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稿》以后，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以40余年的时间对其不断进行增补和完善，到1991年推出4卷本15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史》，从而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树立了一座丰碑。该书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编撰体例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翔实地反映和科学地记述太平天国革命的不朽之作。正如陈其泰师对罗尔纲、杨向奎和白寿彝等一大批新时期以来在历史编撰方面做出有益探索的学者所作的评述：“对于历史编撰的创新具有巨大意义的是，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基于对历史进程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扬，已经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对历史编撰的创新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1]本文试对罗先生“新综合体”编撰体例、历史编撰思想和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太平天国史》的“新综合”体例 

《太平天国史》共88卷，全书主要由序论、纪年、表、志和传5个部分组成，另有4篇序、1个凡例和40幅插图，总计154万余字。第一卷《序论》对全书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序论》主要采取史论的形式和综合概括的体裁，从8个方面充分论述了太平天国革命产生的时代背景，革命的兴衰历程，太平革命的作用及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社会产生的广泛深刻的影响，太平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史风格。第二部分为《纪年》，以编年和纲目体相互配合的形式，运用纲目体裁，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太平天国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纪年》在取消纪传体的“本纪”之后，批判地继承了“本纪”以编年形式全面反映一个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优点，同时为避免旧史书流水账式的记事弊端，又引入纲目体，“把以前所写每年多至二、三十条的流水账似的记事，综合为几项，以大字提要做纲，小字叙事做目”[2]，从而使得主要事件眉目清晰。这部分也仅一卷的篇幅，正文之后附有两节考证。《序论》和《纪年》两部分的创立，充分体现了罗尔纲先生著述的时代特色，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史著体裁既能充分地继承其多方面的优点，又结合时代特色恰如其分地加以改造的治学特点。 

表、志、列传是传统纪传体史书固有的部分，在20世纪章节体盛行的时代，罗尔纲先生从不自觉到自觉地采用纪传体来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出了他的卓识。这三部分虽在形式上与传统纪传体的体例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内容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卷《表》采用了表格体裁，尽管仍以百官人物为核心，但《叛徒表》、《奸宄表》和《丝输出贸易表》在中国传统纪传体史书中却是极为罕见的；这些《表》前皆有简要的叙说，各表也根据具体情况以不同的格式反映出不同的内容。20卷《志》采取了专题研究的体裁，在《太平天国史》中占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反映出罗尔纲先生对太平天国所创立的各项典章制度的高度重视。这是“章节体”史书难以充分记述的内容。这部分记述了与太平革命兴衰具有密切联系的拜上帝教，太平天国颁行和创制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和圣库制度，太平天国的政权、政体、官制，以及兵、刑、礼、天历和科举制度，对太平天国的外交、地理、交通、医疗卫生、建筑、艺术和典籍也予以全面记述，使得太平天国史研究最终摆脱了单纯研究农民战争和阶级斗争史的格局。“纪传体”比之“章节体”具有更大容量的优点在《志》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列传”是纪传体的核心，也是《太平天国史》的核心内容，罗尔纲先生称其为“传”，共计47卷之多，该部分采用传记文学的体裁。《太平天国史》的“传”共分四辑，既有太平天国重要领袖人物个人的专传，也设立了大量的类传，如《传》的第二、三、四辑皆为类传，第一辑也有不少类传；除反映太平天国君臣和将相的大量传记之外，另设有《妇女传》和《牌尾传》，还有与太平天国几乎同时而起的会党起义人物及各族起义领袖的传记；也有与太平天国起义有密切联系的《洋兄弟传》，该卷典型地选取了罗孝全、呤和白聚文三个人物以反映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及西方人对待太平天国革命的不同态度。 

《太平天国史》体例虽划分为序论、纪年、表、志和传五个部分，但这五个部分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互有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序论》和《纪年》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表”与“传”相互联系，《表》中设立《叛徒表》和《奸宄表》，列传中也设《叛徒传》和《奸宄传》予以详细的记述，但二者的侧重点有很大的差异，“表”从宏观的角度展现了革命中的动摇和变节分子，“传”则翔实地记述了对太平天国造成巨大危害的一些主要叛徒和奸宄的事迹；又如将《会党起义表》、《各族人民起义表》与5卷《会党起义传》、3卷《各族起义传》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二者缺一不可，“表”反映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中国广大地区的诸多“会党”和广大少数民族起义的重大事件，“传”则以起义领袖为中心，翔实地记述一些颇具影响的会党和著名少数民族将领发动起义的经过和结果。“志”与“列传”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上帝教》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罗孝全的传记相互联系，《天朝田亩制度》则与洪仁玕、洪秀全传记的内容紧密相关。各传之间在一些相关历史事件上也互有关联，《洪秀全传》与绝大多数列传互有关联，《杨秀清传》与其它传也相互联系，李秀成、陈玉成传既相互关联，又与太平天国后期人物诸多传记多有联系。 

二、历史编撰思想的特点 

《太平天国史》反映出罗尔纲先生的历史编撰思想，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观全面地融入到《太平天国史》中，充分展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在《序论》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中，罗尔纲先生以大量事实，从理论的高度阐发了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发展动力的思想，指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乃是在当时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社会冲突的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里面成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那些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个人作用，……但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究竟还是人民。”“翻开一部太平天国历史，就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力量。”[3]这种历史观贯穿到整部著述之中。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来看，罗尔纲先生首先毅然取消具有浓厚封建帝王思想的纪传体的“本纪”，而将洪秀全和洪天贵福移入“传”之中，等同于太平天国普通大众，这并不是否定了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人民群众与领袖人物对革命同样重要的编撰思想。《太平天国史》一扫封建史书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传统，记载的主要是普通民众；又如妇女传“不给那个成为天父第六女的杨宣娇和曾做东王杨秀清内簿书后来逃走的傅善祥立传，而给那两个可以代表千千万万妇女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无限信心与深挚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把结婚证书和爱人奖功执照秘藏在尼姑庵的墙壁内以等待爱人胜利归来的柴大妹、祝大妹立传”[4]，机智勇敢的少年张皮绠也因在麦田中斩杀僧格林沁而在《牌尾传》中设立专传。 

其二，体现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太平天国史》除贯穿着对广大人民革命的高度颂扬和对清朝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无情鞭笞外，对革命的分裂分子、叛徒和奸宄也在“表”和传”中予以全面具体的反映，如对走上分裂道路的石达开、张遂谋设立专传，另有《翼殿起义回朝人物传》、《翼殿远征人物传》类传；与之相适应，又设立《翼殿起义回朝人物表》和《翼殿远征人物表》。对于革命的变节分子和钻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设《叛徒表》和《奸宄表》，与之相联系的是《叛徒传》和《奸宄传》，在罗尔纲的笔下，周锡能、李昭寿、韦志俊、程学启、郜永宽等太平革命的叛徒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与这些叛徒相对照的是《讨叛传》中的英雄们，如聂才坚、易自能、朱大椒、江会议等革命志士因其对革命的无限忠贞而彪炳史册。 

其三，表现了注重实证的学风。作为中国0世纪新考证学派的著名史学家，罗尔纲一生大量精力倾注在太平天国历史事实真相的考证研究方面。《太平天国史》有众多篇章都附设了有关的考证，对学术界尚有争议的历史事实予以考证，力图探寻和恢复历史的真相，这大大地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如《纪年》附有考证《太平天国后期封五主将的时间》和《天京失陷时双方的兵力》，后一问题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极其重要而目前还极为混乱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对其它问题的解决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志》中也附有考证，如《地理志》中附《太平天国绘制的地图》。《传》中也附有大量的考证，如《洪秀全传》后附有五个考证：洪秀全的生年、洪秀全的名、洪秀全生母问题、《清史稿》记罗大纲论建都天京事考谬、洪秀全逝世日期及其死因。《冯云山传》附有关于冯云山入紫荆山密图革命的种种说法及冯云山牺牲地的两个考证。《杨秀清传》附有《对旧著关于洪秀全杀杨秀清过程的订正及告密事的考明》，等等。除有关卷附有考证外，罗尔纲先生在全书每卷之中几乎都有大量的注文，这些注文与考证相互配合，既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太平天国史》成为罗先生一生的名副其实的集大成之作。 

其四，表现了力图全方位生动地记述历史的历史编撰思想。罗尔纲先生以广博的研究视野，全面地、多角度地、成功地反映出了太平天国的建树和影响，这是他对章节体“有骨无肉”弊端所作的成功补救。《太平天国史》首先将太平天国革命与其同时而起的人民革命紧密联系起来，除用大量篇幅表现太平天国本身外，在《表》中，罗先生以3卷来反映会党起义和各族起义，在《传》中以9卷的篇幅记述会党和各少数民族起义领袖的事迹。其次表现在记述太平天国革命和斗争的同时，又以厚重的“志”体形式反映出了太平天国的宗教、文化、经济、医疗卫生、交通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志》多达20卷，包括上帝教、《天朝田亩制度》、圣库制度、《资政新篇》、政权、政体、食货、官爵、兵、刑律、礼制、天历、科举、外交、地理、交通、医疗卫生、建筑、艺术、典籍等极其广阔的内容，仅典籍类就有：总说、典籍目录、版本修改、文学革命、代用字、改字、新造字、隐语与方言，另附禁毁反革命书籍；典籍目录又划分为10类：宣传教育、规章制度、兵、礼、历书、文告、奏议、论文传记、史、刊刻古籍类。《医疗卫生志》在传统史书及整个20世纪史学著述中极其少见，罗尔纲先生专设《医疗卫生志》，包括：医疗卫生组织、保健卫生设施、军中医疗卫生工作、推行新医术及设立近代医疗机构；《交通志》包括驿站、船运、交通管理、筹划建设近代交通。从中可以窥见《太平天国史》所反映内容之广泛和丰富。这既表现出罗尔纲先生对章节体“有骨无肉”的弊端的深刻认识，也反映出他追求全面、生动地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远大目标，该书的巨大成功表明他这一愿望的最终实现。 

三、艰辛探索“新综合体” 

罗尔纲“新综合体”的创立，历经了40余年的艰辛探索。20世纪30年代，他刚涉足太平天国史领域时并没有这种打算，正如他后来所言：“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著《太平天国史》的打算。”[4]因而，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即采用当时普遍流行的西方章节体体裁。罗尔纲先生采用纪传体的直接起因，在于1944年为广西通志馆编写《广西人物志》，正如他自己后来多次所说：“我本来不曾有过要用这种体裁来写太平天国史的打算。起因是1944年我给前广西通志馆写成了太平天国广西英雄传后，我想，太平天国人物十分之九是广西人，把那几个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主本纪，那岂不就成为太平天国的人物志了吗?我就照我的这个想法增添了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养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分岂不就成为一部用旧式正史体裁写的历史了吗?于是我再这样做，于是就写成了这部稿子。所以这部稿子是在无意之间陆续添补而成的，最初并没有要用这一种体裁来写太平天国史的打算。”[5]在无意之间采用“纪传体”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史稿》于1951年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然而这只是罗尔纲先生探索在流行的“章节体”之外采用别种体裁撰著历史迈出的第一步。 

罗尔纲先生自觉地采用纪传体撰著《太平天国史》，并将这种体裁发展成为“新综合体”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至1957年，其突出成就是1951年出版纪传体的《太平天国史稿》，1954年撰成《序论》，以后这个《序论》又经过两次改写，1957年12月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就成为一部包括序论、本纪、表、志、列传的“新纪传体”史书。第二阶段从1958年夏至60年代初，其突出成就是决定取消本纪，将天王、幼主本纪移入列传，增设纪年，又在《序论》中特立《开宗明义的说明》一节。第三阶段从1977年开始直至1985年底，其新进展是决定《纪年》部分采用纲目体，改“列传”为《传》，将自己经过多年艰辛探索而形成的史书编撰的体裁正式称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经过自己的撰著实践，最终得出“纪传体”经过改造可以担负撰著具有理论性的史书的任务这一重要结论[4]。 

罗尔纲先生以“新综合体”最终取代“章节体”，出版了一部既具有时代特色又能全面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煌煌巨著，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罗先生在新中国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历史密切相关。毛泽东提出的对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成为罗尔纲先生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对纪传体进行探索和改造的工作指南和精神支柱。正如他自己后来多次所说：“当我写《史稿》时，对旧史体裁认为是旧酒囊装不了新酒。到这时候，我已经学习到毛主席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导，对纪传体应该如何去对待得到了正确的认识。”[4]新中国成立后，罗先生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先后在《光明日报》1952年9月11日及1955年3月3日发表了《初步批判我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重写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的自我检讨》两篇自我反思的文章；与此同时，他一方面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又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其它著述，罗尔纲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作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序论》的撰写也直接参考了胡绳在高级党校的太平天国史的讲授提纲[6]。通过学习他懂得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之自觉地应用到实践之中，在对“纪传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取消本纪，将洪秀全和洪天贵福的事迹纳入“列传”，决定设《序论》，又专门撰写了《开宗明义的说明》一节，专论普通劳苦大众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次，与罗先生自觉地对中国传统史书编撰体裁的利弊进行反复研究有很大的关系。罗尔纲9岁即开始读《史记》，后又读《左传》[7]，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对先秦历史颇感兴趣，后接受老师胡适之先生的建议，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将太平天国史作为主攻的目标[8]。 

由于自幼熟知《史记》这种纪传体裁的优点，在新时代，他进一步对这种体裁的优缺点反复权衡。“纪传”和“编年”是中国传统史书编撰的最基本的体裁，这两种体裁孰优孰劣的问题，在唐代即引起学者的广泛争论，刘知几和章学诚是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们结合自己从事史书编著的实践，在对中国历史著述进行较为全面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中国史书编撰体裁加以认真的探讨，《史通·二体》和《章氏遗书·史篇别录例议》集中地反映了他们对传统“纪传体”的优缺点的深刻认识，罗尔纲对刘知几和章学诚有关“纪传体”的评述十分重视，这使得他对“纪传体”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从本质上说，“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网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第三、寻求方便，……至于它的缺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第二、记事重复互见”[4]。这样，对纪传体加以改造就有了理论依据。除了对“纪传体”的优长和缺点具有充分的认识之外，罗尔纲先生对传统体裁中的编年体、纲目体的优点也充分地加以吸收和利用，《纪年》采用“编年”和“纲目”相互结合的体裁，虽取消了本纪，但却吸收了本纪的优点，根据具体需要设立了《纪年》。 

再次，罗尔纲先生的成功还在于他能及时听取各方面反馈的信息，善于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既勇于坚持真理，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是罗尔纲先生治史的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他对中国传统的“纪传体”体裁进一步探索和改造的过程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太平天国史稿》1951年出版之后，当得知许立群和许多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之后，罗先生于是懂得：纪传体史书有优于流行的章节体的优点，在新时代对社会各界仍然有很大的用处，这成为他对纪传体体裁进行认真探索的巨大动力。罗尔纲的探索也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高度赞扬和鼓励，范老建议他设立《妇女传》和《叛徒传》[2]；在探索陷入困境时，又得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的指点，经过认真思考，毅然将洪秀全、洪天贵福的事迹移入列传，取消本纪。“新综合体”这一名称的确立也是受到史学史研究专家瞿林东先生直接启发而最终确定的[4]。从这些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是对学业高于自己的，或自己的同辈，还是自己的晚辈学者，罗尔纲先生都能从他们那里吸收到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做到了广采博收，促成了他的“新综合体”的最后确立。 

参考文献： 

[1]陈其泰.历史编撰与创新精神[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9. 

[2]罗尔纲.我对纪传体的改变[Ａ].罗尔纲.困学集[Ｃ].北京：中华书局，1986：367；366. 

[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Ｍ].北京：中华书局，1991：112. 

[4]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自序[Ｍ].北京：中华书局，1991：12 13；1；10 11；5；2 3；711. 

[5]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Ｍ].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1. 

[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序一[Ｍ].北京：中华书局，1991：6 7. 

[7]罗尔纲.初步批判我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Ｎ].光明日报，1952 09 11（3）. 

[8]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3. 

（文章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