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增平（1923—1992）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从本世纪40年代末大学毕生开始，即将毕业的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了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孜孜不倦，老而弥笃，取得累累硕果，且为人谦和，品质高尚，其道德文章、人品学问，久为国内外学术界同仁所交口称道。生前，学术界举办过盛大的“林增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死后，唁电交驰，“学界楷模，一代师表”成为人们对他的盖棺之论。本文不拟全面评论林增平先生的一生，仅就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略作探讨。

一 

林增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近代通史的编撰和通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上。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逐步形成的。建立和发展学科新体系是这段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成绩。在这个新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林增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编写近代通史，对它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从1951年起讲授中国近代史，自己编纂讲义，每年从头至尾校订、修改一次，不断充实提高。1956年他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师范院校文科教学大纲会议，参与讨论制定“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之后即依据大纲的分编所揭示的内容，重新修订讲义。为此，他夜以继日，埋头苦干，除三伏炎夏外，是从未睡过午觉的。经过几次轮回，讲稿日臻完善。1958年4月公开发行，这就是他35岁那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61万字。该书从鸦片战争写到五四运动，分为1840—1864年、1864—1901年和1901—1919年三个时期。分别列为三编，每编之下又分若干章，均系以年代的起迄界限，作为该一时期内的不同发展阶段。全书力求充实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基本上如实表述了中国人民在各个阶段上从事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同时对于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上的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也作了适当的概述，从而展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在该书问世之前，影响较大的近代史著作有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前者尚非近代通史，后者系用纪事本末体裁，内容仅写到义和团运动。同年稍晚一点出版了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是一部深受学术界好评的通史著作，对不少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评论，堪称一家之言，然而内容仅写到太平天国失败。而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则成了建国之后第一部采用分期的办法全面研究和叙述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出版之后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读书》杂志1959年第2期发表书评，称赞该书“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作了综合的探讨，既改变了不分阶段而以重大事件为主、兼及其他方面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也改变了基本上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以避免各个阶段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紊乱和本来是互相关连的历史现象割裂，从而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比较全面的和系统的理解。”李瑚：《评（中国近代史）》。北大复旦等高校曾用作教材，四川大学、河北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单位曾列为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日本东京都立大学野泽丰教授从1958年起一直将其作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到1984年为止。该书先后四次印行，累计达11万5千余册。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认为近代通史著作的重新编写是学科新体系确立的生动体现，在所列举的从1949到1966年问出版的四部“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中，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排在第一位。人民出版社曾考虑“选拔出版”，林言椒回忆说：“六年代初，我在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由于工作关系，读到了林先生著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这是我有生以来读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感到结构完整、纲目清晰、材料丰富、文字流畅，即向领导提出，可否由人民出版社选拔出版，得到领导初步批准，后由于参加‘四清''，此事未果。”林言椒：《回忆林增平先生与近代史研究》，《湖南师大报》总738期（1993．1．4） 

5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曲折中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国近代史研究日趋繁荣，出版的资料和著述汗牛充栋，发表的论文亦浩如烟海，对许多重大课题展开过或正展开着讨论和争鸣。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的近代史研究作一个阶段性的归纳，并为中青年同志引导研究的途径，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林增平与林言椒合作主编了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全书53万多字，分上下两编，凡8章33节，分别评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主要资料、重要论著、各专题（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和各专史（近代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的研究现状与讨论问题，并附录了日、苏和英美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例新颖，叙述详实，是一部具有研究性、资料性、实用性和工具性兼备的著作。它既使专业研究人员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更让初入史坛的青年学者藉以获得多方面梯航涉猎的途径。毫无疑问，该书对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持别是对造就新一代研究人才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和实现突破，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进入80年代时，刘大年尖锐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陈陈相因，了无新制”的问题，并倡议以经济史作为突破口，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随后又渐次开拓了近代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相偕探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近代思想、典章文教、科学技术、文坛艺圃的因革兴废，探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沿革变迁。展开了边疆开发史、人口迁移史、区域经济文化史以及中外近代化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方面。历史分期与基本线索的讨论再次展开，切磋中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见解；在微观方面，一些具体史实的辩伪订谬，也足以纠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评论，使某些特定的研究领域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林增平认为，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且坚信，只要我们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坚持唯物史观，更新史学方法，借鉴当代各种史学理论，确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近代史上的主要地位，注意近代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风俗习尚、人群心理各个方面的资料积累和研究探索，就可以实现整体研究的突破，就有可能将一部中国近代史写成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中外关系全面、整体的变化发展、并推移更新的历史过程。林增平《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绪论》。林增平的这些看法指明了实现近代史研究整体突破的指导思想、方法和途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 

林增平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贡献最集中地体现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上。 

早在50年代林增平编撰近代通史的过程中，就较多地注意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1958年出版了小册子《黄兴》，评论了这位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事功。1960年中华书局约他撰写《辛亥革命》，从而为其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提供了契机。他当时认为，中国近代是一个内外交迫、新旧杂陈、变化万千的时代，以个人有生之年似难以做到博学精通，于是欣然应约，决计收缩战线，专攻辛亥革命史。方向确定之后，他在这一学术园地辛勤耕耘，相继提供了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注目的成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著的《辛亥革命》（知识丛书），1972年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历史小丛书），1981年修订重版。1980—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和章开沅合作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1982年以来，他作为《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的编委，负责辛亥时期人物传稿的编撰工作，该书一至八卷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分别与李文海、郭汉民主编了第三卷和第六卷。1984年他主编了《辛亥革命在湖南》（30万字），1985他与周秋光编了《熊希龄集》，1986年审校了萍乡、浏阳、醴陵三市县政协合编的33万字的《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他与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运动史稿》（36万字），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了他与郭汉民、李育民合编的《辛亥革命》（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43万字），1991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他同郭汉民、饶怀民合作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50万字），他与杨慎之合作主编了《黄兴研究（33万字）。此外，他还发表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20多篇，其中《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明初政局》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都刊于《历史研究》，并分别被译成日文和英文转载。 

在上述著作中，林增平贡献最大、最值得称道的是《辛亥革命史》的编撰。这部书分上多万字，初稿出于多人之手，质量参差不齐，风格也不一致。在编写组中，林增平是当时唯一有高级职称的人。为了保证全书质量，他受全组委托承担了全书的整合工作，为全书订正史实，核对引文，润饰文字，统一格式，对一些质量达不到要求的章节，作了局部改写甚至全部重写。参加该书从组织人力到修改定稿全部工作的林言椒写道：“林先生为整合全书，前后居北京三年之久，先住人民出版社办公室，后借住北京师院学生宿舍，有时四人住一间房，吃大食堂，工作条件之差实难想象。”“林先生对这些无一怨言，始终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第一，量物质条件于度外”，“终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孜孜不倦。他为提高全书质量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编写组全体成员所敬佩。”又说：“林先生为《辛亥革命史》全书呕心沥血，历时六年，以团结为重，从不争名，不争利，高风亮节，薄海同钦”。“林先生有关辛亥革命史长期的研究成果以及卓越见解，尤其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产生与发展的精湛研究，全部融合在《辛亥革命史》一书中，使该书的学术质量为史学界所称道。”林言椒：《回忆林增平先生与近代史研究》，《湖南师大报》总738期（1993．1．4）该书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并称为80年代初三种多卷本学术专著，“标志着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新阶段。”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辛亥革命史》出版后，国内外多有评论，日本学者石田米子在题为《辛亥革命通史的新成果》一文中写道：尽管“具体的进行过程我无从了解，但是在国土面积和交通情况都与日本不同的中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邀集这么许多研究者共同协力，写出这部通史，一定要具有很高的热情和付出艰巨的劳动吧。有120万，1700页的《辛亥革命史》，把从1901年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段时期作为对象，但叙述却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一直写到作为辛亥革命余波的护法运动。末尾还附有大事年表，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无论是从参与编写的众多人数，为增强说服力而提供的丰富材料，还是从涉及问题的广阔范围来说，这部书都可视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霞山会《东亚》第183号。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辛亥革命史》的编撰获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林增平的博学深思和无私奉献获得该书编写组同仁的由衷敬佩，但他仍然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1984年他在《治史琐言》一文中，把该书的成功视为“在章开沅同志主持下”“编写组二十多人通力合作、和衷共济”的结果，而自己仅仅是在“襄助章开沅同志”主编这部书。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他的《中国近代史》设计封面时的一场“署名之争”：编辑在林增平名字后面加上“著”字，他自己提笔改为“编”字，编辑建议折衷，署为“编著”，他仍不让步，终于只用了一个“编”字。他还在前言中称自己的这部书“总的来说，都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得出的成果所赐予。”这是何等恢宏的学者气度啊！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中，林增平在孙中山早期思想、兴中会的性质、同盟会的创立、立宪派的功过、会党与新军的作用以及宋教仁、熊希龄、黎元洪等辛亥人物的评价诸方面都提出过很有影响的独到见解，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 

研究辛亥革命，首先就要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林增平注意到西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共产党宣言》），而在中国“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从二者前身不同的比较研究入手，说明其性格上的差别，藉以探讨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写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发表于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当时正在蒙冤监禁中的著名史学家吕振羽撰文评述，大体赞同他的看法．（吕文在去世后才发表出来）这是他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初成果。“文革”打断了他的这一探索。1976年他应邀参加《辛亥革命史》编写组并担任主编，资产阶级研究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先后发表了《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洋务派——早期官僚资产阶级》、《试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洋务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以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等一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孕育、产生、形成和分化为不同阶层的过程，以及它在近代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地位和作用，大致上形成了一个体系。笔者曾将他的这一系列论文编成一本专题论文集，名为《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1981年8月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这是林增平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林增平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系统见解主要是：我国虽然早在明朝中叶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封建制度的某些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特别是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与欧洲中世纪中期兴起的城市存在很大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没有产生过如同西欧那样的市民等级。鸦片战争后，当中国社会自身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客观条件和可能的时候，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买办）就出而顶替，充当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从19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投资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一般还没有完成向资本家的蜕化历程，在这个阶段中国民族资本家为数尚少，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据此，他认为学术界一般把戊戌变法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运动看待，显然与史实不符；确切地说，这个维新运动恰恰是反映了还没有取得独立社会地位的、正处于陆续转化过程中的资本家集团的处境和愿望。到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商办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资本额明显地超过了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总额，民族资本家集团其数量的大增、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的扩展使之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并渐次分化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阶层。这种分化不取决于各自以何种社会身份转化为资本家，而取决于各自在转化过程中能否依仗封建性的权势获得扩大雇佣剥削积累的便利。一些本来就有较高的封建政治地位的资本家，因从新政中揽到某些权益，从而能较顺利、较多地扩大其雇佣剥削积累的人们，大体上可称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另一些获得封建性权益较少，积聚资本较为艰困的人们，则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这种情况，既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的形成，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也使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立宪派日益活跃，把国会请愿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清末民初政局之演变与政潮之起伏，都可以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派别的关系中探寻到因果脉络。从清末到五四，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引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年代。分别代表这个阶级上层与中下层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纵横捭阖、曾经历了“对立一联合一分裂一再联合一再分裂”的过程，它们的两度联合，导致了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的胜利，而它们的两度分裂，则造成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护法运动的挫折，徒使南北军阀乘机坐大，掌握两派的离合轨迹，就不难探寻到政局变化与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消长的内在联系，并可藉以理解这个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成败利钝的因果和是非。 

至于肯定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是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政治代表，不是以若干资产阶级人士对立宪对革命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而是因各自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及其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事实上，清末革命党人中，本人是资本家或出身于资本家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是新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士，怀着拯救祖国、造福同胞的宏愿而投身革命的。他们根本就不曾想过要去为资产阶级谋利，只是被时代潮流推到前沿去担负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他们与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若把二者等同起来，将有损于他们的光辉业绩。林增平曾吁请史学界应对这类误解加以澄清。 

1991年10月19日隗瀛涛、刘望龄、萧致治在为发起“林增平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致笔者的信中说：“他是新中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前驱者之一，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其人大智若愚，治学严谨，胸怀宽阔，博大精深，在国内外皆有广泛影响”。由此他们主张“讨论总结增平教授丰富的执教、治学经验，推动学术研究工作，并宏扬我党尊老崇文的传统”。 

本文笔者谨以他们的看法结束此文，希望这篇短文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资料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