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是一位数十年从事历史研究的老人用毕生心血和丰富成果想要告诉人们的道理。  

2013年6月7日16时30分，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李文海先生走了。就在前两天，他还参加了清史编委会召开的专家审改会议；在前一天，他还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 

得知先生病危消息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几位学术委员会委员正在传阅他头一天交付《清史研究》的稿件，题为《〈聊斋志异〉描绘的清代官场百态》，这是他这几年极为关切的话题，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汲取经验教训。“我手执此文拜读，正在担心李老师的身体如何吃得消，未料竟成绝笔……和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一脉相承，这最后一篇文章中浸润着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前途与命运始终如一的关怀和挂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夏明方说。 

       始终不变的角色是一名“史学工作者” 

李文海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等众多社会职务和学术兼职，但他坦言：“不管怎样，我的最基本的、始终不变的角色是一名‘史学工作者’。” 

正是抱着这样的人生追求，在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组织关系不放在校部，而是转到清史所。从那时起，不管工作有什么样的变动，他始终是清史所的一名研究人员。 

熟悉李文海的学界朋友都知道他的成果是在“八小时之外”取得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黄兴涛告诉记者，在长期担任繁重的学术和教育行政工作的同时，李文海从来没有松懈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以惊人的勤奋，在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努力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领域发表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他关于近代灾荒史的出色研究，则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成就。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李文海写道：“不管担任什么工作，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员、一位老师，这才是自己最重要、最带本质意义的角色。这一种观念，一直到后来担任了学校的主要领导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是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点。” 

       “学问是拿来用的” 

李文海熟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他不是一位只埋首书斋的学者，把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密切结合起来是他治学的重要特色。”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为痛失挚友扼腕叹息。长期以来，鉴于人文社会学科在社会上遭受轻视和面临发展困难的状况，他大声疾呼。一方面积极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困境、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整个社会应该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重视其地位和作用。 

基于现实生活中灾害问题频繁发生和带来的严重后果，李文海敏锐地意识到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于1987年组织起学术团队，开始对这一领域艰难拓荒。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周琼仍然清晰地记得，2010年8月，云南大学等单位在昆明举办灾害史年会。八十高龄的李文海不辞辛劳赶来支持。会上他指出：“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 

作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文海先后主持编写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中国荒政书集成》等重要论著和资料集，对中国灾荒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起到重要引导作用。李文海特别强调广泛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1983年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倡史学表述要生动一些、形象一些，以便让更多的人能够喜爱阅读历史著作，能够从史学著作中获取历史的智慧。他身体力行，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发人深思的读史随笔，深受读者好评。 

谈及这一研究旨趣，李文海曾明确表示：“有人认为史学文章只有离现实愈远，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才愈高，才能传之久远。不过，我倒是赞成梁启超的主张，……‘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做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 

       史笔岂无情 

在众多弟子眼里，李文海是一位严师。夏明方说自己终生难忘协助撰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时，曾因省略史料导致李老师当着好几位老师、师兄的面大发雷霆，还拍了桌子。“现在我的学生老是抱怨我要求太严，像个‘魔鬼’，我告诉他们更大的‘魔鬼’不是我，而是你们的祖师爷。我曾经当面向李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尽管非常严格，但李老师对于学生的不同见解却十分宽容并给予鼓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朱浒回忆自己曾在一次研讨会发言时先来了句“很不幸，我的观点与李老师很不一致”。而李老师随即在点评中直言，他觉得这恰恰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当然，李老师鼓励学生的挑战，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在不少场合，他都表示要和我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展开争论，而这种情况丝毫没有影响我的首部专著在他主持的《清史研究丛刊》中出版。” 

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余新忠告诉记者，他因参加“清代灾荒研究”项目组而与李文海近距离接触。“李先生一方面给予我们极大的信任，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时召集会议的方式敦促进度。他那种柔中带刚，讲人情而又坚持原则的人格魅力和做事公平正义的高贵品格，深深感染了我。” 

李文海生前曾笑言，进入古稀之年后，自己经常在“打酱油”，给一些学术活动和师友弟子打杂。其实这正体现了一位前辈对于史学工作和后学的关怀与支持。只要对社会、对学术发展有益，他就愿意站出来，“发挥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作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贾国静如是说。 

其实，退休后的李文海一点也没有清闲下来，除了继续自己的史学研究，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一直为清史纂修工作投入巨大的心力。回想起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文化部清史纂修工程办公室李岚泪流满面。“先生2012年因心脏病突发两次入院治疗，后来身体一直未能完全康复，每月需定期复查。6月5日，他推迟例行复查抱病参加清史编委会专家审改会议。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位专家的汇报，整整三个小时，先生几乎没有离开过会议室……”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文海先生都在为他所挚爱的史学研究尽心尽力，内心深处永远难以割舍那深深的学术情结。“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先生的话大家已耳熟能详，愿先生一路走好！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13年6月1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