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的泰斗和奠基人。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共撰写了专著40余部约700万字，发表论文400多篇，编辑文献资料约3000余万字，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立下了一座巍巍的丰碑。近年来，海内外学者介绍罗先生治学、为人的文章不少，但涉及先生辨伪学研究的不多。本文试从罗先生对太平天国史辨伪的角度，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辨伪的内容与成就

从辛亥革命到本世纪的30年代，太平天国史料陆续发表。一些研究人员盲目相信这些未经辨伪的史料，并以此作为研究的依据，使得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出现了失误，并得出不少错误的结论。1934年秋天，罗尔纲发表《论太平天国诗文钞》，第一次提出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问题。此后，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辨伪主要分为对史料的辨伪和史事的辨伪这两个方面。

1、史料辨伪，包括文字史料辨伪和实物史料辨伪这两个部分，其主要成就为：

通过《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揭露了署名“武昌沈懋良撰”的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

在《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一文中，对《盾鼻随闻录》这部伪书作了辨伪。

在《〈太平天国战纪〉考伪》一文中，罗尔纲找出了《太平天国战纪》是一部伪书的依据。

在《一篇伪造的〈太平天国起义檄文〉》一文中，罗尔纲指出陈列在太平天国纪念堂的一篇所谓的《太平天国起义檄文》，是一份伪造的文件。

在《一篇天地会伪托的〈太平天国敕谕〉》一文中，罗尔纲指出故宫文献馆原存的一篇《太平天国敕谕》，是天地会中人假托太平天国的声势以号召群众反清而伪造出来的文告。

在《〈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一文中，罗尔纲对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的，由罗邕、沈祖基所辑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中的部分假诗进行考订辨伪。

《李秀成自述》的真伪曾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罗尔纲运用“书家八法”理论对《李秀成自述》进行了辨伪。

在《石达开假诗考》一文中，罗尔纲对世传的石达开假诗进行了辨伪。

1923年6月，有一个名叫柴连馥的人送给简又文先生一枚古钱，说是金田起义纪念钱，并向他编造了一大段假史。罗尔纲为此撰写了《太平天国货币辨伪》一文，从体制上对这枚古钱进行了考证，断定这枚钱是假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罗尔纲还对南京堂子街壁画和绍兴市的20多处壁画进行了辨伪。

2、史事辨伪。出于对农民起义的憎恨和惧怕，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文人所记的太平天国史事，捏造事实，诬蔑革命，混淆事非，颠倒黑白，竭力掩盖历史真相，虚伪成份太多。为了还历史的真实面目，罗尔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辨伪订谬工作。其主要成就有：

在《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太平军是一支爱人民的军队，是保护人民、保护妇女、保护生产的，驳斥了清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文人关于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毁灭城镇乡村的谬论。

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曾国藩向清廷报告说：城破之后，湘军“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伪忠王传令群贼将伪天王府及各伪王府同时举火焚烧，伪宫殿火药冲宵，烟焰满城”[1]。罗尔纲通过《曾国藩奏报攻陷天京事考谬》一文，叙述了事实真相。

关于洪秀全与朱九涛的关系，以前撰述太平天国史的人多说是朱九涛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拜朱九涛为师，并借助拜上帝会起义。还有人说朱九涛死后，会众推举洪秀全作教主。罗尔纲在《朱九涛考》一文中，推翻了上述说法。

在《杨秀清家世传说考谬》一文中，罗尔纲对有关杨秀清家世的种种伪说进行了辨伪。

还有对所谓“北伐援军主帅黄生才”，张嘉祥身世及其与洪秀全的关系，钱江的种种传说的辨伪。

由于罗尔纲执著的探索，订正了大量的太平天国史料，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与罗尔纲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二、辨伪的方法

1.本证与反证。在辨伪考证上，用本人写的文件来证明本人行事的方法就叫做本证。在辨有无“洪大全”其人时，罗尔纲即用此法。当年赛尚阿用一篇所谓的《洪大全供》。罗尔纲从此供入手，发现不足1500字的《洪大全供》，有七处有违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及与太平天国的事实不符。由此推断，并根据可告资料证明，所谓“天德王洪大全”，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在辨伪时，反证也是最强有力的证据。罗尔纲在辨伪时常用反证来推翻伪事。曾国藩攻陷天京后，在奏折中称，将十万太平军尽数歼灭。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别录》中却记载着：“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罗尔纲以此为反证，推翻了曾国藩编造的伪说。

2.对勘方法的运用。罗尔纲在进行辨伪时“或用对勘提出问题，或用对勘来证实，或用对勘来否定。”[2]在对《江南春梦庵笔记》、《太平天国战纪》等伪书进行辨伪时，罗尔纲即运用此法。

3.逻辑与事理分析。在《江南春梦庵笔记》这部伪书中，有一个地方是作伪者特别设计，来欺骗世人和读者的。他在该书的卷首自序先写了一句：“懋良于咸丰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尚羁白下”，在最后两条记事中又写了“十四日记”、“十五日记”。作伪者倦装不知咸丰已死，同治改元已三年，而大书特书“咸丰十四年”，以表明他久居天京，与世隔绝，叫人相信他自述的种种身份。他的精心设计的确欺骗了世人与读者，但也正是在这个地方露出了其作伪的破绽。因为他只知道天京失陷是在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却不知道太平天国天历的日序与阴历不同。天京失陷之日，天历却是六月初六日。“如果确有沈懋良其人其事，他在天京危城之中，既不知有同治三年，又何从而知阴历的日序？倘系获得阴历通书以为记日，那么就应该知有同治三年，而不应书‘咸丰十四年’。如果说所书的年为清元，而日子是天历日序，则天京已在六月初六日失陷了，自序不应有六月初七日，更不会再有十四、十五两日记事。可见这个骗子是不知道太平天历与阴历日序不同的，所写的日子都是阴历，所以才露出作伪的马脚来”[3]。

4.“书家八法”理论的运用。《李秀成自述》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资料。早在曾国藩将其以《李秀成供》为题付梓之时，人们就开始了对这一史料真伪的争论。50年代初，罗尔纲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提出了“原稿”确是出自李秀成之手的观点。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了年子敏、束世徵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商榷》一文。文章称：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字迹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字迹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因此，文章指出：《李秀成自述》乃是曾国藩伪造的。此文一发表，很快引起一场大讨论。为了辨明是非，罗尔纲多次向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考古和书法专家丁云青请教，并认真学习了宋、明、清代的书法著作，运用“书家八法”理论，把这两份文献上的笔划拆开来进行对照研究，最终考证出这两份文献上的笔迹出自一人之手，再次肯定了忠王自述原稿是出自李秀成之手。这一结论很快得到了书法界和史学界的赞同。

5.文物、族谱的运用。在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问题上，曾经有一种臆说，认为太平天国自壬子二年1852年所谓“天德王洪大全”被俘后，就不再接受天地会的加入了。1951年，在安徽绩溪发现了一壁由太平天国战士自己绘的太平军攻城壁画。在这幅壁画上，攻城部队分为两支，左边攻龙西门的人马拿着“太平天国”旗帜，右边攻东门的人马拿着“粤东同义”旗帜，而这一支队伍正是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年冬在江西加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的广东天地会。罗尔纲通过分析，说明太平天国并没有拒绝天地会的加入，而是主动争取他们加入的。1942年冬，罗尔纲在广西桂平县城看到了韦氏族谱，得知韦昌辉嫡子叫韦承业，这给《太平天国战纪》辨伪增添了一条有力的证据。

6.对社会调查成果和群众口碑材料的利用。对南京市民魏伯和虚捏的“天王元妃”一事的辨伪，就是罗尔纲根据太平天国史实，并辅以社会调查完成的。由于考辨范围的广泛性，考辨对象的复杂性，罗尔纲在进行辨伪时，往往多种方法综合运用，以求达到辨伪真实性和辨伪的最佳效果。

三、辨伪原则与思想

在我国，辨伪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前人辨伪时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即是疑古思想。罗尔纲汲取了前人的经验，在长期的辨伪考信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系统的辨伪学思想。他的辨伪原则和辨伪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把辨伪放在史学研究中应有的位置上，不为辨伪而辨伪，不为历史而历史。罗尔纲认为，辨伪是为史学研究服务的，史学研究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自己比作是一名建造史学大厦的“砖瓦工”。他一再强调，历史研究“必须要紧记着为人民服务，一论一述，都必须向人民负责，都必须为后代负责。”

对《李秀成自述》的研究充分反映了罗尔纲对历史负责，不断求真的品质。自1931年开始对《李秀成供》作注，直到1980年春天决定集中精力作最后的审核，以结束《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工作，前后共花了49年。

2.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运用对立统一的思想来指导辨伪。在辨别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真伪时，罗尔纲就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观点去看问题，解决了壁画的真伪。

3.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辨伪。湘军攻打天京时，天京之所以不能守，是因为天京附近的生产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当时皖、苏、浙三省几乎是田地全荒，白骨遍野，清朝统治阶级硬说这一切是太平天国的破坏造成的。罗尔纲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出造成这三省生产力彻底破坏、一片荒凉景象的罪魁祸首正是曾国藩的湘军。其目的是使太平天国军队“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4]，以彻底消灭太平天国。

4.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最突出的例子是对所谓“天王元妃”事件的辨伪。1950年12月，一位名叫魏伯和的南京市民，向太平天国起义百年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口头报告，说太平天国有一个掌玺的元妃，在天京城破后逃难到他的祖父家，他的祖父魏耆把他的房子分了一半作普渡庵，元妃就在普渡庵出家做了尼姑。魏伯和找了几个活着的证人，又举出了一些无法查找的文献来作证他的谎言。罗尔纲依据太平天国制度和史实，并走访了群众，揭穿了魏伯和捏造“天王元妃”的动机，是争地和保房子。

5.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由于罗尔纲曾师从胡适，受其影响，在辨伪时往往从假设入手，通过考证解决问题。这里的假设“并不是随心所欲，先定框框，然后用自己主观的思想去拼凑证据，而是把假设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然后以大量可信的资料给以证明”[5]，这里的“假设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先从观察入手，次在观察的基础上，运用各种推理，导致假设的形成”，“它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并不是研究的开始，而是研究成果的初步概括”[6]。对南京堂子街壁画的辨伪就充分体现了罗尔纲“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辨伪思想。他抓住了壁画上的两个特点：第一，壁画上必须有人物或应该有人物的地方都不绘人物；第二，根据壁画上望楼的建筑与清军建筑结构的不同，提出假设：壁画不绘人物是否是太平天国的规定？望楼是否是太平天国军事指挥台？然后查找有关文献，最后得出结论，1952年1月发现的南京堂子街李家壁画确为太平天国壁画。

6.重思辨，慎取舍，实事求是，不断发现错误，修正自己。罗尔纲说过，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两个认识：第一，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是多年静心研究而不是匆匆急就做得来的；第二，科学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肯定免不了有错误的[7]。罗尔纲在辨伪工作中始终忠实于科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证据不足时就“悬而不断”，绝不轻易下结论。

罗尔纲还说：“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认错误，欣然去改正错误，在一生不断地改正错误过程中，向前迈进，然后方有利于人民的科学研究事业。”[8]在学术面前，罗尔纲“始终把自己摆在和大家平等的位置上，不摆专家架子，不以权威自居”[9]。虚心接受不同意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1956年，《新史学通讯》收到徐力写的《太平天国幼东王考》一文，文中有与罗尔纲商榷之处，编辑部向罗尔纲征求意见，罗尔纲认为文章很有见解，十分高兴，建议发表。1981年，郭豫明写成《金田团营考》一文，文章在史料理解方面与罗尔纲有相左之处。罗收到郭的求教文章后，欣然接受其观点，并复函，称文章“所见极佳”，建议发表，不久，这篇论文就公开发表了。

作为中国史学界的老前辈，国内外著名的史学家，罗尔纲先生70余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地耕耘在史坛，他用科学的态度，求真求实的精神对待历史，为后人树立了治学严谨的榜样。今天，我们探讨罗尔纲先生的辨伪学思想，其目的是想让所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人，能象罗尔纲先生那样求真求实，忠实于科学，用证据说话，并以这个准则去做人、做事、做学问。罗尔纲先生用毕生精力构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丰碑将与世长存，他的辨伪学思想更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份值得借鉴的宝贵的遗产。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