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
兑现了承诺，瞿林东教授长长舒了一口气。
2011年年初，当130万字、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带着墨香送到眼前时，他已74岁。这曾是他知天命之年的向往，更是他古稀之年的心血。书的封面上排列着三行小字：“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这些名称与其说是光环，不如说是铿锵的坚石、深流的静水。
“回想起来，感慨良多，这些年，我就像在攀登一座大山。”跟随他的思绪，我来到了他起步的地方。
草原的风
13个春秋，逝去的是青春年华，积累的是人生财富
别人眼中的科尔沁抑或在影像里，可对他而言，科尔沁已融入他的生命中。
1964年，读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五年本科的瞿林东考上本校研究生。三年后，他毕业了，第二年接受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执教。
学院位于科尔沁草原的原哲里木盟通辽市。说起科尔沁草原，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地方。那里分布着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踪迹；唐代在此设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辽、金时期的古城星罗棋布；清代皇室与内蒙古科尔沁部更是保持“北不断姻”的密切关系，乾隆皇帝曾至此巡幸，写下“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的诗句。说起这些，瞿林东总是沉浸在历史的情怀中。
生在巢湖之滨、在南京求学多年的瞿林东哪会料到，科尔沁的风那般凛冽，冷得刺骨。早些年，他的学生是工农兵学员。学员们有时要在学校农场上课，冬天的清晨从学校赶到那里时，他带的口罩几乎变成了冰坨子。30多岁的年纪，好在还有“火力”支撑。最让他牵挂的则是在安徽老家的母亲，在唐山丰润教书的妻子，在北京的岳母和岳母的母亲。在通讯不发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一天到晚就怕骑摩托车送电报的人找上门来”。
朔风。冰坨子。悬挂的心。如影随形，化作青春的记忆。
在通辽师范学院，他承担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即使身处社会动乱的年代，他依然以良知和学识面对学生。潇洒行书的备课笔记一摞又一摞，漂亮工整的板书磁铁般地吸引了学生的目光。恢复高考以后，他更是满腔热情地改革教学，课堂笔记的要求，撰写论文的方法，实地考察的机会，处处都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能力。看到学生们的成长，他总有一种成就感。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繁重的教学任务让他感到充实，工作紧张时每周24个课时，他乐此不疲，一门中国古代史他在八年中讲了八遍，一次次地感受着几千年的云卷云舒；他把中国古代史与古代历史文选的课程结合起来讲授，使学生在熟悉史料的同时提升了古文素养；通辽师院的藏书比不得北师大，但基本的书还是有的，他阅读了其中和专业相关的许多书；在住房紧张的情况下，校领导为保证他的阅读习惯，分配他住一个14平方米的单间，他戏称为“斗室斋”；改革开放后，学术活动兴起，凡学术界邀请到他，学校一概开绿灯，为他提供赴会的费用；13年间，为了解科尔沁的历史文化，他随吉林省专业考古队到各地考察；1979年6月至12月，《哲里木报》登载了他的系列文章《哲里木历史纵横谈》。文章吸引了很多读者，上至哲盟领导，下至商场售货员，甚至在国务院工作的三位同志看到文章后也访问了他，与他讨论哲里木的历史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就是在通辽撰写的，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上……
1980年，白寿彝教授创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当时，教育部提出为老专家配备助手。第二年，瞿林东便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来到恩师身边工作。
而立之年“北上”，不惑之岁“南下”，这是一段漫长的经历。科尔沁，伴他度过了13个铭刻在心的冬夏。
就要离开科尔沁了，那天早晨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我打开门，发现1980级的同学们齐刷刷地站在门的两边。从学校到火车站，有七华里，同学们追着送我的吉普车一直跑到站台，和我挥泪告别！”
南下的列车呼啸飞奔。远去了，科尔沁；远去了，疾风烈马。
“再见，科尔沁，我心中的圣地。你检验着我的知识，锤炼了我的意志。你让我懂得，在广袤的草原上，奔驰的是骏马，翱翔的是雄鹰。”
“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瞿林东（右三）经常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这段话来勉励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朋友。（本版照片系资料照片）
心中的梦
文学之梦似醒非醒，而史学却切切实实在召唤着他
1937年12月，瞿林东出生在安徽肥东县的一个乡村。当时，日军侵华的战火蔓延在中国大地上，人们居无宁日。在逃难途中，祖父将他放在箩筐里挑着，由于长时间被阳光照射，他的眼睛从儿时起就留下了惧怕强光的痼疾。抗战胜利后他随家人回到家乡，并有机会念了三个月私塾。1950年，他13岁时，来到南京叔父家中，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校生活。他直接从小学四年级读起，后来考取了南京一中。当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文学家。
在南京一中读书时，他很喜欢上朱希平老师的文学课（当时，语言和文学是两门课）。一次，朱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孔雀东南飞》读后有感”。在瞿林东的作文里，朱老师这样批道：“分析深刻，语言流畅，可另纸抄写，向报刊投稿。”当时，他虽没按照朱老师的建议去做，但老师的夸奖平添了他从事文学的憧憬。可到高中毕业前一年，几次历史课的课堂测验他都得了5分（5分是最高分），这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听从老师的意见，填写了历史专业。1959年8月，他从古都南京来到古都北京，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
从小喜欢古典小说，高中时又钟情古典文学，这自然影响了他的偏好，使他对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产生兴趣。“中国史学史是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开出的一门新课，他讲课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赵光贤教授的先秦史、何兹全教授的《三国志》研读，也都独具魅力。”半个世纪过去，他对当年名师的风采依然记忆犹新。
1964年，他考取了白寿彝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当时考研究生要考6门课程，语文试卷是语文知识和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有两道，一道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重视语言修养》，另一道是《展望我国的科学》（可结合所报考专业来写），两道题任选一题，我选择了后者，并加了副题:谈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兴起。后来，白先生告诉我，我的这篇作文在所在考区获得高分。”读研究生，这无疑是瞿林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拜师名家，是幸运，更是快乐；是播种，更是收获。
“在白先生的指导下，我上的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先生的授课方法是让我们反复研读毛泽东有关论著，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再写出小结性文章。上了这一课，我的收获很大，这与我后来关注史学遗产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古往今来，老师在学生的心中神圣、伟岸，这是因为老师能送给学生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一座通向远方的桥、一条到达彼岸的船。所以，当人们走近“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凡有成就的学生都有良好的师承，正所谓“薪火相传”。瞿林东坦言：“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白寿彝先生重视理论指导，上下求索，找到了唯物史观这个思想武器；他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但不固执己见，一旦有了新认识即补充甚至修正过去的认识；他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炼，反对浮词，但主张活泼生动。这三个“重视”是他的心血，是他一生所悟所得，他又润物无声般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最近出版的《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一书，正是瞿林东对恩师白寿彝治学的理解与诠释。他曾如此描述心中的恩师:博学、通识、创新、有器局、有历史感也有时代感。无疑，这字里行间洋溢着钦羡之意，但细细品味，似存“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之志。人们发现，那受益终生的“家学”，瞿林东一直在用心传承着。
志向是梦，且是美丽的梦。
大学的根
大学教师要有青竹之韧，这是大学的根本
如今，白寿彝教授培养的一些研究生大多成了中国史学界的顶梁柱，在学术百花园中撑起了一片片绿荫。
叶茂源于根深。
在大学执教的40多年里，瞿林东给上千名本科生讲过课，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有几十人。此外，他还指导了多名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瞿林东经常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这段话，以其中的德行、风采、机遇、事功勉励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朋友。
新入学的博士生，有的专业基础较好，有的在专业上似尚未入门。在瞿林东看来，他们还都是有待精雕细琢的璞玉，而这种精雕细琢就是不厌其烦地修改他们的习作、论文。当他们看到瞿教授将他们的文章改成“大花脸”时，他们惭愧，更是折服。这些大到观点论据、小到遣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的密密麻麻的修改稿，都成了他们读博时珍贵的“藏品”。
2006年5月底，瞿林东教授在指导一个学生博士论文定稿时这样批写道：“目录是全文的骨架，反映结构与思路”，“绪言是全文的‘灵魂’，应字斟句酌，再三再四予以推敲。这对全文的方向、展开，都十分重要”，“我看‘后论’不宜烦琐，问题要提得明确，文字要写得简洁”，“希望结合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参阅我修改的‘摘要’，再认真阅读全文，把定稿工作做得细些、再细些。”从类似这样的批语和谈话中，学生们渐渐掌握了治学方法。他们回母校看望自己的导师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这一桩桩往事。
瞿林东经常对学生说：“你们这代人在生活的物质条件上，治学的环境、手段和材料上都比我这一代优越很多，但同时，在这个学风浮躁的年代，面对的诱惑也比以前多得多，这就需要学会取舍，善于抉择。”“治学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定要沉下心来，矢志不渝”，“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研究领域一旦确定，不要轻易更换，否则来回游离，无法深入，也不易出成果”。他语重心长地说：“逛街有你，看电影有你，嗑瓜子聊天也有你，你还想多出成果、多发表文章，怎么可能呢？能为别人所不能为者，方能成功。”
这声声教诲、凿凿之言，叩响着学生们的心灵之门。
“明天总比今天好”。瞿林东常以亲身经历鼓励学生克服眼前困难，把目光放长远，不要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长远的目标。他鼓励学生要有不气馁的精神，不断奋发进取。
近十年来，瞿林东应邀外出演讲，二十多所高校的学子聆听了他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深深为他所阐述的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奋发精神以及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所感动、所激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大学老师要有青竹之韧，这是大学的根本。”其情切切，其言铮铮。
坚守中，他身体力行，忠诚地护佑着教育者的品格，忠实地履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一步一个脚印，稳稳的，实实的。
历史的魂
走向历史深处，同历史“对话”
一棵小草总会破土而出，一粒种子终将硕果累累。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自从踏上中国史学史研究这条路，瞿林东义无反顾，一直朝着目标进发。
1986年，瞿林东到武汉某高校出席一个全国性的史学研讨会，会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记述的历史，没有关于历史的理论。瞿林东听后很震惊：“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如此丰富的遗产，如果没有理论的认识，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优秀的史学名著呢？中国古代史学当然是有自己的理论，但具体有些什么理论，表现形态如何，这需要深入研究后才能回答。”这是他对史学界的一次庄严承诺。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交出一份答卷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决心。20世纪80年代末，他关注并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1996年10月，已近花甲之年的瞿林东收到安徽人民出版社邀他撰写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约稿函。在他心中，一纸约稿信重如千斤，但他欣然接受了稿约。为此，他在后来的15年中没有安稳过，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研究领域。他在1998年出版的《史学志》一书中，设置专章论述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中，设置了“走进史学的理论园地”专章。他在主持《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007年出版）的编纂中，设置了历史理论总部，下分12个分部。这都表明，他的思考和研究从未停止过。
2011年，当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将百余万言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呈现在学界面前时，人们惊羡、振奋。
学界素来视“突破”、“创新”为治学的目标和追求的境界，学人为此孜孜以求，奋斗一生，即便如此，有人可及，有人抱憾。《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问世，让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长于记述，短于理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没有历史理论，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的历史思想。黑格尔也不无偏见地说：“中国人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瞿林东和他的学术团队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史学不但有历史理论，而且源远流长，丰富厚重。由此，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冲击了一个认识误区。
诚然，此前史学界也有关于古代历史理论的单篇文章发表，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成就和特点在于它按照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从丰富纷纭的思想见解中清理出若干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并条分缕析、深刻阐述，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产生、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由此，史学界称赞《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史学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虽然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相提并论，但是二者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这是老一辈史学家曾经指出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本身，对于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由此，史学界评价《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实施了一次理论对接。
“有了这部书，我们在和外国同行的交流中，说话的分量就大不一样了。”阅读此书的同行如此感慨。他们深知，瞿林东追寻历史之魂的器识无疑为中国史学界争了光、增了色，学术界需要出现更多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手笔。
历经多年艰苦努力，《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终于圆梦。巧合的是，就在这部书出版以后，瞿林东恰好有机会重又来到当年开会的那所高校，并给学生作了演讲，题目就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几个问题——二十五年后的一份答卷”，讲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讲述了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完成《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艰辛历程。这份“答卷”，饱含着瞿林东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更表明了他对中国史学的忠诚与热爱。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人一生要做成几件大事是屈指可数的，而大事往往要凭借足够多的小事的积累。不惑之年才跻身历史研究队伍，不怨天尤人，也不恨为时已晚，他硬是开拓了一片新天地。看看下面这个清单，人们就会发现瞿林东的成功与许多有成就的人毫无二致。
经过30多年的积累，他撰写了《唐代史学论稿》（1989）、《中国史学散论》（1992）、《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杜佑评传》（1996）、《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史学志》（1998）、《中国史学史纲》（1999）、《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2005）、《中国简明史学史》（2005）、《中国史学通论》（2006）、《中国历史文化散论》（2008）、《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2009）、《中国史学史教程》（2011）、《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2012）等著作十余部；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等；撰写《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等论文三百余篇。
其实，瞿林东的学术工作并不仅限于此。就拿他参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来说，历经四五年时间，编纂出版了33位已故史学家的50余种著作，受到史学界的普遍称赞。瞿林东从参与之初，就推辞了出版社请他出任主编的邀请。他说：“有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健在，我有何德何能胜任主编，但工作我应当做，因为这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就这样，他以编纂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带领三四个青年同行，自始至终配合出版社把丛书工作做好。
本文主人公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普通但不平凡。因为，他把认真坚持到底，把毕生交付信念，一路求索，一生清欢。在他绵绵的文字里，激荡着历史的风云;在他悠悠的情思中，蕴含着理性的魅力。他用坚守与追寻诠释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士人之风。当我即将搁笔时，唐代诗人刘禹锡（字梦得）的《秋词》在脑海中闪现。细思量，诗词原本就是从人生中流淌出来的，权且借梦得先生之笔作为结尾：“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12年5月31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