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罗尔纲从1954年开始到1997年逝世前，一直是中华书局一名热心的作者。他在中华书局出版了400多万字的著作，约占他全部著作的一半；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太平天国史资料300万字；还在《文史》、《书品》、《文史知识》等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其中包括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太平天国史》、《李秀成自述注》、《绿营兵志》、《湘军兵志》和《水浒真义考》。

罗尔纲与中华书局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954年，中华书局就要再版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这是一部以传统的纪传史体裁撰写的史书，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是仅有的。后来，罗尔纲根据党的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方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将此书改变成新纪传体，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封建糟粕，保留记大事部分，又改变了纪传体以人物为主体，表、志居从属地位的组成结构。1964年，以这种新体裁撰成了《太平天国史》初稿。不久，因李秀成学术见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文章已无发表的可能，但1965年冬，中华书局却派人来家中要替他出版《太平天国史》，他因还要进行修改，未交稿。中华书局的这个态度，却是对他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继续修改自己著作的决心。此后的20年间，他经过了五次修改，增删，共成150余万字巨著。在内容方面，随着史料的新发现及他晚年研究的深入，增加了诸如资政新篇志、政权志、政体志，补充了刑律志以及天朝田亩制度志中的实施问题等重要的内容。在体裁方面又进一步改善，成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史实。在总编辑李侃的鼎力支持下，该书终于在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认为“它不止在著者的研究工作中是带总结性的，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也可以认为是带总结性的。”1999年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也是受到学者赞扬的一项大工程。罗尔纲从青春到白首，锲而不舍地对这部十分重要而又难于读懂、读通和理解的文献，运用我国古代笺注经籍的方法，进行逐字逐句的注释、考订、增补整理。中华书局共出版了三次增补本，一版比一版完善，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而又详尽可靠的太平天国文献资料，被人们称为传世之作。在谈到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贡献时，我不能不提及中华书局对著者感人的负责精神。1955年春，前广西通志馆副馆长梁岵庐取得掌握在吕集义手中的《李秀成供》补抄本和15张照片，另编一部《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出版。他为了取代罗尔纲正在中华书局印行的《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特别在给中华书局的信件和《真迹》题记中对罗横加诬蔑说：当时广西派人去曾国藩后人家抄摄《原稿》事罗并不知情，只是事后偶来桂林在吕集义处借阅，便转抄发表的，这是一种盗窃行为。中华书局为此派人到近代史所了解，并直接向罗尔纲调查。罗尔纲当即表示他非常赞同中华书局首重著者品德问题。他要求提供人证、物证配合中华书局进行调查，以了解当时确是广西省政府请他去抄录和考证《李秀成自传原稿》的事实真相。其后罗尔纲的陈述通过近代史所组织转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经过认真调查，明白了梁岵庐对罗的诬蔑，于是退了他编的《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继续印行罗尔纲的《笺证》。中华书局对著者负责的精神，不仅在当时是少有的，时至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仍有提倡的价值。 

罗尔纲多年来在与中华书局的交往中，与不少编辑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友谊，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罗尔纲所以格外重视《文史》，是因为它明确地宣布是发表以资料和考证为主的刊物。这颇异于当时轻视资料，轻视考据的风气，能够体现党的整理文化遗产的精神和贯彻“双百”方针政策，他衷心地拥护和支持。他在《文史》编辑部同志的帮助下，逐步解除了受批判的恐惧心理，大胆地把收藏了30多年的考证旧稿《彭玉麟画梅本事考》，交给《文史》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思想顾虑进一步解除，于是更将1975年批《水浒》时就想写出的不同结论：《水浒》原本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提上日程。根据他几十年来的深思熟虑，和1977年起开始拟写的提要，很快他就撰成《水浒真义考》一文，于1982年在《文史》发表了。在这里除了要感谢《文史》编辑部所有同志的帮助外，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他的忘年交李解民。李解民从始至终一直热心支持罗尔纲的研究工作。到1990年罗尔纲将研究《水浒》的工作做一小结，把所撰的论文汇编成《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承李解民鼎力协助推荐给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人们由此书可以了解到他研究《水浒》的来龙去脉以及经过不懈地努力搜集到的证据。李解民在《罗尔纲和〈水浒〉》一文中评论说：“也许《水浒传》原本及其作者是一个不解之谜，但先生的探索精神却具有永恒的意义。”罗尔纲逝世之后，已经脱销了多年的《太平天国史》，在李解民关心下，也再次重印了。这是多么可贵的友谊啊！ 

（文章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