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我院建立学部，推选出首批荣誉学部委员95人，96岁的瞿同祖先生与焉。他也是我院目前仍健在的惟一一位二级研究员，真可谓硕果仅存、名至实归者也。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撰写《著名学者系列访谈录》，先后访问了史学大师王钟翰先生和民族学大师林耀华先生。在访谈过程中，二位大师皆将瞿同祖先生引为同门，使我对这位神秘的长者曾充满好奇。随着我对清代翰林院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晚清翰林后裔的作为与贡献”已成为本人的一个研究专题。瞿同祖先生以翰林传人、宰相后裔和著名学者的身份，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两位大师都看好他 

钟翰先生曾云：“洪煨莲师十分注重发现和培养史学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如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继宗）研究明代，房兆楹和我本人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之全部断代，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之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学界称上述各位学者为“洪家军”，瞿同祖先生身在其中。 

耀华先生谈道：“吴文藻师和冰心师母十分好客，弟子行列中，费孝通、瞿同祖、黄迪和我皆生于1910年，那年是阴历庚戌年即狗年。我们出入先生之门，冰心师母赠号为‘吴门四犬’”；“吴文藻先生十分注重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由于当时国内学术环境相对较差，加之民族学、人类学乃舶来品而并非本土学问，故而将推荐弟子赴欧美深造作为培养人才之首选途径，且就派何人赴何国、何校，就教于何人，均有周密考虑。例如，荐李安宅先入美国西部加州伯克莱学院，师从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之得意门生克娄伯、罗维，再入美国东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皮萨尔；荐费孝通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师从著名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荐我本人赴当时在学术界影响如日中天的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师从著名学者胡顿、科恩；荐瞿同祖、冯家昇赴美，师从著名学者魏特夫。上述弟子大都于学成后回归祖国，成为学界栋梁之才，亦使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得以对国外学术精华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其发展态势如日出之阳，充满勃勃生机，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界称上述各位学者为“吴家军”，瞿同祖先生亦身在其中，且是兼跨两大阵容者。先生以学术视野广阔，综合素质上乘同时被两位不同学术领域的大师所激赏，当与其幼承家学有很大关系。 

清代翰林家庭的教育与影响 

瞿同祖先生生于湖南长沙，一岁时随祖父瞿鸿禨定居上海。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瞿鸿禨考中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66名进士；据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八，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另据《清史稿·瞿鸿禨传》，光绪元年，鸿禨大考一等，擢侍讲学士。久乃迁詹事，晋内阁学士。授左都御使，晋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特旨派议改官制大臣。 

鸿禨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素善岑春煊，春煊入朝，留长邮传部。密疏劾庆亲王奕劻，奕劻恶春煊，遂及鸿禨。会鸿禨因直言忤太后旨，侍讲学士恽毓鼎劾以揽权恣纵，遂罢斥归里。辛亥，湘变起，流寓上海，旋卒。后追谥文慎。 

由此可见，瞿鸿禨乃晚清著名政治家，官列大学士，军机大臣，属相位也。曾为清末政治改革出力尤多，因失宠于慈禧太后而罢归故里。正在此间，于清廷风雨飘摇的宣统二年（1912年）旧历六月初六（7月12日），鸿禨得长孙，由于祖孙同庚（鸿禨生于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故而欣喜异常，特为长孙取名为“同祖”，又因此日是天贶节（祭祀上苍以感谢其恩赐的节日），故取字为“天贶”，后改为天况，至今不少人称同祖先生为天况先生。 

清廷退位，鸿禨隐居上海。时同祖先生一岁，亦随迁沪上，陪伴祖父，前后8年。因家学渊源，同祖先生之文史知识远远胜过同龄儿童。祖父教学方法独特，一是让爱孙为无任何标点的《论语》断句；二是自己以朱笔写正楷，命爱孙于上面描摹。这种教学方法一直延续到祖父去世为止。经过上述两项基本功训练，9岁的同祖不但练得一手好字，更培养了阅读古代典籍的能力，显示出翰林后裔雄厚的家学优势。 

祖父辞世后，同祖迁居北京，随叔父瞿宣颖生活。宣颖（1894~1973），字兑之，因其父有维新理念，命其注重新学。先在京师译学馆、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后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宣颖曾任职于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并就任国史编纂处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退出政坛，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教授。一生著述宏富，有《汪辉祖传述》、《方志考稿》、《长沙瞿氏家乘十卷》、《中国骈文概论》、《北平史表长编》、《中国历代社会史料丛抄》、《方志考稿甲集》六编等，被称为方志学专家。 

同祖先生在叔父指导下，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和汇文中学。这两所中学都很重视国文课，但对于同祖而言，当时所学课程过于肤浅，便决意研究《尚书》。同祖先生认为，《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佶屈聱牙”。而选此书自学研读的目的，就在于由难而易。只要学通此书，一切古代典籍将不在话下。阅读从注、疏开始，直到最后能够断句，遇到实在不能理解的问题，则请教国学根基极佳的叔父，直到完全弄懂为止。以此方法切入，实为一般中学生所未曾想到更不能做到的。少年时期的同祖，并非显得聪慧过人，并未将“凌云壮志”挂在嘴边，而是踏实沉稳，刻苦好学；嗜书如饴，手不释卷；做事专注，有始有终。因而具备了学术大家的基本素质。 

燕京求学和在美加治学 

1930年，先生考取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并兼修历史学。因特殊的履历与功力，同时被历史系主任洪煨莲先生和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先生所赏识，势在必然。1936年，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3门课程。因学养深厚，涉猎甚宽，辐射多门学科，研读正史、野史、家训、笔记、小说等，博闻强记。尤其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研究，在海内外颇有影响。1945年，先生赴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后去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做学问的特点是由博而专，由专而通，最后多门学科互相贯通。在先生所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首先提出法律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主张应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书中涉及家族、婚姻、巫术及宗教，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这部书的英译本与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清代地方政府》英文本，至今仍为美国各大学亚洲系指定参考书。 

报国情深切 勤奋至终生 

1965年，瞿同祖先生满怀激情回到祖国。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均受到冲击。先生被分配到湖南文史馆。除政治学习外，无所事事，致使先生报效祖国的心愿在当时未能实现。后商务印书馆约先生翻译《艾登回忆录》，无稿酬，但先生欣然接受，与妻子赵曾玖女士合译，于1976年出版。“文革”结束，春江水暖。1978年，先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于古稀之年重又焕发学术青春。1980年，先生出席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作“清代法律的延续性和演变”报告；1983年，在香港大学演讲，题目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1985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以高级学者名义访问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多次作学术报告，阐述法律在中国社会的作用，并揭示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指出法律儒家化实为中国法律发展史最重要之大事。先生曾云，他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4字。做学问一定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先生以多年不懈追求，在学术界赢得了广泛赞誉与尊敬。最近，先生的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清代地方政府》被译成中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体现出先生著述的长久生命力，当为我等后学的榜样与楷模。 

报国情深切，经冬复立春；星河无意转，尘世百年人。而今，瞿同祖先生已是96岁高龄，又逢戌狗本命之年，谨祝先生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