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心史先生以1931年重来北平，讲学北京大学。时北平图书馆新成立，广事访求；故宫博物院亦在点查，珍籍秘录一时纷出。先生既熟于史事，嗜学尤力，终日汲汲，七年之间成书数百万言，盖远迈于旧日之所作，有功于学术亦最宏。 心史先生晚年撰述以《明元清系通纪》最为巨制，用力亦最勤，自谓留意者二十余年[1]。其书初名《清朝前纪》[2]，继改《满洲开国史》[3]，迭经增补于1934年易今称。明元谓明代纪元，清系谓清代世系，盖谓以明代之纪元叙清代之世系也。心史先生以清代肇基与明代开国相先后，清代以孟特木为始祖，追尊曰肇祖原皇帝，其行事在明太祖洪武间已可考见，其后历代皆与明诸帝相循而下。肇祖尝事朝鲜又臣属于明，子孙世奉朝贡，受明之恩遇甚厚，太祖努尔哈齐身自朝明者三次，而清世尽讳之。开创之迹，《清实录》既蒙昧不能自明，臣明而后复讳而不著，其在明世国史亦多削而不存，于是搜辑群籍旁及国外史料作为长编，欲以补明清两史之阙，兼发清世隐讳之秘。自孟特木、充善、妥罗以下，兴景显三祖迄于太祖、太宗，皆抉其事迹先后依年编次，太祖、太宗自有《实录》则但详其所不载或始已载而终削者。清代祖先实际在明以前及无年可记载或不能系于一年者，若满洲名义，布库里英雄，女真源流，建州地址变迁之类，列作前编，以便省览。其编年纪事则谓之正编。 通纪取材大抵以明历朝《实录》及《朝鲜实录书》为主，辅以刊版行世之书，抄本秘籍难为征信者皆不随意取证，委巷传说更无论矣。心史先生自言，慎之又慎，不敢徇一时改革之潮流有所污蔑于清世，非虚语也。正编纪事始自洪武四年（1371），永乐元年（1403）而后排年叙次。先生自计全书约二百五十余万言，大体均已成篇，惟明末数年尚待勘定。1934年9月，前编四卷及正编五卷刊行，其后陆续付印，迄1937年夏行世者凡前编四卷正编十五卷，约九十九万余言，叙至嘉靖三年（1524）章成事止，章成者，保能之侄，时为建州左卫都督。 心史先生既以阐明清先世史实为志，故《通纪》中记事居十之八，考订居十一强，论评说明居十一弱。莫不原原本本不厌其详，观于宣德八年（1433）一年之事至五万六百言，弘治四年（1491）一年之事至四万八千言，可以觇之矣。尤留意于考证，其辨正前说者不一而足。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托始于布库里英雄，以肇祖孟特木[4]为其裔，日本学者则谓清始祖为肇祖，别无布库里英雄其人。心史先生据《元史·地理志》、《明实录》朝鲜、《龙飞御天歌》，知猛哥帖木儿本为斡朵里豆漫，豆漫者，女真语万户也，斡朵里即元史之斡朵怜，元诸路万户皆世职，猛哥帖木儿既为豆漫必承袭有自，《朝鲜实录书》称猛哥帖木儿父挥厚为豆万，豆万即豆漫，则万户世职不自猛哥帖木儿始更可知，清代始祖不托之挥厚而托之布库里英雄，必当实有其人也[5]。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谓建州女真先处开元，自来谈地理沿革者若陈芳绩、李兆洛、杨守敬、皆以元之开元路为即开原，清末屠寄知开元开原之非一地，而以开原治黄龙府即今吉林农安县，日本学者又谓开元在鸭绿江西，其说不一。先生据金、元、明诸史地理志、《明实录》、《朝鲜实录书》，谓开元在极东濒海地今珲春以东朝鲜会宁境，其地即清自承之祖居斡朵里也[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钱谦益《初学集》均称清太祖为王杲余孽，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近时中外学者逐疑清帝系出建州右卫，心史先生考之，知清实左卫之后非右卫也[7]。《清史稿》以阿哈出与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别派，与清代宗系无涉，心史先生据群籍证猛哥帖木儿既肇祖孟特木。并定清先世宗系：布库里英雄为一世，范察为三世，肇祖为五世，董山兄弟为六世，石豹奇与妥罗为七世，兴祖为八世，景祖为九世；显祖为十世[8]。他若辨《朝鲜实录书》之木答兀即《明实录》之杨木答兀[9]，《明实录》之高早化即〈朝鲜实录书〉之枣火[10]，《朝鲜实录书》中之土老即《明实录》之脱罗，《清实录》之妥罗[11]，《明实录》中李吾哈与李斡黑二名互用，即《朝鲜实录书》之李兀哈[12]；《朝鲜实录书》中管秃与权豆二名互用，即《明实录》之阿古[13]，童仓与董山之非一人[14]，冬果、东果、栋鄂之为一地[15]，清堂子所祀邓将军之为邓佐[16]，建州左卫女真属兀良哈[17]之类：均能不惑浮说，独抒精蕴，其有功清史远非前哲所可拟也。 有清一代以八旗为与前朝分别之制，治史者或以其与兵事相关，目之为清世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或以其与户籍相关，如《清史稿·食货志》附八旗丁口是也。并属膜外之谈，于八旗本质未尝深解。心史先生考之清初史料知八旗为太祖所定之国体，一国尽隶八旗，以八和硕贝勒领之为旗主，八旗各有土田、各有人口、各有武力、各置官属，各任工役，旗下之人谓之属人，属人于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共议国政商国事，无一定之君主，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议有不合或其人不纳谏、不遵道，则更择有德者立之。凡战争有所获八家均分之，毋得私。此清太祖所定之制，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也。太宗以来苦心变革，寖抑旗主之权，逐次更易各旗旗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而各旗属人亦不能于皇帝外复认本人之有主。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八旗旧制乃为新法隐蔽迨尽。先生钩剔官书中旁见侧出不经意而流露者，著为《八旗制度考实》[18]，以穷其本源。执其说以证清初史事，莫不豁然贯通。先生更考得清初八旗正黄、镶黄属之太宗皇太极，正白属之多尔衮，正红属之代善，正蓝属之莽古尔泰，镶白属之多铎，镶红属之阿济格，镶蓝属之阿敏。太宗一人领两旗者，其镶黄一旗太祖留以自待，未及命而身殁，遂由太宗兼之，太宗殁，世祖继领之，及多尔衮殁，其众亦入于世祖，此后世“上三旗”所以由天子自将之故（亦即君权逐渐扩张之证也）。凡此皆《八旗通志》所不载，前哲所不详，而心史先生钩稽独得者也。 清世宣付国史立传之人，《清史稿》未尝毕收，而清国史馆列传诸家传抄本与印行本增缺亦不尽同，心史先生乃汇集《清史稿》、《清世列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满汉名臣传》、《贰臣传》、《叛臣传》、《国朝儒林文苑传》，并传抄诸本辑为一编，名曰《清史列传汇编》。以人为纲，凡诸书传文备录之，一书而诸本文字不同者分注之，事涉两歧者考订之。凡录稿百数十厚册，欲送商务印书馆印行，已有成议而卢沟桥变起。今原稿半存北平松公府，半存先生故居。 心史先生于1934年著《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三案者：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与雍正入统也。世人每以多尔衮称皇父与孝庄后不祔太宗陵寝为太后下嫁之证，且有传钱谦益以礼部尚书进大婚仪注者。先生谓多尔衮皇父之称犹之尚父仲父，纯为报功不关渎伦，皇后不祔葬者，清历朝有之，不独孝庄一人，皆不足为下嫁之证，谦益入清未尝为礼部尚书，进仪注事尤不足信。顺治出家之说，世喜以吴伟业赞佛诗为证，心史先生据《玉林国师年谱》，《王文靖公自撰年谱》，《张宸杂记》，证顺治之确死于痘。雍正之夺嫡入统，传言本多，心史先生钩稽史料，谓传位遗诏由隆科多所口传，隆科多之能口衔天宪处分嗣统，则由身为步军统领，警跸武力实在掌握，而年羹尧方为陕西四川总督，统重兵以扼允禵，故世宗得安然即位，隆、年之宠异以此，其后隆之禁锢，年之赐死，亦未尝不由挟功泄漏之故。 心史先生晚年考证清代史事文字甚多，散见于《国学季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文献论丛》、《读书周刊》、《文史周刊》，惟1937年所作《香妃考实》一文未出版而事变起，国人尚未尽见。先生证香妃入宫在乾隆二十三年前，其时回疆未平定，乾隆五十三年四月香妃卒，侍高宗者逾三十年，卒时太后已前卒十一年，世俗所传乾隆为求妃而兴师及太后赐妃死之说，盖皆委巷之谈，即世人艳称之香妃画像，亦与东陵所悬遗影不尽符。心史先生尝欲自辑所作清史考证文字为心史丛刊续编，由开明书局印行，为北京大学文史学会丛书之一，亦以事变中辍。 《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行世，心史先生据以校赵、戴两家之书，知戴氏之书不尽与《大典》本合，益信戴书之出于赵。尝欲纂《大典》戴、赵《水经注》合校，为抉疑之一助，未及成而忧国致疾竟不起，仅撰论文数篇见《文献论丛》及《读书周刊》。盖其时先生清史巨著将观成，移其兴会专治《水经》，假以年岁必有非常之观，而大变猝作，赉志以殉，惜哉！惜哉！ 天挺以1929年获交先生哲嗣心如于杭州，1931年秋拜见先生于北平，古城人海，会晤颇稀。1934年余得见钞本《国史列传》二百册，知心史先生方辑《清史列传汇编》，亟以送之先生，是为余与先生以学问相往还之始。余旧治国志，继探求古地理、心仪赵诚夫之学，偶得赵氏《三国志注补》，付之景印，既成以序文实《读书周刊》，先生方校《大典·水经注》，读之大喜，为跋尾一篇论赵氏生卒年岁，余于赵氏年岁，亦别有论列，遂书陈其所见。旧作《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久置箧衍，亦以就正于先生，是为余与先生论学之始。1937年卢沟变作，余从诸先生后守平校，先生时督其所不逮，以是过从渐密。十一月余从平南来，别先生于协和医院，执手殷殷潸然泪下，不意遂成永诀！先生负经世志。光绪末佐龙州戎幕练新军，民国初列国会议席，1928——1929年钮永建主苏政挽先生参大计，皆多所建白，惜为史学之名所掩，至民国以来通行之商法出自先生手定，世人更莫之知矣。 先生既归道山，两公子均在南，常州同乡诸公为经纪其丧，并嘱先生弟子四人点查遗稿封识之，扃贮北平先生故居。余在长沙，有许溯伊先生同莘自汴致书先生，同人嘱余存之，此书先生既不得见，因录于此，以见先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书曰： 承询燕斋之名，弟一再考据，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后署广东臬司，总办洋务局，本总署章京，俸满外用，故有熟悉洋务之称，与沈芸阁同为文襄倚任。至刘永福部将只有黄守忠并无方姓其人，彼时粤中将弁有水师提督方耀、潮州营游击方恭，又有率勇援闽之副将方友升，皆与永福不相联属，此见于文囊电牍者也。 心史先生讳森，字莼孙，晚号阳湖孑遗，江苏武进人。心史为先生写作之别署，今人习称心史之号鲜用莼孙者矣。闲尝与先生谈及郑所南，先生笑曰，吾之心史与铁函无干也，因并识于篇末。 （资料来源：北大史学系《治史杂志》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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