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在近代史研究所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罗尔纲先生，从此得听教诲。流光如驶，距今已三十年了。到会的邵循正、荣孟源等史学前辈已先后物故，而罗先生岿然无恙，虽经丧乱，年逾八十，但仍治太平天国史不辍。积学六十载，著述等身，士林称颂，除精力过人外，实得力于下述八字：“锲而不舍”、“虚怀若谷”。兹以整理太平天国文献为例，敬述见闻，公之于世。
锲而不舍
罗先生整理太平天国文献，功绩之巨，前所未有。其主要成果已出版者有《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书。其中《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乃罗先生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而完成。他克服了两个方面的巨大困难，于成此不朽之作。
其一、三次调整版本。
按《李秀成自述》经过曾国藩删改后于安庆刊刻，即世所传“九如堂本”。光绪末，有一个署名扪色谈虎客的再加删改，，交由日本广智书局刊入《近世中国秘史》中。1931，罗先生开始对《李秀成自述》作注，他当时所能看到的就是《近世中国秘史》本。曾刻本共有27818字，文字较为通顺，但因妄加篡改，所以更加失真。如太平军攻克永安时，《李秀自述》有“困打后移过仙回”一语，“仙回”系岭名，而扪虱谈虎客却妄改为“困打后欲移兵回”。再如戊午八年天王任命陈陈玉成、李秀成等人为五军主将，《李秀成自述》有“又得一将朝用”之语。“一将”指李世贤，而扪虱谈虎客却妄改为“又得一蒋朝用”。又如《李秀成自述}说：“龙游有王宗李尚扬把守”。“王宗”系太平天国所封衔名，为对天王堂兄弟和东西、南、北、翼五王兄弟辈的称谓。后期，对起义较早的老兄弟广封“开朝王宗”。幼主诏旨：“特诏封李尚扬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裨天义”。[1]而扪虱谈虎客却妄改为“宗王李尚杨”。由此以误传误，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在《王爵表》中也刊入“宗王李尚扬”。面对这样谬妄丛生的《近世中国秘史》本《李秀成自述》，罗先生辛苦摸索了十几年。直到1944年暮春，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先生才在湘乡曾氏家里看到了秘藏多年的《李秀成自述》原稿。他穷两日之力，用随带去的北京大学影印九如堂刻本，据以对勘，抄补了五千六百多字，并拍摄了十五帧照片，带回广西。其时，罗先生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看到了吕氏所摄照片四帧及其抄补本，便摒弃了《近世中国秘史》本，改据吕氏抄补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发表，一时轰动学术界。1951年，开明书店一版再版。1952年，神州国光社版《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据以辑入“诸王自述”中，1954年，中华书局印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第三版。1955年，张秀民等编成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断言：“《忠王自述原稿》，久成学术界之谜，今既公布于世，其余二十种版本，几均可废。”这是罗先生在注释《李秀成自述》过程中，第一次调整版本。其实，这时罗先生并没有机会亲见湘乡曾氏所藏《李秀成自述》原件。对吕集义氏所拍得的十五帧照片，他也仅看到了其中的四帧而已。1954年，原来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梁岵庐公布了这十五帧照片，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并指摘罗先生《笺证》本的讹误。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作为该书的第四版。罗先生公开声明，这书的一、二、三版在版本上有两点错误：一、由于未看到十五桢照片的全份，使自己无法发现吕集义氏补本中的错误。二、罗先生凭自己的判断改动了若干字，以订正李秀成的讹漏，但未加注明。罗先生说：“现在为了要改正我以前的错误，特地根据我在桂林从吕集义先生补抄本和梁岵庐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的十五张照片校对，把《忠王自传原稿》重新著录。”这是第二次调整版本。其实，“笺证增订本”与吕氏“抄补本”仍有出入。于是根据郭沫若同志的提议，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吕集义《忠王李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这个本子虽直接从湘乡曾氏所藏原件抄补而来，但也未能全部恢复原貌。吕氏自称：“在两天内匆促校补完毕，这就很难保证没有挂漏错误的地方，原稿中别体，讹字被曾国藩改过的，只因时间仓促，不及一—改回。”所以吕氏深切盼望原件尚在人间。曾国藩后人所藏《李秀成自述》原件，自吕集义看过后，下落不明。1950年，湖南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调查了湘乡“曾富厚堂”的藏书，从书目中发现此件已被“四少爷取去”[2]。按“四少爷”指曾昭桦，已在香港飞往曼谷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坠死。郭沫若同志曾慨叹：“‘自述’原稿如为此人所随身携带，则已可能不复存在于人间了。”[3]但到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李秀成亲供手迹》。这件稀世之珍即公开于世。于是罗先生第三次调整版本。由于台湾世界书局在影印该书时，技术上有缺点，使它的原貌受损害。所以书的首页原有“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云云，“难”字出格，竟被冲洗掉了。幸而有吕集义所拍照片在，罗先生据以补上。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下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这，还是没有过的。
其二，不断增订注释。
罗先生注《李秀成自述》，“是训诂与事实的考证并重”。训古方面，他列举了十二项：太平天国制度、太平天国的避讳字、太平天国的特殊称谓、人物、地名、事物、专门名词、特殊的简写字、典故、辞句、方言、乡土称谓。事实的考证方面，罗先生列举了十项：事实错误，时间错误……等等。总起来说，他疏通了史料的脉络。只有经过长期积累资料，才能得来这样的结果。例如，对“冲天炮”的一条注释，就是不断增订的产物。按李秀成说：“十一年正初，由常山动身，上玉山广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扎，攻打二十余日未下，外有清军来救，是冲天炮李金旸带兵。”其后又说：“先有冲天炮李金旸带有清兵十余营屯扎阴冈岭，我部将谭绍光、蔡元隆、郜永宽等迎战。两军对阵，李金旸兵败，其将概已被擒，全军失散，拿其到步。……过了数日，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后闻被杀。”对“冲天跑李金旸，罗先生在《笺证》的一、二、三版，都未注释。四版（“增订本”）始据欧阳兆熊《水窗春呓》注：“冲天炮是李金旸的绰号。”[4]还不能说明问题。以后，罗先生陆续掌握了有关资料，在1982年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里便完整地交待了其人其实。他据《王鑫遗集》里的一篇禀牍弄清冲天炮的来历：“本是天地会员，在湖南起义，称统领元帅，后来叛变投相清朝。”又据《曾国藩奏稿·李金旸张光照正法片》及南京图书馆所藏左宗棠给曾国范的一封信，补充说明冲天跑与太平军战败被俘，李秀成释放了他，走归南昌自首，左宗棠认为其人凶悍难制，力劝曾国藩“不用则杀”。后来江西巡抚毓科把李金旸解送曾国藩，曾借失律罪将李处斩。[5]这一事实表明，由于充分掌握了冲天炮李金旸的有关资料，罗先生才能给《李秀成自述》这一节内容疏通证明，使读者了解透彻。而这一点一滴的资料，不是靠一时突击所能获得的。正如罗先生自序所说：“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6]从无知到有知，这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有的太平天国史老专家如简又文山对《李秀成自述》作过解释，但不能做到充分掌握有关资料而造成失误。例如《李秀成自述》记永安突围之役说：“姑苏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简又文在《太平军广西首义史》里却曲解“寿春”为人名，说什么“守古苏冲者为满将人寿春”[7]云云。后著《太平大国全史》，始加以订正。[8]罗先生注这条不仅不误，而且据《剿平粤匪方略》卷十六所载咸丰二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陆建瀛奏：“前已调派安徽寿春官兵一千名前赴广西”[9]之语，严肃地提供了确凿的佐证。从这里，也显示出罗先生对太平天国史料所下的功夫，超越了他的同辈。
众所周知，为了研究《李秀成自述》，罗先生还遭受到特大的压力，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然而罗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度过了“十年浩劫”，继续积累资料，终于在1982年出版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事实证明，罗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太平天国史学的泰山北斗，就是因为他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后学称颂和学习的。
虚怀若谷
罗先生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史的泰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有“虚怀若谷”的美德。兹举数事为例：
一、不护短。
从太平天国己未九年起，天王诏旨之前都开列着一个接旨者的名单：“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贤胞、辅胞、璋胞、万侄……”，上述高级官员除“福甥”外，前辈学者已考明了他们的姓名。但“福甥”究是何人，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1974年，我注释《洪秀全选集》，判断其人为萧朝贵的次子懿王蒋有福。曾向罗先生请教，举庞际云所藏《李秀成答词手卷》为证。该卷有曾国藩亲书提问太平天国亲贵下落的名单，其中列名在幼西王之下的，即：“懿王蒋有福”。罗先生当即取出《手卷》核对后发问：“萧朝贵之子为何姓蒋？”我答：萧朝贵之父王亲蒋万兴，见《太平天国史料》所录幼主诏旨。[10]由于父子异姓，所以长子从父姓萧，次子从祖姓蒋。”罗先先生认为这条诏旨系据向达抄本排印，“萧”、“蒋”形近，难免差错。最后，罗先生婉转地说：“你可以这样注，但证据还嫌不足。”实际他不同意我的解释。其后，广西紫荆山区发现了一座道光二十四年刻石的《建造佛子路碑》，上有太平军老兄弟傅学贤、蒋万兴等捐钱的记录。罗先生收到拓本，便放在手边。1975年底，我又去北京请教，罗先生立即取给我看，并非常高兴地说：“你说法有了确证，可以成立了。”于是在罗先生的支持，我继续找到其它旁证，终于写成《懿王蒋有福考》，作出了结论。
二、从善如流。
《秀成自述原稿注》出版后，我撰文评介，高度赞扬其巨大功绩，并指出小有疵病，建议在再版时修订。其中说到：“对个别新资料，尚未引用”。如罗先生说：“李秀成所说的天王两个小子，是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据戊午八年颁行的《太平礼制》，其名不详。”我的文章说：“其实，天王洪秀全的两个小子，一名天光，一名天明，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幼天王自述》，已经萧一山《清代通史》公布。”隔了一年多，1985年1月，我偕同张一文同志谒见罗先生。他新病初愈，当着初见面的一文同志向我道谢，兴高采烈地说：“你帮助我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事情。”其实，以掌握太平天国史料而论，我比起罗先生来，不过如沧海之一粟而已．罗先生的谦抑，令我深愧!
三、不委过。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据浙江省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文明所遗下的“禀”和“呈”以及“批示”，共三十件。我据内容判断，这批文书的后十四件乃是清朝的地方公牍，不是太平天国的文书。最显著的证据是：前十六件凡王姓一律改汪姓，而后十四件却不避讳“王”字。前十六件称地方官为大人，而后十四件却称“太爷”或“青天大老爷”，不避讳“爷”字。1980年，我撰《东阳文书考辨》[18]寄给罗先生。罗先生立即复信承认疏误，并准备公开作自我批评。稍后我到北京，面恳不要这样，他才没有写文章。其实，该书虽由罗先生主编，但以后补进了不少新资料，是由别的同志经手的。由于罗先生不愿委过于人，所以他一肩承担了责任。
四，有功不居。
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洪秀全选集》，辑录了一篇《整顿属员诏》。我注释，“扁员，即属员。‘厕’是太平天国用的—个简化字。太平天国制度，属员由各将领保举”。[14]这全是罗先生教给我的。原来，我误解“属员”为病员。罗先生给纠正了，但以后他从来不提此事，不让人知道这是他教给我的。
所有这些，只有用“虚怀若谷”四字才能加以概括。如如果罗先生单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而没有“虚怀若谷”的美德，那还不可能受到学术界如此景仰。正因为这样，所以罗先生的史德更值得后学称颂和学习。
罗先生以六十年的工夫，经历重重困难，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际斯盛世，我圣贤广大年轻的后一代必将继承和发扬罗先生的业绩，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
[1]《太平天国史料》开明版111页。
[2]《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
[3]郭沫若：《<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序》
[4]详见中华书局版《水窗春呓》5—6页。
[5]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245页。
[6]同上书17页。
[7]《太平军广西首义史》276页。
[8]见《太平天国全史》上册327页。
[9]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96—97页。
[10]见《太平天国史料》开明版104页。
[11]见《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261页。
[12]见《中学历史》1983年第4期。
[13]此文已辑入《太平天国学刊·第二辑》。
[14]《洪秀全选集》73页。
（文章来源：国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