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松宽教授是当今活跃于日本史坛的蒙古史学家。自1964年发表《哈喇忽拉的一生》 1以来，近三十年笔耕不息，在清代蒙古历史与宗教研究领域内，以其选题新颖、资料丰富、研究严谨，在当代日本蒙古史研究中独树一帜，颇享盛名，同时赢得中国蒙古学界的称道，在国际蒙古学家中也有广泛的影响。
评述若松宽教授的研究，以笔者之水平实不胜其任，但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边疆史、蒙古史同行了解日本蒙古史研究进展的一个侧面，故结合自己对清代蒙古历史与宗教，特别是对卫拉特蒙古历史与宗教的研究，谈点认识与感受。
（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卫拉特蒙古史是若松宽教授研究的起步点，也是他收获最丰的研究领域。早在1962年，以完成硕士论文《准噶尔王国兴起史研究》而步入卫拉特蒙古这一当时还颇受冷落的学术殿堂。三十年孜孜以求，共发表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的论文13篇，它们是（以发表年代为序）：
《哈喇忽拉的一生》（1964年）
《策妄阿喇布坦的上台》（1965年）
《准噶尔的战斗形态》（1966年）
《准噶尔汗位继承经过——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至达瓦齐》（1968年）
《僧格统治下准噶尔汗国的内乱》（1970年）
《卫拉特族的发展》（1971年）
《俄文史料所见之顾实汗事迹》（1976年）
《阿勒坦汗传考证》（1978年）
《第三代阿勒坦汗传考证——17世纪后半期一位蒙古贵族的生涯》（1978年）
《准噶尔王国的形成过程》（1983年）
《17世纪中叶的卡尔梅克族与东土耳其斯坦》（1985年）
《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之进入青海——火落赤诺颜的事迹》（1985年）
《顾实汗进入青海的原因》（1987年）
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历史悠久，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称谓，元代称斡亦刺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亦称厄鲁特、额鲁特或西蒙古、漠西蒙古。国外则称之为卡尔梅克。明末清初之际，卫拉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在清代前期一个多世纪中，准噶尔雄踞天山南北，和硕特进据青藏高原，而土尔扈特大部分则远徙伏尔加河流域。长期以来，卫拉特蒙古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艰苦斗争，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其势力所及，也直接影响其邻近各部族、国家历史的进程。因此，卫拉特蒙古的历史，随着蒙古史、中亚史研究的深入，必然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由于卫拉特蒙古历史的资料分散、涉及语种众多，研究一直未能形成热点。综观20世纪60年代前后，东洋史研究具有悠久传统的日本史坛，对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也颇显冷落，当时除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1954年）和《蒙古法典研究》（1968年）两书对著名的“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进行日译和研究外，唯有羽田明将卫拉特蒙古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之一。40年代末以来计发表论文9篇，它们是（以发表年代为序）：
《西宁与多巴》（1949年）
《试论大黄的原产地色楞格说》（1951年）
《准噶尔王国和布哈拉——亚细亚游牧民和绿洲农耕民》（1954年）
《厄鲁特考》（1955年）
《西套厄鲁特的起源——关于朔漠方略的误传》（1957年）
《噶尔丹传杂考》（1958年）
《准噶尔王国的文化——游牧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1959年）
《噶尔丹传考证》（1962年）
《再论厄鲁特—准噶尔王国兴起史的侧面》（1971年）2
羽田明的研究具有选题新颖、考释严谨的特点。以噶尔丹研究为例，噶尔丹是卫拉特蒙古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对他与清政府公开对抗以后的活动，尽管见仁见智、争议颇巨，但论者尚多。对于噶尔丹的早期历史活动，由于资料分散，论者甚鲜。羽田明的两篇有关噶尔丹的论文对噶尔丹早期历史活动的考证，基本理清了1644年至1688年间噶尔丹政治、军事、宗教活动的脉络，填补了研究中的空白。在对卫拉特蒙古起源、准噶尔文化、准噶尔与维吾尔关系方面的研究，同样也具有开某一方面研究先河的意义。但由于羽田明赖以研究的资料主要还是汉文史料，因此，其研究不能不受到汉文史料记载的局限。
若松宽教授继承了日本东方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并以自己独具特长的语言功力，诚如若松宽教授在为《清代蒙古德历史与宗教》一书所写的自序中所言：“从事研究之初，我较多地借助俄文档案，其后，我被藏文文献中蕴含的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的丰富资料吸引，于是为能够利用它们而积极努力。”3俄文档案史料确实成了他进行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从而大大丰富了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层面。
我们知道，俄国档案中保存有大量有关卫拉特蒙古的史料，这是因为：第一，在俄国政府向东扩张过程中，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与游牧于中国西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卫拉特蒙古发生多种性质的交往；第二，卫拉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自17世纪20至30年代以来，即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1771年渥巴锡率部东返时，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1771年渥巴锡率部东返时，在伏尔加河流域仍留下了一部分土尔扈特、杜尔伯特与和硕特人，这些部族的后裔，至今仍留居于此，成为今天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基本居民。由于这两个特殊的历史原因，俄国档案中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料，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只有1882年出版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当时仅印了500册）和1919年出版的英国学者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两书中提供了部分档案史料。此外在《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和《国家外交委员会所藏国书与条约汇编》两部多卷本俄国文书汇集中，收录了为数甚多的沙皇给卫拉特蒙古王公的国书与卫拉特蒙古王公誓书，还包括了大量有关俄国政府与土尔扈特历代汗王关系的文献。但这些出版物，或因印数极少，流传不广；或因古俄文难解，能独立用之于研究的研究者大体上局限于少数几位俄国和前苏联学者。至于直接利用典藏的俄国档案者更鲜。20世纪50至70年代，苏联学者整理出版了一批俄国档案文献的专题汇集，其中重要者有：
《俄蒙关系文件汇编（1607—1636）》（1959年）
《俄蒙关系历史资料文件汇编（1636—1654）》（1974年）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2卷（1969、1972年）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1978年）
《十六——十八世纪哈萨克与俄罗斯关系》（1961年）
此外，以俄国档案文献为研究基础的一批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相继问世4，为研究者在更广范围内提供了利用俄国档案文献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一个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大背景下，若松宽教授开始了以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者生涯。
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叶，卫拉特蒙古主要由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分组成，因此又称之为“杜尔本·卫拉特”，即四卫拉特。此时四部是“各统所部，不相属”，但各部之间有一个松散的部落首领联盟组织，称之为“丘尔干”，即定期的领主代表会议，作为调整各部首领之间矛盾、加强对本部人民统治以及抵御外侮的临时协调组织，“丘尔干”内还有大家公认的盟主，称之为“达尔加”。从16世纪中期开始至17世纪初，一直是和硕特部首领担任“丘尔干”的“达尔加”，为四部联盟领袖，到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部势力崛起，取代了和硕特部成为四部联盟的盟主，并进而成为统治天山南北的强大政治势力。综观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准噶尔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准噶尔部的崛起，经历了几乎整个17世纪一个世纪时间，亦即哈喇忽拉、巴图尔浑台吉、僧格、噶尔丹三世四位首领；准噶尔部的兴盛期，即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还有即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喇嘛达尔札、达瓦各、阿睦尔撒纳统治时期，时间是1745年至1757年。
准噶尔历史研究，从来就是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一个重点和热点，但由于汉文史籍记述的局限和托忒文蒙文史籍的缺乏，长期以来，准噶尔史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空白点，而若松宽教授的研究工作，正是在填补一些空白点上作了有益探索。
在准噶尔崛起期研究方面。17世纪上半叶的准噶尔汗国早期历史，由于正逢明清两代交替，汉文史籍对当时游牧于边陲的卫拉特蒙古记述甚鲜，以往论者每每及此，苦于无史料可据，难以落笔。《哈喇忽拉的一生》和《准噶尔汗国的形成过程》5两文，以汉、蒙、俄文史料为基础，对哈喇忽拉和巴图尔浑台吉时期准噶尔的政治、军事、社会诸方面作了较为详尽论述，特别是对1625年前后卫拉特蒙古的动乱，作了颇为详尽的叙述，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17世纪30年代以后和硕特、土尔扈特的迁徙以及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产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阿勒坦汗传考证》6则是研究了曾与准噶尔争斗多年的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的硕垒乌巴什第一代阿勒坦汗、额尔德尼第二代阿勒坦汗的政治、外交、军事的活动，使人们对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巴图尔浑台吉之子僧格自1653年继承准噶尔的统治权后，汗族问为争夺汗权纷争不休，与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又长期兵戈相见，此时准噶尔与天山南路察合台汗国也发生诸多交往。《僧格统治下准噶尔汗国的内乱》7、《第三代阿勒坦汗传考证——17世纪后半期一位蒙古贵族的生涯》8和《17世纪中叶的卡尔梅克族与东土耳其斯坦》9依据汉、蒙、俄和察合台文史料，分别对上述以往学者尚未论及的命题作了评论。
在准噶尔兴盛期研究方面。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由于内外政策失误，在与清政府的军事对抗中，兵败身亡，给准噶尔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虽遭此大劫，准噶尔汗国却并未中衰，相反在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领导下，迅速克服战祸的损失，使准噶尔走上兴盛发展的新时期。个中缘由，固然众多，但策妄阿拉布坦早期活动经历的特点，是人们欲解此谜的一个重要方面。策妄阿拉布坦一生政治生涯丰富多彩，在汉文和俄文史籍中存有大量记述。但对其1697年上台执政前的活动，史料却十分分散零乱。《策妄阿拉布坦的上台》10则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排比、考释，将1665年至1704年之间策妄阿拉布坦的政治生涯作了详尽叙述，尤详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危害策妄阿拉布坦事件和1704年（康熙43年）策妄阿拉布坦收容土尔扈特三扎布部众的论述。若松宽教授认为，前者是策妄阿拉布坦“背叛噶尔丹而独立的导火线”，后者则对于策妄阿拉布坦“成功地确立汗权乃是重要的事件”。
在准噶尔危机期的研究方面。1745年噶尔丹策零病故，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权展开了激烈争斗，这一段历史，头绪纷繁，史载分散。《准噶尔汗位继承经过——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至达瓦齐》11 即是对噶尔丹策零死后，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喇嘛达尔札及达瓦齐三代的汗位承继始末作了论述，对三位汗王编年的考订，更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可靠的大事编年。可惜的是本文的续篇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之间又联合、又争斗，最终导致准噶尔汗国的灭亡的痛苦历程，尚未完篇。
和硕特的著名首领顾实汗是17世纪前半叶卫拉特蒙古的重要历史人物，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在17世纪30年代卫拉特蒙古大迁徙时期，大部分和硕特部众南迁青海，征服了此时统治青海地区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随即在西藏僧俗上层支持下进军康、藏地区，统治青藏高原几近百年之久。但由于史料所限，对进军青藏高原之前的顾实汗事迹，“汉藏史料均无记载，使这一时期顾实汗的行踪蒙罩了一层薄雾”，《俄文史料所见之顾实汗事迹》12， 即是利用了俄文档案，对顾实汗早年生涯作了补叙。研究和硕特迁入青海，必然涉及17世纪前半叶青海地方史，此时正是明清两代之交，有关史载极少，是青海地方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点。《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之进入青海——火落赤诺颜的事迹》13 是作者依据藏文史籍，对17世纪30年代喀尔喀蒙古却图汗进入青海地区之前，青海地区内蒙古土默特人火落赤事迹的考释，从而使我们对和硕特进驻青海的背景更有一个全景式了解。
综观若松宽教授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尤其在准噶尔汗国史研究上，既继承了日本东方学选题新颖、考释严谨的传统，又及时吸取了苏联学者对俄国档案整理和研究的成果，并直接利用汉文、蒙文、藏文典籍的精华，使自己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卫拉特蒙古宗教研究
藏传佛教在清代蒙古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理所当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日本史坛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若松宽教授曾评述：“关于喇嘛教的研究，矢野仁一著《近代蒙古史研究》首先探讨了喀尔喀部黄帽派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起源以及清朝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礼遇等问题。此后很久没有出现有关这方面的高质量的论文”。14 而若松宽教授以藏文典籍为资料基础，开始了自己以研究与卫拉特蒙古有直接关联的诸位僧人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清代蒙古宗教史研究，计发表论文15篇，它们是（以发表年代为序）：
《喇嘛教在卡尔梅克人中的传播》（1966年）
《蒙古喇嘛教史上的两位传教者——乃济陀音与咱雅班第达》（1973年）
《噶尔丹锡哷图呼图克图考——清代驻京呼图克图研究》（1974年）
《博克图察罕喇嘛与呼和浩特的喇嘛教》（1975年）
《布里亚特的喇嘛教》（1976年）
《济隆活佛小传——清与西藏关系的一个侧面》（1978年）
《康熙御制梅檀佛西业历代传说记和章嘉呼图克图》（1980年）
《西宁东科尔呼图克图的事迹》（1980年）
《布里亚特佛教史考证》（1980年）
《察汉诺们汗的事迹》（1980年）
《察汗诺们汗在青海蒙古史上的作用》（1981年）
《札雅葛根传考证》（1981年）
《呼和浩特喇嘛庙记》（1984年）
《喇嘛葛根考证》（1988年）
《达赖喇嘛三世的北京遣使》（1991年）
藏传佛教在清代发展很快，播及整个蒙藏地区。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又是清朝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敕封了大活佛，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由他们分别掌管西藏、内外蒙古的宗教事务，形成清代藏传佛教的四大活佛系统，在有清一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分封众多活佛、广建庙宇，以国家的力量推动藏传佛教的发展。若松宽教授大量利用藏文典籍对驻京呼图克图，以及活跃于卫拉特蒙古、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乃至远及布里雅特蒙古的喇嘛僧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可喜成绩。据他自述：“藏文文献多为高僧传记或佛教大事编年史，宗教色彩浓厚，但只要用心深入开掘，即能从中获得珍贵的有价值的历史史料。”15
清代常驻北京的喇嘛称为驻京喇嘛，或驻京呼图克图。清廷赐予他们国师、禅师等名号，在北京赐予他们坐床寺为居住地。有清一代驻京呼图克图计有：敏诛尔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察汉达尔罕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土欢呼图克图，他们在维系清政府与蒙藏地区僧俗上层关系和推行清政府的宗教政策方面均起有重要作用。 《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考——清代驻京呼图克图考》16 即是对位于驻京呼图克图次位的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一世至七世活佛政教活动的详实考述。
在康熙年间的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反清活动中，曾得力于两位蒙古僧人的帮助。《济隆活佛小传——清与西藏关系的一个侧面》17 和《伊拉古克三考证》18 对两位僧人与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关系作了论述，并进而考释了一世至十一世济隆呼图克图和一世至三世伊拉古克三的经历。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对藏传佛教既有控制利用的一面，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失控的一面。
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传播是藏传佛教播传史的重要内容，以往中外史家论者极鲜。《喇嘛教在卡尔梅克人中的传播》19 虽现在看来已属简略，但在发表当时可谓是开研究先河之作。随着若松宽教授对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深入，又对活跃于卫拉特蒙古地区和青海地区的僧人作了深入研究。《蒙古喇嘛教史上两位传教者——乃济·陀音与咱雅班第达》20 和《吉雪活佛考》21 通过对上述三位僧人事绩考订，丰富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地区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层面，同时也兼及了这些僧人参予政治活动并发挥特殊作用的历史侧面。《青海隍源县的东科尔寺及东科尔呼图克图》22 和《察汉诺们汗的事迹》23 则是研考了在青海地区有重大影响的一世至二十一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和一世至六世察汉诺们汗呼图克图的生平事迹。
呼和浩特建立喇嘛寺庙始于明代俺答汗时期，清代又修建了30座左右。博格达察罕喇嘛是其中可以上溯至明末清初的蒙古活佛。《博格达察罕喇嘛与呼和浩特的喇嘛教》24 通过对历世博格达察罕喇嘛与呼和浩持的喇嘛寺庙的考释，使人们对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的漠南蒙古藏传佛教的发展概况，更富有立体感的认识。其依据的基本史料，一是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即土观呼图克图二世，1737—1802）《大德拉西扎木及诸辈弟子传记》，二是吹斯嘎巴呼图克图《无量寺等所有寺庙始创核造记》，均是稀见的藏文典籍。
藏传佛教在喀尔喀蒙古的传播也异常广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又称博格达葛根）、札雅班第达（又称札雅葛根）、额尔德尼班第达（又称喇嘛葛根）是最受喀尔喀蒙古僧众笃诚尊崇的三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清政府敕封主持喀尔喀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大活佛，加之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因此研究者也予关注，而其他两位活佛的研究则属空白。《札雅葛根传考证》25 和《喇嘛葛根考》26 正是填补喀尔喀蒙古宗教史研究中空白之作。
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布里亚特地区，不但有大批喇嘛庙，而且还建造了许多寺庙。据1846年统计，布里亚特地区共有佛寺34座，僧院144处，喇嘛4534人。统治这些僧俗信徒的最高权威是布里亚特地区藏传佛教首领班第达堪布喇嘛。《布里亚特喇嘛教》27 主要以班第达堪布喇嘛的设置过程为中心，探讨了藏传佛教在布里亚特地区的发展概况，而《布里亚特佛教史考证》28 则是在上文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讨了班第达堪布喇嘛的设置过程及其历代补任问题，并阐述布里亚特喇嘛寺院史。
综上所述，若松宽教授的清代蒙古历史与宗教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这就是：选题的新颖、史料的多样、考研的严谨。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反映了60年代以来日本蒙古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对这一新趋势，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有两点，一是日本的蒙古史学者都有扎实的史学基本训练基础，并掌握了多种语言文字能力，一般都兼通几门外文，如汉文、英文、俄文、斯拉夫蒙文等，而且都掌握一种或数种中国的民族文字，如蒙文、藏文、满文等。这样使他们的研究具有扎实的史科基础，特别是对汉文和民族文字典籍的使用能力，是前苏联、西欧、北美诸国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二是，日本学者的研究选题少有重复泛论之作，这是日本史坛很好的传统。在这一研究大潮中，若松宽教授是一位受人注意的代表之一。
当然，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有两点似可一提：
第一，若松宽教授有关准噶尔汗形成史的研究，在日本遇到了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准噶尔汗国不是形成于巴图尔珲台吉时期，而是噶尔丹执政以后。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引起了日本蒙古史学家的兴趣，同时也促使中国蒙古史学家的进一步思考29。
第二，若松宽教授对于一些有影响的僧人事迹考研，确是有助于清代蒙古宗教史研究的深入。但从整体看，微观的、个别的研考引人注目，而对清代蒙古宗教的宏观研究却受到了冷落。若松宽教授曾自述：“我撰写论文，每每乘兴而作，有感而发”30， 我们有理由期待读到若松宽教授更多的宏篇大论之作。
若松宽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早年曾著有《努儿哈赤》31 一书，之后还写有《根忒木耳亡命俄罗斯事件——清俄交涉》32 ，同时结合研究所得写了不少颇有见地的书评33 和内容广泛的学术报导34 ，为促进中国和日本蒙古史学家的了解和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若松宽教授在繁忙执教生涯的同时，已将自己研究的兴趣移向著名史诗格萨尔的翻译与研究。我们衷心祝愿若松宽教授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成绩，同时也有理由期望他在今后的研究中仍能关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为推进卫拉特蒙古史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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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刊《东洋史研究》22卷4号，1964年3月。
2 上述论文均已收入作者的《中央亚细亚史研究》一书，京都临川书店，1983年。
3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4 较重要者有：莎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958年，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964年，《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1967年等。
5 《东洋史研究》41卷4期，1983年。其中一二部分译文刊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3、4期。
6 《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1978年。
7《游牧社会史探究》，42册，1970年。
8《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30号，1978年。
9《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史林》48卷6期，1965年。
11《田中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8年。
12《史林》59卷6期，1976年。
13《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37号，1985年。中译本刊《西北史地》1986年1期。
14 若松宽：《蒙古史研究概述》，《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1期。
15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中译本自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16《东洋史研究》33卷2号，1974年9月。中译本刊《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第3期。
17《佛教史研究》21卷1号，1978年6月。
18《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
19《东洋史研究》25卷1号，1966年6月。
20《史林》56卷1期，1973年1月。中译本刊《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2期。
21《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
22《三田林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立命馆文学》418－421合并号，1980年7月。
23《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32号，1980年11月。
24《鹰陵史学》1号，1975年3月，中译本刊《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第2期。
25《内陆亚细亚、西亚西亚的社会与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年6月。中译本刊《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3期。
26《内陆亚细亚史研究》4号，1988年3月。
27《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28号，1976年。
28《佛教历史与文化》，同朋舍出版，1980年11月，中译本刊《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4期。
29 中国学者的研究可参见:《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马大正、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30 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中译本自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31 人物往来社，1967年9月。
32《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25、26号，1973年11月、1974年12月。
33 主要有：《评田山茂蒙古法典之研究》，《东洋史研究》27卷1号，1968年；《评荻源谆平〈明代蒙古史研究〉，《东洋史研究》44卷3号，1980年；《珠荣嘎校注〈阿勒坦传（蒙文）〉》，《东洋史研究》44卷1号；《评莎斯金娜十七世纪的俄蒙关系》，《评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等。
34 主要有：《中国蒙古史学史学会1981年年会及学术讨论会参加报告》，《蒙古研究》1983年14期；《内蒙古蒙古史学界一瞥》，《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3期；《蒙古史研究在日本》，《蒙古学十年（1980－199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近十年来中国〈格萨尔〉研究简介》，《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讯》71号，1991年4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