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春夏之交，在九三学社中央工作的祁龙威与在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近代史组任教的戴逸，一起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召开的史学座谈会，围绕中国近代史该如何分期、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这两大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史坛名家、硕儒高士，有罗尔纲、侯外庐、荣孟源、邵循正等十多人。祁龙威、戴逸这两位同乡、同学、同道就在这次会上相交相识。既是同学，又怎会在此相识呢？原来他们虽是国学名家、地方著名爱国人士金叔远先生的得意门生，但祁在前，戴于后，故两人在此前只是互有关心，而无缘相见，此次相聚京华，双方均额手称颂。
当时，开会地点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而祁龙威歇宿于西四颁赏胡同，每天会议结束，戴逸就坚持步行，将祁送到下榻之处。两人边走边谈，谈学习，谈工作，谈乡情。祁龙威虽是戴逸学长，但他对戴一直敬重有加，他知道戴在常熟家乡时，就住在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瞿家的对面，与瞿氏父子相熟，自幼耳濡目染、好学不厌，且勤于笔耕，早在1942年就常有文章在报刊发表。五十年代初期即有史学专著出版，一年前，祁读到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专论，更让他多次拜读，印象深刻，同时他还了解到戴的又一本新著《中国近代史稿》也将于近期问世。故此次相见相识，祁虽是学长，却以钦敬之心十分留意戴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而戴逸也深知龙威学长深得业师金叔远先生器重，再加祁常随著名诗人表兄杨无恙求学问业，时有长进，1939年祁赴沪在上海东吴大学附中读书，拜光华大学教授金松岑先生为师，多年侍从左右，攻研史学，尤对朴学、音韵学研究精深。经业师荐介，祁又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弟子朱季海、贝仲琪、王仲荦等前辈论交，英年早慧，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故戴也时常仰慕学长才名。此番相见，两人不但实现了多年夙愿，也从此结下了长达数十年的深情厚谊。
同年8月，祁龙威至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工作，专门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虽然与戴逸相隔千里之遥，但常萦怀于心，每有学术研究之所思所得，就通过书信往来，予以切磋交流。1961年10月，中国历史学会和湖北省社科联在武汉联合举办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工作者100多人出席了会议，祁龙威赴会并作了《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文交流。会上，祁龙威与戴逸再次欢聚。次年春天，祁龙威应戴逸之邀赴京，为人民大学近代史研究生班就太平天国史讲了一个多月课。两人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祁、戴均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黑帮”，打为“牛鬼蛇神”，运交华盖，两人的交往也就无奈地中断了六年，各自都在默默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史学的研究。直至1974年夏秋间，祁龙威受中华书局委托，赴京编注《洪秀全选集》，才与从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当了几年猪倌后回京不久的戴逸重新取得联系，劫后重逢，两人互道珍重，相庆平安。1978年，扬州师院恢复历史系，并建立了硕士研究生联系点，由祁龙威主持工作，祁也分外敬业。1986年，戴逸应邀赴扬州师院，为行将毕业的研究生主持论文答辩。这次去扬州，行程虽短，活动却排得满满当当，既有论文答辩活动，又应邀为扬州文化部门作了一次专题讲学，还与祁龙威就研究生点的建设事宜予以探讨，提出了增开近代学术史方面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倾心治史的毕生追求使祁、戴两位史坛名家年岁越长，心贴得越紧。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同年12月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76岁高龄的戴逸教授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2004年4月6日，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南方片会议在上海召开，来自江、浙、沪等十省、市、自治区的120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祁龙威应邀出席。当天，戴逸与祁龙威在餐厅不期相遇，戴喜出望外，快步上前，给祁龙威行一大礼，两人亲切拥抱，互致问候。戴知道比自己年长4岁的祁龙威腿脚不便，晚饭后便专门来到祁之房间，促膝长谈，动员学长参加《清史》工程，先编“扬州学派”丛书，祁老感其深情，颔首应承。2005年春天，广陵书社拟将清光绪年间御史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整理后影印出版，该“日记”所记起咸丰四年（1854），迄光绪二十年（1894），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晚清40余年朝章国故、学术人心，被专家学者将其与《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稣日记》并称为晚清四大日记，认为这些日记的史料与学术价值极为丰富，足可补国史之缺。祁龙威认真研读后，为之作序介绍，并荐奉戴逸，戴先生读后，深感欣喜，决定将“日记”列入清史文献丛刊，同时委派专人，专赴扬州，在落实出版的同时，登门拜谒祁老，敬请祁老挂帅承担《清史·朴学志》的撰写任务。其时祁老已83岁高龄，如应允承担，则又要潜心奋斗5年，感受着戴先生的盛情相邀，思虑着自己从事学术研究60年的毕生追求，祁老毅然决定受命出山，为《清史》修纂工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来人返京复命时，真切地感受到戴逸先生如释重负的欣慰心情。
为清史研究一起穷年孜孜，笃学不怠，又心心相印，引为知己，且数十年如一日，在史学界传为美谈。2005年11月1日，祁龙威先生执教与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纪念活动在扬州举行。主持人首先在会上宣读了戴逸贺信，贺信说，“龙威教授博学多闻，文采斐然，人竞识荆，士希立雪。江淮才俊，挹开府之清新；东南师表，比贾马之博雅。仆谊属桑梓，忝附学第，谨申敬仰之情，驰电心仪，言不尽意。”字里行间盈溢着戴逸先生对祁老的崇敬之情，宣读甫毕，即赢得满堂掌声。其实，戴逸先生对祁龙威先生人品上的敬重，学识上的推崇，才能上的仰慕，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祁龙威荟萃多年心血之新著《考证学集林》行将问世时，就由戴逸为之作序，序称：祁龙威教授是我的同乡、学长，“我们相交已40多年，切磋学业，交流心得，他为人豪爽热情，常常操着浓重的常熟方言，抒发新见，议论风生，一座为之动容，我从中受益甚多。”“龙威同志治中国近代史，尤致力于太平天国史，著作甚丰，他学识淹博，多才多艺，曾受过文字音韵学的训练，遍览古代经典，娴熟传统学术，尤精于考证”，“由于中国近代史史料繁富、记载杂出，矛盾分歧之说极多，而做考证工作的同志极少，故龙威同志这部《考证学集林》实有筚路蓝缕、开辟榛莽之功。”在扬州纪念活动两天后，祁老伉俪因故赴京，戴逸先生偕夫人专门设宴洗尘，席间，两位老人交谈甚欢，笑语朗朗，所谈主题还是如何完成好清史工程，彼此肝胆相照，尽见赤子之心。
经三年努力，由祁老挂帅的《清史·朴学志》已完成总量五分之四，且每编质量均得到戴逸先生充分肯定。当笔者采访祁老时，老人一再谦让，说不要写我，应该写戴逸先生，他向我介绍说，“戴逸先生是一个为人宽厚，包容大度的人，他在研究学问上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笃学虚怀，学有根柢，人才难得，在当代主持《清史》纂修工程者，仅此一人而已。我和戴先生虽是同辈，他称我学长，但我总感到他是沧海，我是一粟，他是泰山，我是一丘。”言罢，祁老神色凝重，若有所思，“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能将修纂《清史》这一当代中国浩大的学术文化工程顺利告竣则功莫大焉！”
（本文转载自政协苏州市委员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