叙述了明末清初农民群众英勇抗清斗争，也提出了知识分子在抗清斗争所起的作用，是颇有见解的。先生亦很重视古籍整理，尤其是清代的典籍和史料。1980年夏季，他曾提议，集中力量，从清人子、集部书中择录出有关清代史事，辑成一部《清事类纂》，以便治清史者参阅。1981年春天，他组织人力，主编《清代笔记中清史资料类抄》一书，并亲自动手收集清人笔记篇目，草拟分类，辑录史料。他多次指出：“不能再让《清稗类抄》，《清季野闻》、《清朝野史大观》之类的书骗人误人，我们编的清史资料类抄要标明出处，无论从那方面都要超过徐轲等人！” 

学风严谨，践履笃实，是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他常讲：“作学问是件艰苦的事，要能吃苦，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图虚名，实至名归。”先生言行一致，每篇论文都是在详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推敲方成的。《清‘孝庄文皇后’小记》，恰当地评价了孝庄文皇后这个长期不为人所重视的皇太极的妃子，在清初统一事业中所作的重要贡献。批判了汉族地主阶级世俗的伦常观念。对清初所谓“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问题作了正确的解答。尔后，又发表了《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一文，对孝庄和孝钦（慈禧）一褒一贬，恰到好处，很受人们称赞。《康熙对北疆的经营兼论对噶尔丹的评价》一文，是其专著《康熙传》的一节，初稿草成，因史学界对噶尔丹看法有不同意见，在北戴河全国清史讨论会上，先生特意倾听了蒙古族专家、学者的意见。他对史料的运用也是审慎的，为一条史实的准确，几次往返图书馆翻阅文献。就象在《北京日报》上刊登的《康熙与南苑》这样通俗性的文章，引用的御制诗发表前也要同《顺天府志》核对无误，方交付梓。 

为了活跃我国学术空气，促进明清史研究的繁荣，先生作为老一代史学家，出主意，想办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末，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辑的《清史研究集》撰写了笔谈《清史研究工作简谈》，文中欣慰地回顾了全国清史研究的好形势，提出了工作深入的三点意见：（1）要全面地展开研究工作。他小结了建国30余年清史研究的不平衡状况，主张就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全面展开。（2）要积极印行图书资料。针对常用专业书籍匮乏的现状，建议多校点付印。（3）要大力地编辑工具书。他建议编写一部内容丰富的《清史典》，绘制清代农民战争、五省白莲教起义图，修治黄河、淮河，运河等“河工图”，工商繁荣都市图，如南北二京、苏扬二州、汉口、佛山二镇等，1982年9月，全国第一次清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编写一部大型《清史》的规划，先生即席发言，从写作的体例、内容、文字，乃至编纂人员等问题发表了七点建议，所论中恳，得到大家的称许。1983年9月，第二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行，先生风尘仆仆赴会，就清代人物评价问题，提出“主要看他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中华民族有无贡献；我们既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才能做到既不溢美，也不隐恶”的看法，主张评价人物“不能忽略对人品的分析”。他的发言给与会者很大的启发。 

打倒了“四人帮”，学术园地复苏的春天到来了。先生精神振奋，常用孟森师“四十年披尽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的话作为座右铭，政务活动多了，仍不舍昼夜，勤奋著述，在他的案头上，一端是《康熙传》手稿，待定，一端是厚厚的《清会要》资料，在编。同时还挤时间撰述文章。从1978年以来，发表了40余篇文章，完成了近30万字《康熙传》的初稿，编完了《清会要》纪元篇，主持编撰了《清代史籍满语解》、《清人笔记清史资料类抄》等书。他还花费大量时间，标点整理出版了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明清史论著集刊》（续集）等大量遗著，使这批宝贵的学术成果得以传布于世。这是先生一个永远值得称颂的功德。先生将一生心血倾注在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上，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为了实现党提出的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他不顾古稀之年，仍坚持登台给学生讲课，培养青年教师，指导研究生。从促进研究生学习研究深入的宗旨出发，1980年9月，他在家中办起了每周一次的明清史专题讨论会。先生同学生一起，报告自己的科研题目，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结合每人报告的内容，悉心给与指导。先生常风趣地说：“我们这是‘宏道馆’，要练就一身治学的本领，每个人出来都象个样子。”先生注目国际明清史研究的动态，听到国外有人说满学中心不在中国时，他很气愤地说：“满文的发祥地在中国，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满学中心！”（按，这里所说的“满学”，应指满文学）。1980年夏，先生积极推荐青年教师、研究生去校外参加满文班学习。1983年3月，他在家中又举办了教员、研究生参加的学习满文班，并鼓励大家不仅要掌握满文，有条件还要学蒙文、藏文，开创清史研究的新局面。为了帮助本科生高年级学生较快地转入断代史的学习，提高独立科研能力，先生讲清史专题课时，不但讲授丰富的内容，还讲治学的方法，帮助学生如何选题，怎样收集史料。因此，先生每次讲课，皆学生盈室。1981年9月，他专门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清史研究初步》一文，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学生阅后很受教益。 

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是先生的美德。对青年教师和好学后生，先生总是满腔热忱地培养教授，爱护提携。他常说：“我们这一辈子老了，寄希望于你们。”即使素不相识的人叩门求教，他总是热情圆满地给与帮助。特别对青年教师，严格—要求，细心指导，甚至手把手地教。先生既是学生的严师，又是蔼然宽厚的长者。他谆谆教诲学生，要下功夫读书，敢坐冷板凳，要做到三勤：眼勤，嘴勤，手勤，善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历史是一门科学，没有捷径可走，要脚踏实地。并用“与海内胜流相角逐”的赠言，激励大家树雄心，立壮志，攀登历史科学的新高峰。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先生全力以赴投入《清会要》的紧张编撰中，每天带病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就在他倒下去的前几分钟，还在伏案疾书，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稿《关于明末三案问题》，实践了自己“我宁愿死在书桌上、讲台上，也决不死在病床上”的誓言。今天，先生过世了。这是我国教育界、史学界的损失。但先生的未竟事业，必将完成。这是我们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 

主要著述目录： 

清代要籍编年   中法大学月刊  1936、3  八卷五期 

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磷和邓子龙   进步日报  1951年8月3日 

谈明末袁崇焕坚守宁锦敢战精神   史学月刊    1964年10月号 

从假海瑞谈到真海瑞   文汇报1966年1月 

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   历史研究  1978年第3期 

清代皇商介休范家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80年 

论康熙   社会科学辑刊  1980年 

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    中华文史论丛  1980年 

康熙争取台湾及其善后措施    中国史研究  1980年第4期 

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    北京大学学报  1981年第4期 

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    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期 

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    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资料来源：徐凯《商鸿逵先生传略》，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