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祁龙威：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原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他在中国清代学术史、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等研究领域造诣深湛，成果丰硕，著有《考证学集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张謇日记笺注》、《漏网喁鱼集校注》、《海角续编校注》等作品。主编过《清代扬州学术研究》、《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等书籍。曾整理出版《洪秀全选集》、《洪仁选集》。自撰治学经历《我与考证学》收入朝华出版社《学林春秋》二编上册。目前正在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体工程项目《朴学志》编纂工作，历时五年编写的五十万字初稿已通过审议。
莫看他腿脚不便，头脑却利索得很；莫看他寿斑零星，言谈却气定神闲；莫看他九旬高龄，研习好学之性始终不减。
祁龙威，与其说他是老者，不如称他九十龄童。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如孩童般充满了对未知事物的兴趣，和对生命的热情。所以，你既可以跟他谈洪秀全的起义，也可以跟他谈周立波的婚礼。在他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时代活力。
小寒之日，叩开祁龙威夫妇位于大虹桥路的“蜗居”，老教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笑容，如同午后的阳光，照得人浑身上下暖洋洋的。再加上一杯热腾腾的清茶，足以驱散访客一身的寒凉。也难怪，祁老的弟子们几乎日日造访，图的便是这抹贴心的温暖。两位老人也从未想过换房，将这间小宅子养得格外舒适，成了熟人们怡情雅聚的乐园。
“两个多月前，清史《朴学志》部分的编纂工作已经完成，50万字的手稿也通过初审，总算是对五年前的斗胆之举作了交代。”
2004年12月，时已83岁高龄的祁龙威，受命操刀主持清史主体工程项目《朴学志》的编纂工作。“我本想推却，《清史》重修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对参与者的知识储备及精力和体力都有极高要求。我一则自认才疏学浅，恐难当此任；二则，年事已高，怕有心无力。所以，五年来，丝毫不敢懈怠。”
五年斗转星移地过去了，祁龙威领衔编写的《朴学志》也将随着《清史》面世，成为一部不朽的巨作。不过，闲不住的老人又开始忙着修订再版他五十年前的作品《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算作一份献礼吧。当年受到各种条件制约，以及部分资料的误导，致使书中存在少量失实内容，这些将一并在新版中得以修正。”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是祁龙威一辈子治学、做人的信条。
【尚志】
追随兴趣，理科生成为史学家
如果，祁龙威没念过私塾，没遇到张鸿，没结识金天羽，没爆发太平洋战争，他还会成为今天的史学家吗？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偶然，但一切又似乎是注定的必然。
“我出生在常熟县，如今已更名为张家港市港口镇，算是书香门第，有两姊一弟。在我幼年时，已经有了新式学堂，我是完全可以进小学念书的。但不知何故，父亲还是在我5岁的时候，将我送进了一家私
塾。先生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四书》和《五经》，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
直到13岁，祁龙威跨过小学阶段，直接升入当地的孝友初级中学，校长便是写成《续孽海花》的燕谷老人张鸿。这位清末进士让祁龙威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得有一回，一位历史老师出的试题不通,被张先生知晓，不仅一顿训斥,还将他当即辞退。后来，他便开始亲自教我们历史，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常熟念书期间，金叔远先生和表兄杨无恙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是江南一带有名的文人，令我对文科产生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16岁的祁龙威考取了东吴大学附属高中。是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龙威只得辍学。次年，附中由苏州迁入上海租界,祁龙威便来到上海继续求学。也正是在沪期间，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名导师——金天羽。
“一次去光华大学旁听课程，是金天羽先生的课，便认识了。金先生开始为我传授知识，还介绍我认识了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王仲荦、朱季海和贝中琪等人，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慢慢知道了朴学之道。”
1941年，祁龙威高中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深造。“那时看到别人出国留洋,拿博士学位当教授,心里很是羡慕，便产生了功利的想法，不顾自己的兴趣是在文科，而选择了物理学专业。”不巧的是，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局更加动荡不安，祁龙威再次辍学。
那一年，光华大学解体，金天羽归隐苏州。于是，祁龙威便常常从常熟赶至苏州，向金先生请教史学方面的问题。
“金先生对我的影响不仅在于指明了我今后的学业方面，更为我注入了做人的骨气。”
1942年春,祁龙威到苏州看望金先生，因在阊门外过铁路道口时，没有向日本宪兵鞠躬,遭到一顿毒打，祁龙威悲愤至极。金先生随即提笔写道：“澄怀观物变,思心卓云表。云起有时灭,龙藏敛角爪。祁生脱世虑,陈编反复好。知我天机充,春来斩瑶草。”这首诗，是金先生勉励祁龙威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抓紧研习学问，让年轻的祁龙威下定决心学好国学，光大国家。
“这幅字我至今仍藏在家中，文革期间为防止被抄，我将它偷偷藏在图书馆一个隐蔽的地方。文革结束后，才将它取回。2005年，我将这幅字赠予了常熟档案馆。”
向金天羽先生求学的10年里，祁龙威结识了文史界众多名家，如顾颉刚、钱穆等人，开始大量阅读史学著作。1947年,上海法学院正好需要讲授国文和历史的教师,祁龙威便应聘成为一名讲师,正式踏上了专业研习文史的道路。
【朴学】
崇尚考据，只为追求实事求是
多数人知道祁龙威，是因为他在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以及中国清代学术史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果。但按照祁龙威的话来说，研究一切历史实际归根到底都离不开朴学的方法运用。因此，是朴学成就了祁龙威。
“朴学能得人所不能得,能见人所不能见,能言人所不能言。”祁龙威对这种以考据为手段的研究方法推崇备至，也正是因为他在朴学方面的深厚功力，使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清史《朴学志》的编纂工作放在了扬州。
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也曾高度评价过祁龙威在太平天国文献考证方面取得的重大学术成就，他说：“做考证工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能从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中搜罗爬梳,广征博引,寻找更多的证
据。尤其要懂得小学,识字审音,乃能辨证经史。二是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广密推理,一丝不苟。下一判断,如老吏断狱,客观冷静,不杂成见,不带感情。龙威同志具有这两方面的优长。”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在《朴学志》的编纂中，祁龙威接下了最难编的《小学篇》。
“《小学篇》包括三章：尔雅、说文和声韵。我用了三年时间来写这三章，几乎是一年一章。而每章其实也只有一万到三万字不等。我每天排去查阅资料的时间，平均只写一千字。这是三年来几乎不曾中断过的。”
祁龙威对待考据的重视，早在扬州师院历史系授课时便已形成。他甚至为了获得考据资料充当过三年“记者”角色。
“1957年的时候，高校里的历史资料是非常匮乏的。我只能自己整理和收集资料做成讲义。那时我正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且以江苏地方史为重点。那时，我才35岁，年轻气盛，带了师院历史系的几位师生辗转江苏各地，以采访的形式，搜集整理了大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文献、文物和口传资料,最后编纂成为50万字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这本书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它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在，基本上那些曾经被我采访过的，参与过辛亥革命的人都已仙逝了，再想做这样的工作已不可能。”
老先生还很坦诚：“但书中因为各种原因，是存在部分偏误的。如，其中提到的镇江工商联一位头头曾带部队参与过浦口的一场战斗，这段记载来自当地一本资料，因为作者是名人便没多考虑。后来书出版后才意识到，工商联头头只是个老板，如何能带部队打仗？再经核实才发现，原来是将当事人张冠李戴了。看来，即便是考据也得多留个心眼，须再深入一点。追求实事求是才是治学的态度。”
1994年，已经73岁的祁龙威旅居美国，他发现密歇根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藏书中，有大量考证学论著。特别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大家的书，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经过四年的研习，他发展了乾嘉考证学,撰写了《考证学与历史研究》等多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
“唯物史观强调论从史出,实事求是,这与考证学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方可达到考证方法的‘自觉’境界,即‘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自我修正’。我在编纂《朴学志》的时候，也首次用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观点来对照和整理中国朴学，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其中的优点和不足，这便是中西方研究方法贯通后的进步。”
【扬州学派】
■记者：据说先生这次接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朴学志》编纂任务，且国家将这一工作放在扬州进行，与此前您致力推动的扬州学派研究有着直接关系，是这样吗？
■祁龙威：可以这么认为。1986年,我和扬州师院的一些同事发起举办“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第二年就印行了论文集《扬州学派研究》。多年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达成了协作,在扬州和台北分别举办了三次学术研讨会,集中研讨的就是清代扬州学术。清代学术成果，以考据学著称于世，而乾隆、嘉庆时期为最高峰，后人的研究，往往将当时学界区分为以惠栋、戴震为首的吴、皖两派。其实乾嘉时期的扬州地区，有一批杰出的学者，承袭两派学风，加上创新的治学态度，形成另一重要分支——扬州学派。他们光大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在经学、小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包括汪中、焦循、阮元和高邮王氏父子等在内，都是清代朴学大家。所以，2004年《朴学志》项目启动时，自然将编纂工作交给了扬州。
【致年轻学者】
■记者：考证学费时费力，现在很多年轻的学者都不太愿意定下心来做考据工作，您对此怎么看，是否有一些好的方法上的建议？
■祁龙威：的确有一些博士生和研究生，刚进门就忙着想选题，做论文，应付学位，很少有人还愿意定下来做些基础的工作。实际上，“磨刀不误砍柴工”，考证的工作是必要且重要的。所以，在这次清史的编纂中，《朴学志》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来对待。对于考证的方法，我的建议是，可采取“归纳比较法”。归纳比较文献版本歧异的,为校勘学。归纳比较文件真赝的,为辨伪学。归纳比较记载异同的,为考异学。“考证”只是它的总称。一般而言，考证历史的全过程必须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搜集史料,第二个阶段是整理史料,第三个阶段则是推陈出新，最终得出结论。培养考证历史的能力,最要紧的还是要练好基本功。可以在这样几个方面多下功夫。一是通目录。二是搜遗佚。三是辨伪。四是辨误。此外,还要重视人证和社会考查。对于我国的历史研究,从方法上看，未来的主流必然是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结合。
【关于晚年生活】
记者：先生一直笔耕不辍，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文史研究的一线。先生干脆颐养天年就是了，何必如此辛苦？
祁龙威：事实上人只有在不断的工作中才能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才不会过早的衰老。更何况，研究文史一直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无所谓辛苦不辛苦，倒是觉得乐在其中。如今，我也不像当年那么废寝忘食，每天读书写字的时间有限。很多时候都是在休息的。我喜欢看电视，而且什么电视节目都喜欢看，尤其喜欢看一些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栏目。比如最近上海有个《幸福魔方》我就常常看。
因为签证的关系，我和夫人还要时不时去趟香港，办理签证手续。我们现在是不用开伙的，附近一家小饭店，每天会给我们送饭菜过来。也有时，我们就去肯德基吃些快餐。我们居住的地方还是很方便的，闹中取静。家里每天都会有人来访，所以，我一般下午都会有大段时间与客人聊天，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充实和安逸的。当然，到了这个岁数，小毛病自然不断，因此，提醒各位，身体一旦不舒服就得赶紧上医院，千万别拖，想活得久一点，勤跑医院是没错的。 记者 马进
【修为】
宁静致远，仁德造就一代宗师
2010年3月，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弟子们将祁龙威团团围住，向这位“深耕史坛育桃李”的老人道贺寿辰并深深致谢，他们“薪火相传报师恩”的肺腑之词，令89岁高龄的祁龙威感到了人生中莫大的幸福。谦逊的品德，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祁龙威成为弟子们心中真正的“一代宗师”。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为追求真理而治学，人生才有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我在文革期间是受到过严重批判的，也是学校里最早受到冲击的教师之一。那时我在研究太平天国运动，造反派认为我居心叵测。他们说，中国农民已经翻身解放，天下太平，你研究农民运动想干什么？我当时还在研究中国近代实业家、晚清状元张謇的日记，造反派们又认为我研究大资本家、大地主有严重的倾向错误。我被他们剪头发，戴高帽，住牛棚，那一年我46岁。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研究历史的人，很多都遭遇过这样的冲击。但正是因为心中有对真理的渴望和信仰，才让我们没有屈服和消沉。不过，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两个儿子的择业要求。我建议他们学习理科，因为那个年代，在中国学文的人，境遇太悲惨了。作为父亲，我必须保护他们，为他们指明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
所幸，祁龙威的两个儿子都有学习理科的天赋。如今，他们一个在香港理工大学担任应用数学系主任，一个则在美国研究生物化学，都是全球顶尖的学术精英。
子女成功，桃李满园，与家中贤妻有关。
祁龙威的夫人缪毓清是祁老人生中最坚强的后盾和战友，这位父亲是银行家的“千金小姐”，虽是奉父母之命，与祁龙威成婚，但她却与这位书生幸福地牵手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成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也成为祁龙威弟子们眼中传统中国女性贤淑聪慧的典范。
“订婚那年她18岁，我22岁，之前就看过一次照片。后来我到她家中去过一次，只看到她一转身的背影。后来，父亲对我说，我看她相貌还算端庄，家境我亦了解，就娶她吧。我的家庭是书香门第，她是城里的资本家后代，我们算是门当户对。那个年代，年轻人是不敢自由追求爱情的，父母之命必须听从。”
68载，父母之命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如今，两位老人即将迎来七十载“白金婚”。而他们最大的心愿却莫过于能拍张“全家福”。只是，缪毓清说，恐难以实现。
在祁龙威的桌上有个像框，里面分别夹放着祁龙威夫妇、长子夫妇、次子夫妇，以及三个孙子孙女的照片。缪毓清说，这是她自己拼凑的“全家福”，因为一家人分散在世界各地。长子夫妇定居在香港，次子夫妇生活在美国，长孙在澳大利亚，次孙在新加坡，孙女在美国的另一个城市，现在已经有了重孙女，但也生活在国外，几乎不可能把所有人凑齐拍张合影。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简简单单的一张“全家福”，对祁龙威夫妇来说，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夫妻俩也曾经移民到澳大利亚，因为儿子拥有澳大利亚绿卡，可我们只过去生活了九个月就回来了，因为我手里有清史的课题在做，那里做研究很不方便。我们到美国也生活过四年，我们还有香港的居留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住在扬州。我太太是坐惯了三轮的‘小姐’，坐不惯四轮的车子。”
如今，祁龙威腿脚行走很不便利，缪毓清便成了他的“腿”。而缪毓清有白内障又是眼底黄斑病变，眼睛不好用了，祁龙威便成了她的“眼”。弟子们日日有人拜访，照应。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宁静的瘦西湖畔，添上了一抹绚烂的“夕阳红”。
记者 马进
（感谢田汉云先生、金永健先生、殷定泉先生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听祁老怎么说
我用考据的方法来做学问，就是为了实事求是。你们做记者的，调查采访也是为了实事求是。但追求实事求是，不代表不会上当。所以，做学问也好，采访也好，都要多长个心眼，多深入一点。
人活在世上切莫太过刻意，还是随性点好。猪头肉我爱吃，肯德基我也爱吃，绝不为了养生而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或者多吃这个，多吃那个。
我们老两口有香港居留权，结果搬回来了；我们移民澳大利亚，结果又搬回来了。比来比去，还是在扬州最适合做学问。
我什么明星都知道，不信你问我？
有件事让我挺忧心，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单位的劳资关系，变得越来越像主仆关系？
我们那个年代的婚姻，一张照片，一次照面，一桌酒水，然后，就是一辈子。
记者 马进
本文转载自《扬州晚报》2011年元月9日B04、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