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纲师辞世转眼就一周年了。回忆42年师门受教，心潮难平，欲为文纪念，又难于下笔。因为尔纲师著作等身，为学精深博大，不仅是太平天国史、晚清兵制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还对金石学、训诂学和古典小说，进行了专门研究。从《水浒传考证》之精细，见解之独到、资料之丰富，就可以看到师在非专擅之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我学识浅薄，自然不敢在这方面有所论述，然半个世纪师门受教，却有不少亲身感受。
1955年岁末，我考取尔纲师的副博士研究生，次年去南京见老师。初出大学校门，又是第一次见面，不免有点紧张；但一见面，师的朴素、亲切、谦和，就使我的局促无影无踪。接着，又为我精心安排太平天国史发蒙课，亲自带我参观堂子街太平天国纪念馆、颐和路南京图书馆。目睹琳琅满目的文物图书，耳听师不厌其烦的讲解教诲，翻阅已具雏形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稿本，我这个未涉科研的青年，不知不觉就走向太平天国史这座神圣科学殿堂的大门，既感到它的浩瀚，又体会了治学的艰辛，甚至还多少知道了发掘史料的门径。上完这堂课，回到北京后，我一面按规定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一面学习写论文。一年之后，我的第一篇论文《太平天国后期土地制度实施问题》就写好了，并获得一些好评。没有南京那堂课，这篇论文肯定写不出来。
1957年后，国内风波迭起，研究生也被一刀切取消了。我虽有幸仍然留在近代史研究所，但先后参加运动，下放劳动，调做行政工作，直至1961年，才回到科研本行。此前，尔纲师也调到所内，家也由南京搬到北京，我们师生见面更方便了。这时虽无师生之名，但凡有请益，师从不厌烦，总是悉心指导。80年代，我萌发写《湘军史稿》的愿望，师立即大加鼓励，给予指导；脱稿时，师已90高龄，我本不欲再事打扰，可师坚决要审阅全稿，又亲自撰写序言，前后费时达一个月之久。可惜我太不争气，做事虎头蛇尾，虽尊师教，多方搜集史料，也用心写作，但收尾工作粗糙，以致印出后，错误甚多，辜负师之苦心教诲。每一念及，悔恨不已。然师巍巍学者风骨，则铭刻于心，不敢稍忘。
师毕生淡泊自甘，生活上俭朴如老农，不知高档享受为何物，唯一业余爱好就是看电视中的京剧节目。其他可用时间，不事交游，不喜荣华，不出风头，只知潜心研究工作，就是众望所归的荣誉和职位，也避之唯恐不速。如太平天国博物馆，师既参与创建，又为这方面不可替代的权威，是最适宜的馆长之选。但师再三推辞不就，甚至已经发表公布了，也坚辞不已，只愿到近代史研究所，做一个冷冷清清的研究员。师被选为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虽不能辞，但每有活动，辄局促不已，很不适应。然与学人谈论学术，不仅精神振奋，言谈娓娓不倦，还往往一语破的，抓住问题的关键。对所涉及的史料，所发生的年月日，虽至耄耋之年，仍能准确无误一一道来，使在坐者惊叹不已。对学术方面的公益事业，更热心倡导，忘我投入。如50年代编纂的、多达1200万字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师不仅是主持者、倡导者，还做了许多重要具体工作，但出版时，却坚持不要署自己的名，不要一分钱稿费，钱汇至北京，也如数退回。
师一向平等待人，宽厚待人。对来访者，不论身份高低，一律热情相待。总是亲自让坐、敬烟、沏茶，忙个不停。对来访的学人，甚至青年学人，从不以权威前辈自居，热情招待之后就静坐下来参与讨论，听取意见，甚至反对自己的意见。80年代，有人在《安徽史学》撰文，与师商榷，反对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于辛开元年1851年广西永安的说法。师立即为文肯定了作者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还给编辑部写信，请他们在他文前加写按语，以他为“的”，展开讨论，以期在史学界形成相互切磋，修正错误的好学风。这方面，我个人更有亲身体会。50年代初入师门，在太平天国土地问题上，我就撰文不同意师的一些看法，师在审阅初稿时，不但不批评斥责，还赞许我能广泛收集资料，并询问文中提及的《相城小志》的详细情况，用笔记下来。以后，在李秀成变节问题上，我更与师的观点完全对立，并写了《李秀成变节问题刍议》一文，加以论述。但师一如既往待我，从未有一丝一毫不悦。
当然，师也批评我，开导我。师知我多嘴快舌，好发表议论，就多次劝我慎言。在专业方面，师的批评也很委婉：对初稿上的错误，或夹纸条，见面时，再翻出一一指正；或用纸条写好，贴在旁边，从不涂抹径改。师于书法不甚讲究，但大至所著书的手稿，小至私人信件包括给我的信，甚至在我初稿上写的纸条，都是一笔不苟的楷书，从不写草书。有时函件页数较多，师必加上封面，亲自用针线，装订成册。我初不在意，后来见多了，虽敬服师之精细，凡事不苟，但又觉得太麻烦了，甚至窃笑有点古板。后读师《生涯六记》，方知师少年时期，就饱受遇事“忍耐、小心、不苟且的教育”；师并且认为“做历史研究的人，应该具有一种精密的能力……而养成这种精密的能力，就须先有小心、忍耐和不苟且的习惯”第31—32页，犹如醍醐灌顶，至此我方知这是师毕生治学力行不殆的主张，也是言传身教，希望我改正有时粗心大意，字迹潦草的老毛病。可恨我冥顽不灵，直至近年才有所觉悟，以致犯下“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错误。
回顾近半个世纪师门受教的往事，我虽有负师教之处甚多，追悔无及；然师淡泊自甘，不慕荣华，不钻营取巧的风骨，则不敢须臾忘，誓必终身力行不殆!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