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发表在1979年《近代史研究》创刊号上《蓝大顺问题考》一文(以下简称《罗文》),再次提出了太平天国时期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史事中很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罗文》主要论点是:李、蓝起义军首领是李永和与蓝大顺,蓝大顺不是蓝朝鼎,不是蓝朝柱,而是另一人蓝朝璧;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在四川丹□牺牲的,不是李、蓝义军首领蓝大顺,但究竟是否蓝朝鼎,文中未予肯定。
《罗文》所依为主要论据的史料,一为1861年骆秉章初入四川,在“进援绵州,大获胜仗”的奏稿尾附片“贼中逃出文生黄鼎禀”报(以下简称《骆片》):
“据贼中逃出文生黄鼎禀称,被贼掳入蓝逆营中,几及一年,蓝逆名朝鼎,云南昭通人,贼中称为帅主,骁悍善战。其族人名朝柱,年长于朝鼎数月,呼之为兄,贼中称为副帅,然诸事悉蓝朝鼎调度,不敢异同。今外间或称蓝朝柱为蓝大顺,蓝朝鼎为蓝二顺,其实贼中无此称谓,而蓝大顺尚非巨魁也。”上为《罗文》中所引附片文字。此片尾,骆秉章特别声明此附片是说明“奏报称首逆蓝朝鼎,不用蓝大顺名字”的原因。《罗文》认为:“骆秉章所得(黄鼎)的情报是全部错误的”,认为除蓝朝鼎、蓝朝柱外,还有个“蓝大顺就是川滇起义军中与李永和齐名,各领一路的领袖”。为了说明这一论点,《罗文》所依据的第二件史料是1864年春(同治三年三月),初任陕西巡抚刘蓉奏稿中《附擒斩蓝逆情形疏》(以下简称《刘疏》)所说,在陕西安康叶家坪战死的义军中称蓝大顺的统领,经调查为蓝朝璧,因此,《罗文》认为,这个称蓝大顺的蓝朝璧,就是“起义军中与李永和齐名,各领一路的领袖”。并以当时同在陕西镇压义军的西安将军多隆阿、四品京堂李云麟的奏报为佐证,进一步肯定说:“起义军最高领袖并不是如同那一个反革命分子黄鼎所说的是蓝朝鼎,而蓝大顺的本名,也不是如同他所说的叫蓝朝柱”,而《罗文》所指蓝大顺(蓝朝璧)是“从太平天国已未九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秋天起义时起,直到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年,同治三年)二月,在陕西安康紫溪河处复败止”义军中与李永和齐名,高于兰朝鼎、蓝朝柱的领袖。《罗文》又认为:刘蓉、多隆阿、李云麟的奏报及清廷两下谕旨追查蓝大顺的下落“虽然没有明文否认(四年前)骆秉章的奏稿,但实际上,却是用事实否认了骆秉章的奏稿”。
《罗文》的结论是:《骆片》是轻信黄鼎的假情报。是“全部错误的”《刘疏》所说是“真实的”。我不同意《罗文》的这种看法。我认为:《罗文》对所依据史料的判断并不准确;在分析史料时,未恰当地结合史实;有的地方还凭想象下了结论。
关于骆秉章与刘蓉奏稿的真伪,我认为应结合当时史实来分析。骆秉章在清朝封疆大吏中,素有“老谋深算”之称,1861年他带湘军入川时已年近七十。入川前,在湖南任巡抚也快十年,曾支持在籍侍郎曾国藩练湘军,提拔左宗棠,看重胡林翼,又是湘军元老,有着长期和太平军作战的反革命经验,也有一套官场中政治手腕。1859年湖南宝庆会战,太平军石达开部失利;1860年,四川李、蓝义军转战六十余州县震惊清廷;1861年骆秉章部分湘军由湖南入川,说明清廷对他和湘军的依重与信赖。他入川时,李永和部义军已据青神、攻眉州,离成都不远;张国福部义军入永川、逼重庆。成都将军崇实要骆率湘军去成都,保省城;川东道又催请他由万县上驶重庆。骆秉章既不去成都,也不走重庆,而率湘军由万县登陆,走顺庆(南充)直趋绵州(绵阳),因为蓝朝鼎部义军十余万正围攻这座可上控陕南、下逼成都的重要城镇。据骆秉章当时所说,李、蓝义军“两股中,以李党为最多,而蓝党为最悍,又皆分布北路(按指绵阳一带),难保不窥伺汉中”;“伪元帅蓝朝鼎……既悍善战,所统逆众十余万,悉惟号令是从”。这可以看出,当时义军在川两大股,就是攻眉州的李永和与围绵州的蓝朝鼎。李永和在义军中曾被称为“顺天王”,蓝朝鼎是义军中唯一称“大帅”的人,未见还有自称“大顺”高于蓝朝鼎与李永和的蓝朝璧。
黄鼎,正是在蓝朝鼎部义军围绵州时叛逃骆秉章的。据《邛崃县志》记:“骆督初至川,求知贼情者而难其人。适崇庆黄鼎自贼营归,州官欲捕之,鼎闻而遁。会督令至,州官乃征请致之。既见骆督。为陈贼状,甚悉,故能一战(按指绵州会战)成功。”黄鼎是蓝部义军统帅部“文生”,管理文书也参与筹画军机的事,他怕死投敌,跪倒在骆秉章足下,“陈贼状”,作为“进见礼”,以求宽赦,黄鼎所陈主要应是义军军事情况,故帮助了骆秉章能“一战成功”。至于谎报义军中大顺、二顺是否朝鼎或朝柱,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何况骆秉章是亲自指挥湘军在绵州与蓝朝鼎部义军作战的人,黄鼎叛投他后,又一直随湘军对义军作战,后又随刘蓉入陕,前后四年时间,并未见骆秉章与刘蓉对黄鼎这次的报告有所怀疑。
十余年前,我们清理《巴县档案》时,就曾发现1861年绵州会战期间,四川防剿军务总局,曾向各州县刊发《陷贼见闻记》一书。在刊发行文中说:“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奉防剿军务总局宪札:照得本局现由贼营逃出之人,以《陷贼见闻记》呈阅前来。查其所叙贼中情形,尚属详细,剿办机宜亦多可采,应即查照办理,以期迅扫贼氛。除将所呈《陷贼见闻记》刊刻成本,分别移行照办……计发《陷贼见闻记》十五本……”很可惜,我们在档案中未发现原书,各州县方志中也未见有抄录和记载。但就上引刊发文中,可以判定此书为黄鼎所呈,是这个叛徒的“进见礼”,故详在“剿办机宜”。
从史实分析,我认为《骆片》对研究李、蓝起义还是很重要的,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否定。
刘蓉,是骆秉章入川所带幕僚。绵州会战时,他参与军机有功,经骆保奏以“知府选用”。一月后,骆实援川督,保选他任川布政使。他平步青云,是骆一手扶持起来的。此人最善于投机取巧、贪功谎报,如1862年李永和被湘军胡中和部围困犍为龙家场,刘在成都听说义军被困、弹尽粮绝,于是就要亲自“出征”,把李永和突围被俘之功全归于他自己,还写《军书行》说他“青条三尺缚降王,须叟尽扫狐狸穴”、“书生破贼亦偶尔……投戎惊呼赛诸葛”,无耻自夸。事后,骆为刘蓉报功,清廷“上谕”也只好说刘蓉是“运筹决胜”。1863年,石达开大渡河被围,水阻粮绝时,刘蓉得知后,又要“出征”。他驻军富林(汉源),未至前沿。石达开受骗被俘前致骆秉章的函,也是投入唐友耕营的。事后,刘蓉又大吹他自己的战功。1864年春,刘蓉实授陕西巡抚由川带兵入陕,时逢太平军陈得才部回援天京撤离汉中,刘蓉进驻汉中后,奏报他所带“官军收复汉中府城……毙贼四、五百名”。象这样的事例,在刘蓉经历中还有。
《罗文》中肯定《刘疏》是真实的。《刘疏》从当时军事情况与多隆阿、李云麟以及张集馨的奏稿来对照看,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的。但《罗文》中的问题是仅根据这件史料而错误地肯定了:在陕西安康叶家坪牺牲的、被称为蓝大顺的义军统领蓝朝璧,是从云南昭通起义开始,就与李永和齐名,各领一路的领袖。如据此看法,必然还有个结论是:在李永和、蓝朝鼎之上,还有个首领蓝大顺(蓝朝璧)。在1978年9月人民出版社所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一书中,就出现这样提法。
我认为:《刘疏》中称蓝大顺的蓝朝璧,不是李、蓝义军从云南、四川转战入陕五年期间的最高统帅;李、蓝义军的最高统帅在云南、四川时是李永和与蓝朝鼎。
理由是这样:1.查1859至1864年清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曾望颜、有凤、崇实、骆秉章的奏稿或年谱,未见有蓝朝璧之名。2.查现存四川档案馆所藏《巴县档案》中1859至1864年有关李、蓝起义档案一百三十六件,皆未见有蓝朝璧之名。3.查李、蓝义军在云南、四川转战,各地省、府、厅、州、县志和川中一些私家著述的未刊手稿和地方所存“族谱”中,皆未见有蓝朝璧之名。4.查1859至1864年期间《清实录》中有关李、蓝起义军记载,在《刘疏》以前,亦尚未见提蓝朝璧之名。为此,我仅能同意在李、蓝义军1859年至1864年间(甚至可延至1865年在阶州的失败时)是有“以蓝大顺为号召的旗帜”的人,但不是整个时期,更不是蓝朝璧。李、兰义军的领袖应是李永和与蓝朝鼎。
我说刘蓉爱谎报贪功,在《刘疏》中,他说战死叶家坪的蓝朝璧,先称“蓝逆”,后始称“首逆”。刘蓉对李、蓝义军中谁是首领,应比李云麟、多隆阿、张集馨都清楚得多。何况黄鼎是随刘蓉入陕,当时就在刘蓉军中,据《清实录》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记刘蓉奏说:“周至克后,蓝逆溃围……图窜金鸡两河,与曹逆余党合股。经黄鼎等设伏邀击,因夜雨未能穷追,蓝逆负伤逃遁。旋窜紫溪河地方,经在籍王事管告率团勇□获,首逆蓝朝璧……”再据《清代七百名人传·刘蓉传》中记:“(同治)三年正月,敌攻广元之梨坪,蓉遣知县黄鼎、戴炳奎等由旺苍坝扼剿”;“三月……官军寻复周至,蓝朝柱率余党窜金鸡两河,将与曹敌合。黄鼎连破曹敌于八斗坪、洵阳坝,又破蓝逆于朗板橙……四月,敌粮尽势蹙,蓝朝柱窜安康紫溪河,为团勇所殪。”这些记载,说明黄鼎随刘蓉入陕,一直在军作战,在史实上与刘蓉奏稿相符。所不同的是刘蓉所提蓝朝璧,七百名人传里所书为蓝朝柱。刘蓉真要查明在叶家坪战死、自称蓝大顺、从周至溃围的义军首领是谁,只要让黄鼎去一看就明白,为什么要绕圈子查来问去,最后在他巡抚大人的奏稿里出现了“蓝大顺”是他所击毙的“首逆蓝朝璧”。看来,这与他一贯夺人之功为己功的作风相关。当时,军前是李云麟的部队,李云麟的奏报比刘蓉的就更清楚,提到义军中还有称“三顺”、“四顺”的人,但未见有能说明在叶家坪战死、称蓝大顺的究竟是何人。
以上,是我读《罗文》后,在这一方面看法不同之处。我的看法,可能并不全面,甚或还有错误,提出来向罗老和史学界同志们请教。至于蓝大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我想在另文中再来论述。
(文章来源:《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