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身清史研究工作实乃“半路出家”。我在大学读本科时所学专业是世界近现代史，来到人大后，最初在世界史教研室担任世界中古史的讲课任务。1973年清史研究小组成立我才开始接触清史。不过，那时处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清史研究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参加诸如“批林批孔”之类的政治运动，鲜有真正的清史研究工作。“四人帮”覆亡，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清史研究小组扩大为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教授主持工作，清史研究开始走上正途。当时，戴逸教授提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所以，如今清史研究工作也应当从整理资料入手。整理清史资料又要首先从整理清代档案做起，我受所领导的委派，同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天地会和苗民起义的史料。经过大约5年时间的努力，完成并出版了“清代档案资料丛刊”《天地会》（七册）和《清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三册）。后来由于出版困难，整理工作被迫终止。

我在档案馆搜集、整理档案史料的这段经历，既是我投身清史研究的开端，也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本人在学术上的成长，正是在清史所不断发展、壮大中实现的。

我搜集、整理档案史料的工作，是同科研结合起来进行的。

整理天地会的档案史料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资料的时间上限。按照以往史学界通行的说法，天地会乃是清初明朝遗老何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于康熙十三年建立的精英组织。可是，在现存档案史料中，并没有明朝遗老或汉族士大夫建立天地会的任何史料，康熙年间的档案文件中也根本没有这类内容。甚至直到道乾隆中叶之前，档案和官书中均未出现过“天地会”的名称，在乾隆年间天地会出现后的大量档案文件中，天地会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仅有极少数粗通文墨者。那么，编辑天地会的史料，究竟应该以何时为起点，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我查阅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在中外学者间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可谓见仁见智，聚讼纷纭。为此，我便结合档案的整理，开始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在了解前人研究成果后，发现学者们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说法多达十三种，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和“乾隆说”。主张“康熙说”的学者，早年的有萧一山、罗尔纲、温雄飞等，近年的有胡珠生、赫治清，以及台湾的翁同文等；主张乾隆说的学者较少，当时仅有蔡少卿和台湾学者戴玄之。

面对如此强大的学者阵容，我作为“半路出家”的后学，参加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其困难之大是可想见的。在我同刘美珍老师合写的《试论天地会》一文发表后，立即引来了不少反对意见，而且1984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会党问题”研讨会上，两种看法更进行了直接交锋。我向大会提交了论文《评天地会起源“康熙说”》，从此，在学术争论中，许多学者开始把把我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观点，作为争论的主要对象。

198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举办纪念建馆六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了在准备参加这次学术活动，我在档案馆的《外记簿》中找到了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等人关于审拟提喜嫡传弟子陈彪和亲生之子行义（行义）的奏折。奏文根据对陈彪、行义的审讯笔录，提出天地会为福建漳浦僧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奏文称：“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其传会口诀以五点二十一为暗号”又奏：“查提喜于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逆诗句。”伍拉纳奏折是以审讯提喜亲生之子行义和嫡传弟子陈彪的供词为依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应该是可信的。其实，蔡少卿教授早在1964年就曾依据嘉庆年间福建巡抚汪志伊的奏疏，提出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的说法，但许多学者因为不知汪氏说法有何根据而未加采信并加以反对。而从档案史料可知，汪志伊的说法，乃直接来源于伍拉纳奏折。可是，持“康熙说”的学者仍不认同，而且在继续为康熙说寻找史料依据。

20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在福建诏安找到了长林寺遗址和一些万五道宗的题词，并在东山县周姓渔民家中找到了一件被这位学者命名为“香花僧秘典”的手抄本，该县香花僧出身的僧人道裕又向这位学者出示了一件《古来寺赞集》。因为这些资料中载有一些涉及天地会《会簿》中的人物，如郑君达、郑玉莲等，尤其其中的《源头小曲词》三段曲词的头一个字相连，便是“天地会”三字，于是把“香花僧秘典”和《古来寺赞集》确定天地会的“重要文件”，认为是有关天地会起源研究的“重大发现”。因为抄本注明是为纪念喝参莹老和尚圆寂而于嘉庆二十三年转抄的，转抄本的底本则是乾隆三十五年喝参莹的徒弟了坚、徒孙达铉的手书本。于是认定;“‘香花僧秘典’的渊源——它传自道宗，其中大部分出于道宗之手，少部分是道宗辑录他人作品。”因此，把万五道宗，同天地会的起源联系起来，提出“香花僧秘典”和《古来寺赞集》乃是研究天地会“最珍贵的史料”，“为研究天地会结盟仪式、会场陈设、联络暗号隐语、思想渊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依我看，对于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来说，这种价值，比起嘉道以及以后发现的任何一种会簿都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对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说来，却是一件具有重大价值的宝贵资料。它的价值在于，与天地会秘密文件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秘典》录自长林寺五祖词的《源头曲词》，通过藏头诗的形式，不仅点出了天地会会名，而且交代了‘会人曾僧’的真相，披露了天地会初期的组织成分。”[1]

不久，依据这些史料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其中《清代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明确提出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当蔡禄被杀的噩耗传来之后，深谋远虑的万五道宗，一方面借用中元节超度亡灵的传统习俗，在蔡禄家乡云霄最著名的灵王庙即高溪庙，为亡弟设祭，亲自主持水陆法会，超度亡灵冤魂。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结束普度的宗教仪式，乘僧众群情悲愤之际，沿用过去化异姓为万姓、歃血结盟的习俗，结拜天地会。”[2] 

这一研究成果被一些著名学者誉为天地会起源研究的“突破”、“重要突破”，连研究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史的泰斗罗尔纲先生也在为该著作撰写的序言中提出该著作乃是天地会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似乎历经百余年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争论，至此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那么，“香花僧秘典”和《古来寺赞集》的史料价值究竟如何呢？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曾三度前往福建的东山和诏安、云霄等地进行学术考察。在第三次考察时，我和周伟良教授见到了东山苦菜寺（古来寺前身）的当家学宜（白文太）。他向我们出示了讲述香花僧历史的真本《溯源》。我们把它同“香花僧秘典”加以对照，发现两者虽然均属讲述苦菜寺（古来寺）的历史，但内容上却有很大差异。特别是“香花僧秘典”中那些有关郑成功部将姓名、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语录，特别是有关天地会《会簿》的内容，在《正源》里根本没有。我们向白文太请教：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他回答说：“香花僧”的文献有三种：一是香花僧念诵的“经文”；二是有关香花僧历史的《正源》；三是“杂文”。对于前两种文献，抄录者不得做任何改动，而第三种即“杂文”，抄录者则可以按照自己需要和兴趣添加一些内容。因为“香花僧”是靠替死者超度亡灵谋生的，必须迎合人们的需求和兴趣，所以在杂文中可以随时添加新内容。所谓“香花僧秘典”就是属于香花僧文献中的“杂文”。证之道裕在谈到《古来寺赞集》里面为何有民国年间的内容时解释说，这些是他徒弟在抄录时“添上了一些”！说明白文太对香花僧文献的解释是可信的。也说明“香花僧秘典”中那些有关天地会的内容，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断言，大部分出自康熙年间万五道宗之手，而是抄录者自行添加上去的。那么，“香花僧秘典”的内容是否大部分出自康熙年间的万五道宗之手呢？对照天地会历年来《会簿》的抄本，答案完全是否定的。

第一，在“秘典”的《花会歌》里，提到天地会《会簿》中的人物有郑君达和郑玉兰[莲]。据罗尔纲、翁同文和胡珠生等人对于天地会《会簿》的研究，郑君达、郑玉莲的故事最早是在萧一山辑录的《西鲁序》和《西鲁叙事》中才出现的。[3]而《西鲁序》和《西鲁叙事》均系均系“晚清粤人手抄”，有的文件还明确注明“抄本盖同出咸丰时人手笔也”。[4]

 第二、“秘典”把清朝的“清”，写作三点水加“月”。天地会《会簿》中确有此种写法，不过，从迄今发现的天地会《会簿》抄本来看，无论是最早的“姚大羔本”[5]（嘉庆十六年清吏所搜获）、道光五年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6]还是“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7]（据罗尔纲先生考证，该抄本系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红巾军中陈开部占据广西贵县时所遗留）均未把清字写作“氵月”。到了同治以后，天地会为了表示“满无头，清无主”，才把“清”写作“氵月”。所以在萧一山辑录的《西鲁序》和《西鲁叙事》中才出现这种写法。[8]对照其他抄本可知，载有郑君达和郑玉兰[莲]事迹的《西鲁序》和《西鲁叙事》，其流传时间是在咸丰或同治年间。[9]“秘典”有关天地会的内容既抄自晚清咸同年间的《会簿》，当然不可能出自康熙年间的万五道宗之手，转抄者也不可能是乾隆三十五年或嘉庆二十三年的人，“香花僧秘典”应该是后人再次转抄时所添加，只是没有注明转抄者姓名和抄录时的间而已。
     第三、“秘典”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的语录，特别是有关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语录，在清初康熙年间尚不广为人知。到了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被革命党人大力宣传，才产生巨大影响。说明“秘典”的抄录不可能是康县年间的人。特别是“秘典”中还抄录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书《太和篇》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问题。从清代学术思想史可知，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著作，在他生前并未刊刻成书，直到同治初年，才由曾国荃广为搜集，并出资将其著作刻成《船山遗书》288卷。[10]这说明“香花僧秘典”和《古来寺赞集》不可能是康熙年间的产物。
   第四，“秘典”中出现了“同盟会”字样。众所周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才建立的革命组织，康熙年间的万五道宗和乾嘉年间的转抄者均不可能预知辛亥革命时期将会出现“同盟会”，更说明“香花僧秘典”和《古来寺赞集》的作者决非万五道宗，转抄者也不可能是乾隆或嘉庆年间的人。

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依据“香花僧秘典”和《古来寺赞集》为主要史料依据的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是缺乏可靠的史料根据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在天地会起源研究方面的“突破”或“重大突破”！

在清史所发展、壮大的历程中，我本人在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

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我把研究范围，从最初清代前期的天地会，扩大到清代前期的所有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又从清代前期扩展到整个清代。为此，我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摘抄了清代秘密结社的全部档案史料。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又从清代秘密社会史扩展到整个中国秘密社会史以致当代的会道门、邪教及黑社会。我在清史所先后开设了过《清代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及《中外黑社会研究》等课程，指导过两名硕士生，十名博士生。这些学生毕业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经成长为清史和中国秘密社会史方面的教学或科研骨干，有的已经在培养硕士或博士生，有的已成为所在省份的学术带头人，有两位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的高校理论骨干培训班。

三十年来，借助于清史所的名望和学术实力，我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一次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并于1988年我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1998年重印），1993年出版了《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1994年在美国史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Murray）合著的《天地会源流》（英文版），1995年出版了《洪门真史》（2004年再版），1999年出版了合著的《法轮功与民间秘密结》和《说古道今话邪教》，2000年出版了合著的《神秘地下王国一贯道的兴衰》，2002年初参与主编了《中国秘密社会》（七卷本），合著了其中的第一卷“总论”，2003年出版了与美国学者王大为Daivid Ownby、加拿大学者白素珊Susan Palmer合著的《千年王国与白阳世界：中外‘末世论’载体的演化历程》，2004年出版了《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2005年出版了《中国地下社会》（晚清秘密社会卷），2006年出版了自选集《中国秘密社会新论》，2007年出版了合著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并且参加了国家清史的编撰工作，承担清代典志会党篇的编纂任务。

回顾清史所三十年来的发展、壮大历程和我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我深深感到：如果说我个人的学术成果是个婴儿，那么清史所就是婴儿成长的摇篮！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