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不仅成果丰硕，而且还培育了众多后学，堪称一代宗师。罗先生自1932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至今年正好是60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太平天国史》一书，是对他从事太平天国研究六十周年的最好祝贺。

罗著《太平天国史》，历经近四十载，增删达四五遍，终成150万言的巨著。此书体大思精，包罗宏富，识见高深，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历程上的一座丰碑，必将为后世所珍重传留。全书用罗先生自己创立的“综合体”撰写，分为“序论”、“纪年”、“表”、“志”、“传”等五个部分，既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 

自本世纪初汉公著《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为之作序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蔚然而兴，许多专家学者为此作出了贡献。罗先生这部《太平天国史》是集大成者。 

一、突破旧史藩篱，创建新史体例 

太平天国的始末虽不过廿余年，但它“开创新朝”，典制俱备，设官置守，雄峙江南数省，军旅逾百万，纳税呈贡之民以亿计，是一个与清政府南北并立的政权。欲科学、完整地反映这个政权兴亡历史过程，采用什么样的体裁和体例最合适呢？这是罗先生长期考虑、不断探索的。他终于通过艰苦的努力，突破了旧史书的体例，创立出别开生面的新体裁。用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综合体史书”。换言之，它综合了中国历代史书各体之优长，摒弃与弥补了它们的缺陷和弱点，推陈出新，另建新猷。 

中国史书体裁丰富多姿，凡正史与别史门类十数种，其中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与政书四种体裁居主导地位。自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例，二千年来历代王朝修正史便采用这种体裁，纪传体在史书中独占鳌头，并非在于某些统治者的偏爱，而是它本身的素质。纪传体的优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它的纪、传、表、志的体系，分类鲜明，涵盖广袤，使大小史事各有所归，不会流离失所。第二是，它将史事分门别类，安排得妥贴周密。刘知几称赞说：“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刘知几：《史通》第2卷，“内篇”二体第二。），指的便是这点第三是，检索寻求方便，大大超过别的史书。如欲寻某人事绩，则求诸于列传；欲考核政、经、财、军，则有专志可寻。这就是它“事有适从，而寻求便易”（章学诚：《章氏遗书》第2卷，“史篇别录例议”。）的实用性优点。但是，纪传体又有其重大的弱点，即它是以人系事，而不是以事系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综合叙述，因而“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与此相联系的便是记事支离，重复互见。例如贞观中，兴军辽东征高丽，既见于太宗本纪，江夏王道宗传，李勋传，又叙于契必何力、薛仁贵等众多诸将传，使读者难窥全豹。 

罗先生涵泳前史，在解放初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采用的便是纪传体。他敏锐地觉察到它的问题所在，积极思有所更张。他反复思忖：毛病不就是出在叙事分散上面么，“分”的反面便是合，要纠正纪传体的弊病，就必须用综合概括的体裁。于是他便着手将他长期研究而贯通于胸臆的太平天国史事和见解，写成一篇称为“叙论”的篇章，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作综合的描叙。罗先生命名“叙论”两字，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叙”的含义一是记述和谈论，即《国语》所谓“纪言以叙之”。一是评议次第，《周礼》称“行其秩叙”，即“诠叙”之意。罗先生这个篇章，既有史事记述，又有评议论说。故起名为“叙论”。这是突破旧藩篱走出的可喜的第一步。但罗先生素性谦伸，他“怕会犯画蛇添足的错误”，便藏之箧笥，直到1957年中华书局要再版《太平天国史稿》时，才鼓起勇气以“叙论”的名义加在该书的前面。这是罗先生对纪传体第一次突破，也是一个创造。当时史学权威范文澜读了刊出的“叙论”后，高度评价道：“可以不朽矣！”这就是《太平天国史》“第一部分”的初稿。当然，那时还只是个雏形，远不如今天的丰满完善。 

1958年夏，罗先生正式开始了《太平天国史》的撰著。历代正史是以君为史纲，以王侯将相为历史的主人。罗先生的新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他感到从体裁到内涵都必须进一步对纪传体作大的改变。他反复以思，想趟出一条新路。这时他的老友梁方仲途经南京，深夜造访，他便谈到这个问题。梁先生对话中说：“问题从洪秀全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就要从洪秀全去下手解决问题。”的确，罗先生《史稿》是有“本纪”的，怎么改呢？他送走梁教授后，漫步庭前，星光暗淡，花影迷离，不能给他任何启发。忽然，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的观点在他脑海中闪亮，他果断地决定：“将洪秀全、洪天贵的事绩移入列传，把本纪取消。”（罗尔纲：《困学丛书》下，第904页，“记序文存”。）这不是诗人的灵感，而是凿井九仞而爆发的喷泉。思路大开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取消了本纪，原本纪编年系事的作用如何表现呢？他采取编年史的经验，另立新篇，专记国家大事，称为“纪年”。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书中的第二部分。这是罗先生对纪传体的第二次改变。对此，他不无欣慰地说：“这次改变，可说是对纪传体的性质作了根本性的改变。”（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自序”。）其后，在撰著《纪年》的实践中，他发现编年史始自《春秋》的写法，按日记事，不相联属，毫无组织，是一种初级形态的简编，故王荆公批评《春秋》是一堆“断烂朝报”，既难记忆，也分不清主次。这时，罗先生得心应手地改用纲目体，将年月岁时发生的史事，综合为几大项，以大字提要做纲，小字叙事为目，纲举目张，对史事进行有组织的叙述，使大事易明，小者有归。这是罗先生对纪传体的第三次突破和改变。 

　　有了这三次重大的、性质上的改变，罗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的体裁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史坛：它用“序论”概括全书，作为第一编，使读者对太平天国史的全貌有个简明扼要的认识和理解；用“纪年”经纬国家大事，纲目分明，轻重有别；用“表”以容纳和驾驭复杂纷繁史事，化芜乱为简洁，使百端各归其位，读者无论巨细，皆可检表而明瞭；用“志”以记典章制度，叙述各种专史。历代的“食货志”、“河渠、沟恤志”、“礼乐志”、“天文志”、“律历志”等等，有着极宝贵的价值，在罗著《太平天国史》中，志的部分共20种，卷帙浩大，功力尤深；用“传”记人物。历史是人们以其活动谱写成的，传记是史书重要组成部分。罗著《太平天国史》继承了前史立传的优良传统，而且上起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下至乡官钟志诚、胡万智，各地各族起义人物如刘丽川、杜文秀，洋兄弟如罗孝全、呤唎等，许多小人物，只要事有可传，皆予载入，体现了太平天国史的人民性和新史观。 

　　这里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史》是以“序论”、“纪年”、“表”、“志”和“传”五部分组成，各部分有自己不同于其他部分的体裁，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博采前代史籍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各体之长，去其封建糟粕，而形成的一种“综合体”。我们对罗先生这种善于继承前人，且锐意突破和创新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他开创了一种新体裁和史书体例，是值得祝贺和欢迎的。 

二、铜铸的殿堂玄武岩奠基 

罗著《太平天国史》的手稿、清样和精装本，我有幸拜读过几次，每次都留给我丰富、扎实、坚固不拔的印象。他这部书，采撷宏富、考证精详。于重大史事，博采诸家，排比论列。细微处他独具慧眼，能看出破绽而辨伪。晦暗处，他钩沉索隐，因得新证而复显。有人以“字字珠玑”来形容一篇好文章，对于史学著作来说，倒不在于文字华丽，而是要求严谨准确，切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读罗先生此书，深感他语必有据，字字不虚。我这里以“铜铸的殿堂玄武岩奠基”来比方这部著作的坚实，是有所感受的。我曾凭吊过滇池东边的“金殿”，也曾踏查过牡丹江畔的渤海王城。前者是纯铜铸的殿堂，后者是以坚固的玄武岩作础石。多少人物和锦绣都湮灭了，而这铜殿和础石依然在！阿房宫毁于项羽，天王府焚于湘军。然而，《史记》却历劫千载而犹存。我想《太平天国史》以其坚实，也将会传世不朽。 

清同、光年间李滨撰《中兴别记》，采录官私材料200余种，国学大师俞樾为之作序，称其“采辑繁富，叙次详明”，“真近代一大著作，必传无疑。”200余种史料固然不少，但要与罗先生拥有史料之富厚相比，实乃小家碧玉，不足以登堂奥。罗著中引证更料上千种，他对文物考古材料、方志与谱牒资料之熟悉，简又文也自叹不及。可以慎重地说，罗先生是国际国内拥有太平天国史料最多的学者。他这部书是在浩博的史料基础上写成的。从1950年至1959年，他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亲自深入南京图书馆的大库里去，从70多万册的旧籍中发掘出1200万字的太平天国史料，使许多蛛网尘封的珍本秘籍，得以重见光明，并成为罗著此书的础石与柱椽。他对文物史迹的搜求与考察，同样兴致勃勃，孜孜以求。南京堂子街某王府的“望楼”壁画，金华侍王府的石雕和彩绘，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特点等，经他考查和研究，均融铸在此书的“艺术”卷中。他不是画家，他请教于山水画名家傅抱石，并采其论说，载入艺术卷中；他不是书法家，他虚心请教于丁云青先生，并将“永”字八法运用于李秀成笔迹的鉴定，然后胸有成竹地写成此书“李秀成”传。罗先生对咸、同年间各族起义十分重视，专为列传，并常与我谈及。一次他问起壮族吴凌云的故里在何处？另一次他问起李文彩率部入贵州后活动的史料。为了弄清杜文秀长女杜风扬的年龄，他特地来电话让我向中央民族学院借《民族文化》某期，因为该期载有重要史料，这些都使他的民族人物传丰赡而信实可靠，远胜于旁的书。萧朝贵在太平天国前期五王中史料最少，各书皆寥寥不多语，但罗先生将新发现的《天兄圣旨》精心研读，把其中有关史料纳入他新撰的萧朝贵传中，洋洋1万6千言。洪大全其人其事是太平天国史中一大公案，罗先生考证数万言，终不给立传。他立《焦亮》传，着笔精炼，力避繁芜，可见他在《太平天国史》书中十分节约篇幅，惜墨如金。 

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事必考信，时必考确，故称为良史而为后世师法。历史书不少是伪书，或是真伪参半的书，写成信史难，因而信史可贵。罗先生的《太平天国史》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信史。他对史料严格审查，对史事记载进行内证外证，排比对勘，直到水落石出，然后写入书中。在考证史料和史事上，罗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长，有独到的功夫。例如洪大全称天德王，与洪秀全并称万岁之事，赛尚阿奏与《方略》皆有之，而且俞大纲还找出了《洪大全供状》，后来傅乐焕又发现丁守存的《从军日记》中详记其事。谁敢怀疑呢？当代著名的三位史家郭廷以、简又文与荣孟源先生还从《天堂路通碑》上有“愍王洪大全”之名，相信确有其事。但罗先生不信，他先后写了四篇考证，揭穿了上面这些史料或是当事人捏造的伪证，或是出自《江南春梦庵笔记》这部伪书。最后雾散云开洪大全不过是湘南天地会某山堂首领焦亮而已。因此，在罗著中立《焦亮》传而无洪大全之名。这是信史，但得来何等的不易！洪宣娇是太平天国历史剧中脍炙人口的风流女性，许多书都称她是天王妹、“西王娘”。但罗著中却无她的传，因为他在《重考洪宣娇从何而来》文中已考明天王并无亲妹嫁给萧朝贵，此西王娘乃杨宣娇，是洪秀全到紫荆山后认为义妹，故又姓洪。假如罗先生不去详考而立传，将来后人发现出问题来，岂不是瑕疵。又如杜文秀是否叛降的问题，曾经纷纷扬扬争论一时，罗先生在定稿杜传之前，认真审核中外史料，写出考证发表，又吸收田汝康教授的研究成果，这才修订成本书中的《杜文秀传》。罗先生辨伪考信，不仅在人物上，更大量是在史事上。如太平军的军纪问题，清王朝诬蔑其“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至今也还有学者认为：是太平军破坏了长江流域和苏、浙富庶地区的生产力。罗先生对此进行了慎重的考证，他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珍贵史料，特别是太平军后期在苏、浙、皖地区的活动，由当地人写的日记、笔记、乡镇志乘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太平军的纪律严明。他在《太平天国史》第29卷《兵志》“军律”一节中，秉笔写道：“太平天国军队不但有完善的组织，而且有严明的纪律”。又如第23卷是《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卷曾数易其稿，多次增删。他早年曾发表过《太平天国的理想国》专册，解放初又写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后在《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的序言和“田凭”的释文中多所论列，直到80年代又吸收拙著《太平天国经济制度》某些可采处，然后才修订成这卷既扎实而又有独立新见解的田亩土地志。罗先生在人物传第16《李秀成》这篇中，更是付出了别人所不能付出的代价和艰辛，他为此挨过大批判而不悔，他前后49年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年注到白了头”。他是以20余万字的注文和长篇《李秀成伪降考》为基柱写成此传的。这是他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太平天国史》现已在学者翘首渴望中出版了。读者如果打开来看，一定会惊叹书中引证的庞博，考证的精赅。他在正传的后面，紧接着是“本传考证”若干条，取《资治通鉴》的“考异”，但读起来更隽永喜人。大的且不提，具体时和事的考证就很见功力。例如：洪秀全传考证五条，包括生辰年月，逝世的确切日期和病因；冯云山传考辨冯云山是否在蓑衣渡被江忠源炮击而亡；杨秀清传、韦昌辉传各考出其出生之年，这是以往诸书中所不能指实的；萧朝贵的身世和籍贯，胡以晃、罗大纲是病死抑战死？死在何年何处？作为传记来说，不可忽略，罗先生都刻意考求，得到落实；又如，林凤祥九军的人数是多少？吉文元战死于何处？书中都得出了正确答案。其他如“天京事变”中是何人告密？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守城的兵力是多少？问题很具体，但很重要，以往得不到答案，罗先生皆一一考明而得到解决。这许多具体考证和史料，编织在各篇的章节里，宛如翠珰明珠，闪现出耀眼的光辉。 

三、卓越独到的学术创见 

罗先生不仅是一个勤奋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有独立见解、富于开拓与创造的大家。他早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纲》，就独具慧眼，指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费正清先生在近著《剑桥晚清史》中评价道：“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括性著作。”然而这还是罗先生50年前的旧作，若与《太平天国史》相比，那不过是只雏鹰。真正的“最好的一部”现在出版了。我这里仅就管见所及，先写数点，以期抛砖引玉。 

（一）真知灼见举例 

在《太平天国史》这部融铸了罗先生大半生心血的巨著中，精彩纷呈。我只能略为举例，难免挂漏之嫌。 

洪秀全是个悲剧性的农民革命领袖，罗先生给他写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充分肯定他的历史业绩，也认真剖析他失败缘由与个人责任。太平天国的失败，除了客观原因，洪秀全主观上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罗先生在传中以三节的篇幅作重点分析，其中如政治上破坏军师负责制，任用私人，逼走石达开，滥封列王到“散漫不可制”；军事上庸拙而好自用，目光短浅地只顾保天京，而毫无长远制敌的战略眼光，最后固执地不采“让城别走”决策，真是“自惹而亡”。传中对洪秀全的性情特点与宫廷生活，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他摆的是帝王的架子，实际过的却是农家勤俭的生活。”这方面他可以比拟汉文帝而毫不逊色。有人认为他后宫有“八十八个王娘”，又兴修天朝宫殿，岂非荒淫无道。然而天朝礼制规定的后妃等88名，在历代后宫中是最少的。洪秀全在宫中“过着清规戒条的生活，说他‘荒淫’完全是诬蔑”（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2卷，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第1661页。）罗先生这个见解，是从研究洪秀全自幼以至成年性格品质的形成，证以五百首《天父诗》而升华出来的。 

关于韦昌辉的功与罪，罗先生写道：韦氏在天京事变中血腥大屠杀，“这样大规模地消灭太平天国革命骨干，是清朝统治者在战场上无法做得到的，而今竟由韦昌辉的一双血手来达到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6卷，《韦昌辉》，第1809页。）这真是一针见血的针砭。无论向荣、和春与曾国藩等清军，何曾对太平天国打过如此的大胜仗，何至于一役杀害两万多人，而且许多是太平天国的精华！古人以“为亲者痛，为仇者快”来表述，罗先生以朴实沉痛的笔法，把韦昌辉的罪行本质刻画出来了。 

又如在《妇女传》中，抓着个人特色，写得栩栩如生：苏三娘是“灵山女儿好身手，路人争看苏三娘”的妖娆女将；上海小刀会的周秀英是使千军辟易，“与古希腊亚马孙女将一样地勇猛和果敢”。还有一位‘广东大妹”，她深入敌中行谍，机警灵变。她成功地给被困连镇的北伐军送情报，令人想见她穿州过府经敌卡哨，视清军如玩偶的胆识与机灵！ 

在20卷的各种专门“志”中，几乎都冠有“总说”在卷首，这些“总说”提要钩玄，概括性地写出了罗先生的精辟见解。例如：“上帝教”篇的总说中，有专目“论上帝教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指出基督教的天国在于来世，上帝教的天国则在人间。它从“天国迩来”的《圣经》句字中引申为：“天上有天国，人间也有天国”，鼓舞人们去创建人间“小天堂”；基督教提倡忍受，上帝教主张“斩邪留正”，杀尽妖魔。革命反抗与忍辱屈从，两者间有本质的区别。在“兵”志篇中第九节的“总说”中指出：太平军的攻战与防守多有创造，清方都惊叹“诚善用兵者！”“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五，《乌都护致揆帅禀》。）太平军的指挥部门，它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争取战争的主动性，与掌握战争的灵活性。”篇中引述许多实战事例，都证明了这点。 

罗先生在掌握大量而充分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严谨的考证，得出自已独立的学术创见。他的许多见解，超迈前人，反映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本文就罗先生关于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与《李秀成伪降考》等作些评介。 

（二）“军师负责制是太平天国的光辉创造” 

真理往往是平凡的，平凡的真理往往不易为人们发现，世人皆知太平天国有军师，但只有罗尔纲先生论证了太平天国的政体是军师负责制。简又文先生在他的名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的“天号考”篇中，曾提到“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实开亘古以来未有之怪异政体”。至于这个政体是什么，他却未得解决。1973年，罗先生写成《太平天国政体考》。这年冬，经进一步研究，写成《太平天国政体再考》，刊于《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其后又两度增删改写，定名为“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他研究出来，太平天国的政体是以“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执掌实权，既包含有农民民主的内容，又沿袭了封建主义的旧体制”（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6卷，《志第五·政体》，第911页。）在此书的“政体”志中，罗先生用比较研究法，将太平天国的政体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政体对比：从君位崇隆，尊严至上看，两者是一样的，这是“太平天国政体中封建主义的组成部分”。“但是，天王却没有执掌实权”。这是两者不一样的。书中指出：1、太平天国的正式文告、檄文都用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的名义颁布，他们在文告中自称“本军师”，代表国家昭告天下，没有用天王的名义颁布文告。2、中国历代由皇帝降诏处理国家政务，称为“上谕”。太平天国并无“上谕”，而是由军师发出“诰谕”，颁行天下。天王虽偶发出“诏旨”，皆超脱于政务。3、太平天国的朝内官，供职于“天朝宫殿”即天王府的官员共1600余人，都是天王侍从仪卫的官，没有一员是管理行政的。反之，军师府则设有六部尚书，分掌国家一切行政事务。如东王府，每天收到的“禀奏”与发出的“诰谕”，川流不息，这便证明军师是执掌国家政务与军事大权的。4、太平天国虽设有六官丞相，但“丞相”只是一种官阶，并不掌管国家政事（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892—893页；参见《困学集》第5辑第412页。） 

使人很感兴趣并得到启迪的是书中对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历史渊源的探讨。罗先生远溯秦汉，近追元明，看出中国在政体上长期有专制与反专制的斗争，这就是君权与相权之争。在农民阶级是要求平等与平均，反对暴君专制。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三国演义》与《水浒》，以刘备、晁盖称“主”，以诸葛亮、吴用为军师。清代天地会兴起，相传拜朱洪英为主，拜陈近南为军师。主为盟首，军师掌令。这是农民对政治体制的预期和构想。太平天国从水浒与三国中吸取营养，把这种预期和构想变成为政治现实。它们之间的源流递嬗，经罗先生悉心研究，便昭然如绘了。 

关于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的性质，罗先生立专节进行考查。他从大量史事中归纳出来：“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确实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可以说它是初步实现了我国农民阶级所世世代代追求的农民民主的理想的。”“它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它不同于我国自秦迄清所行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而是具有它的独特的性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6卷，第909、911页。）有的专家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它把小说家言变为了现实，别人感到有些生疏。然而，小说家如罗贯中，他却是一个“有志图王”，对未来的中国怀着预期和向往。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寓寄于小说之中，却未曾料到五百年后竟有洪杨金田起义，按照他所描绘的模式学起步来。这一步，是从构想到实践，是可贵的前进，哪怕它在封建与民主两边偏偏倒倒，走得不尽如人意。 

惨痛的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军师制被破坏了。洪秀全说“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太平天国的败亡，政体破坏是个重要的原因。 

（三）不断深化和完善《天朝田亩制度》的论点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建都天京。这年十一月，即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从反满的民族革命大步跃进入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 

上引这段话，是《太平天国史》中“志第二·天朝田亩制度”的卷首语。这一篇共101页，计6万言，是全书中分量最重的篇章，也是运用材料丰赡、论证精彩的名篇。我们知道，《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内容包括广泛，其中心则是颁布了分田法，阐明了对土地的方针政策。在“《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这一部分中，罗先生证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在甲寅四年（1854年）“秋收前，六月间上奏的。”天王迅即批准，八月，即在安徽各郡县施行。这项政策“准许地主照旧向佃农收租，缴纳国家田赋，在未实行《天朝田亩制度》进行土地改革之前，还承认地主合法的存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3卷，第784、793页。）这些话对“照旧交粮纳税”政策颁行时间说得很准确，对它实施的状况也说得很清楚。他又详细探讨了实行这政策的原因，然后指出：“近年来讨论《天朝田亩制度》，有说杨秀清把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改为保护地主的‘照旧交粮纳税’，掀起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说李秀成改变《天朝田亩制度》，准许地主收租，干叛徒的勾当。又有说太平天国革命本是农民政权的，后来改行‘照旧交粮纳税’，向封建政权转化等等。这都是因为不知道太平天国何时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措施，不知道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措施。今天加以考明，这就有利于对这些问题的瞭解。”换言之，准许地主的存在和收租，是为着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充裕，政治形势的稳定等总体战略利益。这政策是天王与诸王一致通过的，不是某个人倒向地主方面，当了阶级的叛徒。紧接着下面又另起一目：“太平天国在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上的立场”，以鲜明的对比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太平天国各级领导在粮赋税收上偏袒农民方面，重征地主富绅，它的政策方针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的。 

当然，太平天国辖区的土地关系是复杂的，太平天国的土地和田赋政策也不是简单和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变化与发展。但总的来看是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居多，这从“着佃交粮”制的实施和向农民颁发“田凭”便可以得到证明。对这个问题，罗先生特地另立了一个目，题为：“太平天国从‘照旧交粮纳税’经过‘着佃交粮’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文章中奉献出他宝贵的独有史料，作出了精辟的论断。对“着佃交粮”制，他的论断是：“当时苏、浙地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还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地主收租的事实。所以，‘着佃交粮’与地主收租是并行的。但是，不但佃农不肯交租的地区和地主不敢收租的地区，以及逃亡地主的田地，都是实行‘着佃交粮’，就是反革命分子控制的地区，佃农只要有可能反抗，就不肯交租，……因此，从整个情况（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太平天国统治苏、浙全部期间和全部地区）总的来看，‘着佃交粮’是普遍的，而地主收租是局部的。”我曾先后拜读过罗先生这方面的多种论文和著作，深知罗先生这个崭新论断是得来不易的。他曾为太平天国地区复杂的土地问题苦恼过，甚至在医院的病榻上辗转以思，中夜无眠（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序言；又载《困学丛书》下，第841—842页。）。他也曾与我促膝长谈，对他上面这些论点的获得，感到惬意。 

关于向农民颁发田凭，罗先生写道：“它（太平天国）根据具体的情况，顺应农民的愿望，先行‘着佃交粮’政策，一反我国千余年田赋制度的常规，变地主交粮为佃农交粮。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颁发田凭，宣布凡佃农‘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把土地所有权从地主转移判佃农手中，使行‘着佃交粮’广大地区的佃农得到了自己所耕的田，太平天国没有颁布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在它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结果，事实上竞成为耕者有其田了、”罗先生对他这个研究成果是十分珍爱的，他在稍后的《谈治学》文章中又写道：“随着形势的发展，太平天国在土地政策上，向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于壬戌十二年（1862年）春，向农民颁发太平天国的新土地证——田凭，以保护农民对耕种的土地所有权，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罗尔纲：《困学丛书》上，第106—107页。） 

（四）孤怀宏识，为李秀成辨诬 

李秀成是个名驰中外、妇孺皆知的太平天国人物。梁启超誉之为大政治家，百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前夕被大张旗鼓批判为“叛徒”。如何评价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史》和罗尔纲先生的学术水准的一个重大试金石。这里，罗先生本着纯洁的学术道德和坚持真理的精神，重新发表了《李秀成伪降考》，又将自己研究结论和材料写入本书卷75的《李秀成》传中。他毫不犹豫地写道：“李秀成实系伪降，并非叛徒”（罗尔纲：《困学丛书》上，《治学篇》，第121页。）“他通过《自述》，并在写《自述》后八天的夜里，那一次和曾国藩会谈的时候，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秀成把曾国藩看作《三国演义》里的钟会，要用姜维的假投降计去引诱曾国藩，以图恢复太平天国。”（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57卷，第1046一1047页。）。他又在后边的“本传考证”中引述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提供的重要口碑材料，证明李秀成确系伪降。 

罗先生为主张李秀成伪降说，挨过大批判，吃过大苦头，但他不悔。他写道：“我遭到了大批判，我只检讨中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毒，而没有说我对李秀成的伪降的考证错了”（罗尔纲：《困学丛书》上，《治学篇》，第121页。）罗先生是个治学严谨，态度极为谦虚的人，为什么如此坚定不移呢？这是他对李秀成研究透彻了。在这问题上，他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深度，远非常人所能企及。论证问题，要求掌握全面而充足的材料，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那些写李秀成“叛徒”文章的人，没有掌握充足的材料，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难怪他们不能望见罗先生的项背了。李秀成是忠臣还是叛徒？他的品德素质是什么样？罗先生研究了几十年，在写《伪降考》与《李秀成》传的长时间中，曾经反复仔细地思考过。他考证了20多条重要史料，最后确定李秀成是“铁胆忠心”的品格。特别是从李秀成拒绝李世贤的出走建议，毅然回京保天王力守危城的事；从天京城破，他保护幼主，“临难让马，舍命救主”的事；从他明知幼主已脱险，却回答曾国藩说，“十六岁幼童，定然死矣”，以麻痹敌人，免被追捕的事；从他对湖州和江南太平军以后的战略计划，绝不泄密等等来判断，这不是叛徒和卖主求荣的人所能做到的，这里反映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忠贞。因此，罗先生提出了伪降说。他又从李秀成个人性格的特点和素养方面进行分析。他深刻地指出：李秀成是“外柔内刚”的性格和富于智取的深谋远略。赤金是最纯的，但它可化作绕指之柔；管仲为古今之良相，但不死于公子纠；李自成称降于车厢峡，故能颠覆明廷做“大顺”皇帝。曹雪芹不值“武死战，文死谏”，司马迁主张“勇者不必死节”。愚忠愚孝并不难，深谋复国才是真不易。罗先生研究李秀成数十年，他告诉我们李秀成是“外柔内刚”，“外圆内方”的性格。从李秀成在1862年冬消灭苏南枪船匪群，逮捕法办苏州恶霸大地主徐少蘧这两桩大举动来看，他便是外面示柔，不动声色，里面却蕴藏着迅雷猛虎般的刚强手腕（以上这段话，可参看《李秀成伪降考》，见《困学集》第190—191页；也写入《太平天国史》第57卷《李秀成》传中。）李秀成这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罗先生又进一步从他青少年时所处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也曾拜读过不少关于李秀成的论著，但还没有一篇像罗著这样从个人性格与性格形成的环境和所受教育去进行剖析。独立研究与创见之可贵，于此可见！罗先生指出：李秀成是个富于谋略的帅才，“是一个出类拔萃、足智多谋、专用智取的杰出军事家。”（罗尔纲：《李秀成伪降考》、论李秀成的话，见罗著《困学丛书》第245页。）曾国藩说他“狡诈百端”，李鸿章与李秀成搏战多年，他论李秀成则谓：“深佩其狡滑”，“诡谲多谋”、“最多狡谋”（罗尔纲：《李秀成伪降考》、论李秀成的话，见罗著《困学丛书》第245页。）他们吃过李秀成的亏，这些话是据切身的体会而言的。李秀成深知“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他外柔内刚的性格，使他在国破被囚时，“只有用软计暗中跟敌人搏斗，他的伪降，正是他的软计”。李秀成半生戎马，血战多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罗先生认为他的“收齐章程”是出于计谋，不是出于怕死，这是符合李秀成的军事素养的。可惜，许多论者并不了解李秀成，只好简单地认定李秀成是对敌投降了。章学诚曾告诫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章学诚：《文史通议》，《内篇2·文德》。）罗先生之论《李秀成自述》与写本书《李秀成》传，不同于别人之处，就在于他实事求是地联系李秀成当时具体处境、条件而后立论。所谓“知人论世”，正是罗尔纲先生的高明独到之处。 

四、成功的奥秘及其他 

罗尔纲先生的著作等身，达30余种，700万言，《太平天国史》是他的精心代表作。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海内外共同钦仰。我们曾在庆祝他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时，出版了《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称颂他“道德文章第一流”。许多青年学者很想知道罗先生的治学之道，我读完《太平天国史》也体会到，罗先生的成功秘诀至少有以下几点： 

1．坚毅不拔的耐心，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太平天国史》开始于1944年，经之营之长达四十多年，终成此大著。胡适曾称道罗先生治学“不苟且”，罗先生在总结他治学经验时也说道：“我研究太平天国史，首先是作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耐心、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 

2．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罗先生从1932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虽然中间穿插着别的任务，但他始终坚持不舍，而且坚持亲自找材料、写文章，终成大业。罗先生的《洪大泉考》写了四遍，《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花了四年，小至于《铁公鸡考》，也是一再补充改写。他始终在辛勤地耕耘采撷，所以他不断获得新材料，取得新成果。他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开拓的精神，使他不断登上高峰，有如朝山者登峨嵋，终于达到“金顶”之上。 

3．虚怀若谷，采纳百家。在《太平天国史》的各篇章中，特别是注释里，罗先生提到许多人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很谦虚地说，某个观点或结论采自某人。细心的读者不妨统计，此书引证到的当代人名，至少在50名以上，其中好些是中青年。这使我想起：蜜蜂采百花而酿成蜜，大海纳百川而成其深。有个朋友说：罗先生虽因年迈而足不出户，但他的信息很广而且很新。的确，从此书的引注中，有的甚至是最近新撰的未刊论文。所以我们说罗先生这部大著，反映了80年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水平，也是被徵引的学者们的光荣和骄傲。 

4．松龄鹤寿传信史。史家不同于诗人或音乐家，他的成功需要长期去钻研史料。我们很惋惜苏曼殊和龚自珍年寿不永，他们皆不过五十之年便凋逝了。罗先生的健康和高寿是我们史坛的庆幸。《太平天国史》是他晚期的成功之作。书中绝大部分是他年届花甲之后撰写的。许多重要的传记和专志，是他八十高龄后定稿的。如前面所述，《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等章节，传记中如杨秀清、萧朝贵、杜文秀、李文彩等传，皆定稿于80年代，采用了最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 

《太平天国史》所贡献于中国史学界是巨大的，然而学海无涯，难以穷尽。《汉书》称良史，赵翼谓：“是书亦尚有未尽善者”。顾炎武撰《日知录》，博雅宏通。他请教几位友人，被纠正者百数十处，故古人有著书难之叹。罗先生为人虚心量广，我这里也提出些不同意见： 

罗先生在书中多处谈到太平天国定都和北伐的问题。书中肯定洪秀全欲立都于河南是正确的主张，因而否定定都南京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在定都南京十年的历史实践中本已作出了大部分解答。“河南水小无粮，敌困不能救解”。绝不可能像虎踞龙蟠的天京城那样长期固守。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建天京于金陵论》，是集思广益的论证，洪秀全此后不再提立都河南之事。看来他们的意见是趋于一致了。从来立都皆有两个重大的考虑：经济与防御。古代长安位居三秦，洛阳为中州富庶之区，前者有函崤之固，后者却无险可守。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在南方，南京是可选立都之地。近年好多篇论文讨论太平天国建都问题，汇为专集。罗先生似采择未及耶？” 

关于北伐问题，罗先生的态度是很慎重的。然而却把孤军北伐败亡的责任全归之杨秀清，说杨秀清“在建都和北伐问题上，犯下了两大错误。”杨秀清任军师之重，对北伐决策和失败责无旁贷。然而，天王洪秀全就没有责任么？以洪秀全要立都河南，对清廷要“灭此朝食”的劲头，他在军事上是热衷于北伐的。论者认为北伐决策，与其说是杨秀清的主张，毋宁说是杨秀清向天王军事路线妥协的产物。 

关于天京事变问题，罗先生归罪于杨秀清和韦昌辉者最多。说“杨秀清以臣迫君称万岁，就是大逆不道篡位：”（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卷，“序论”，第58页。）我们曾经指出过：杨秀清称万岁后，并未废天王，更未弑天王，说他有“篡弑的罪名”，看来是措词过重了。罗先生是承认杨秀清称“主”，但严守洪秀全君位不可动摇的正统观。对这点，钟文典教授在《太平天国人物》中曾提出：以杨秀清之经国才能，中国古有禅让，天王何必一定要传幼主而不荐东王以自代？！这是从另一个观点提问题，尚祈罗先生思之。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成败的转捩点。作为最高元首的天王，洪秀全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又不能制止事态的扩大，他岂止是应负领导责任耶？！汪士铎指斥他“自毁长城”，并不过分。洪与杨、韦诸人有近十年之交谊，作为最高领导，纵不能化解诸人矛盾，也应能驾驭诸王。洪秀全两皆不能做到，其去刘邦与朱洪武岂不远矣哉！ 

罗先生早年肄业于中国文学系，后又攻读中国古代史，他的文笔雅练畅达，读之耐人回味无穷。然而，他撰写《太平天国史》时，正值十年浩劫之际，因之在此著作中蒙上了时代的影子。书中有些并不贴切的理论词句，也有一些以示立场鲜明的话语，读起来与罗先生一贯文风不协调。在定稿时罗先生来不及一一芟除，责任编辑也轻轻漏过了。其实这也无妨，让后人读了知道点当时的痕迹，也知道点著书之难。 

一九九二年四月上旬于北京西郊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