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生仙逝一周年了，想起1997年5月25日这个日子，我的心情就万分沉重，罗先生教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但却从事了4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的编辑工作，应该说与罗先生的引入门径密不可分。 

记得1953年，我在复旦大学法律系念书，平日对历史有点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淞庄的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一本开明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封面上赫然写着“罗尔纲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罗先生的名字。回到宿舍我用了一个通宵将这本书一口气翻完，对罗先生深厚的治学功力非常钦佩。李秀成自述原稿仅33300多字，罗先生凭借自己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丰厚学识对自述中的史实失确，叙事先后倒置、遗漏、简略、缺疑，记事有误的地方，人物与地名，晦隐的史实，专门名词、方言等等诸多方面一一加以详细笺证，洋洋洒洒而成为一部20余万字的著作，将原文扩展引深近7倍，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及严谨专深的治学态度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读完罗先生的著作后不但使我丰富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知识，而且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上这段特殊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20岁刚出头，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冒昧地向罗先生提出仅凭字迹鉴定李秀成自述不可信的问题。没想到没有多久，居然收到了罗先生的亲笔回函，令我惊喜交加。罗先生信中说： 

对于经过反动派之手的《忠王自传原稿》应该持怀疑态度一点，我完全接受林先生的珍贵意见。但我对所论以从字迹鉴定真赝是很不科学一点还想不通。鄙见认为从字迹鉴定有人得到错误的结果，那不是这种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对工作的精细或粗率的问题。 

来信使我感触很深，一方面我对罗先生治学认真的态度深表敬意，一方面使我了解到做学问必须讲究科学性，不能仅凭主观臆测随意判断，因而引起我学习太平天国史的决心。于是我向罗先生写信求教，盼望罗先生给我拟一份“自学提纲”，以找到学习太平天国史的门径。没过多久便收到了罗先生热情洋溢的长篇回信。信中说： 

您喜欢研究太平天国史，很好，我们大家一道来做研究。您现在开始做研究，应该先掌握着观点立场……把观点立场弄明确了，然后再进一步来读太平天国史料……如果您能得王重民《太平天国官书十种》、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等…… 

您看完了太平天国本身的材料后，您可看我编著的今年6月中华书局新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您从此书中可以带您认识到中国古人治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您要再进一步阅读满清方面的记载，这里面就面临着“辨伪“、“考证”的问题。你应该读我的考证论文……您读了那些论文有问题时，我欢迎您来信讨论。 

您叫我拟一个自学提纲，我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想过了好几次，都想不出来。我上面只能够把学习的原则告您。罗先生循循善诱的引导激发了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尤其太平天国史的兴趣，并打开了我以后走入社会的启蒙道路。罗先生的教导虽然已过了40多年，但是现在对中国近代史的初学者也可能还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1954年，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这时，罗先生也从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他将7本《太平天国史论文集》交由人民出版社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大概是1955年的冬天，人民出版社邀请罗先生作学术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先生的尊容，我记得很清楚，罗先生当年约50多岁，身材不高，留着小平头，着中山装，穿布鞋，双颊瘦小，但目光却炯炯有神，充满智慧。一口广西味浓重的普通话，让人不易听懂。由于我也是南方人，便集中精力仔细分辨着罗先生讲话的大概内容，生恐漏掉某些重要的东西。罗先生这次详细论述了他的考证办法，使我了解到学术与研究的不易。为了能够更深地了解罗先生的学问，同时根据罗先生的信中教导，我向社里力争作了罗先生7本《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的责任校对。于是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其几十篇100多万字的论文中学习、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有时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问题向罗先生请教，罗先生大都一一作答，有些书面材料可能现在仍保存在人民出版社的书稿档案中。 

60年代和“文革”中，我和罗先生失去联系，仅在报刊中看到罗先生受戚本禹等批判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见到罗先生。这时“四人帮”被粉碎，出版工作刚刚开始恢复，我拟组织全国近代史工作者撰写近代史中太平天国史、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等重大专题，其中太平天国史约请南京茅家琦先生与扬州祁龙威先生担纲。10月我专程赴南京组织讨论这本书的编写工作，太平天国史博物馆也是编写组成员之一，有一天我拜访了姚鸣风馆长，韩品先生也在座，他告诉我罗尔纲先生因避地震也住在馆内，听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十几年音信杳无的先生竟然与我咫尺相隔，就像在梦里一样，十分喜出望外。我当即希望能够与罗先生一见，韩先生说罗先生现在闭门不出，不见外人，但我坚持要他通报一下。罗先生知道后，立即出迎，在所居斗室中与我畅谈两个多小时。我已有近20年未见罗先生了，发现罗先生老了，头发花白，身体已不如前，但思想仍很敏捷，当他得知我是专程来宁组织编写《太平天国史》一书后，非常高兴，并与我畅所欲言地谈起了编辑太平天国史的设想，以及对诸王的评价。由于已过去20多年，记录的笔记本找不到，所谈的问题已模糊不清，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80-90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与罗先生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罗先生住在干面胡同，离人民出版社也很近，有闲暇时，便去拜访。先生已是80-90高龄，但身体比70年代还硬朗些，动作灵活，有时从里间跑到外间，忙个不停，有时拿些资料给我看，有时与我谈新作，热情非凡。凡先生有新著，必以相赠，凡我有事相托，总是热情相助。记得1987年，我以《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名义邀请中国近代史名家写各个专题研究心得，以供青年学习借鉴之用。我请罗先生也写一篇，这时罗先生已是87岁高龄了，但很快交来一篇题为《我怎样作考证工作——从研究太平天国史谈起》的稿子，文中从自己如何受母亲的熏陶说起，谈到如何从学文学走到历史学家的道路，着重谈了作考证的心得，此文后收入《习史启示录》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罗先生一生写了数百篇的太平天国史论文，分别谈太平天国的史事考证、记载订谬、史料辨伪、史料考释、文物图释、史迹调查等，编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集》10册，交三联书店出版。第1-7集出版于50年代，第8集于1981年出版，第9-10集均于80年代交三联书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心中一直内疚。令人高兴的是，这两本论文集终于在1995年问世，罗先生高兴地看到了他倾毕生之力所写的10册论文集终于出齐，我心中也感到了极大的宽慰。 

我最后一次见到罗先生，大约是1993年春，转眼之间我从事出版工作已40年，即将从三联书店退休，我这次看望罗先生，有告别之意。罗先生向我谈起年轻时师从胡适5年的经历，以及胡适对他热情栽培的情况。他说对此5年的经过解放前写有《师门辱教记》一书，印数很少，现已见不到此书，但胡适对此书很器重，于1958年自费出版，改名《师门五年记》，送给友人。我说这本书对年轻人很有帮助，三联书店肯定可以出版。后来，经三联书店苑兴华同志之手，此书终于在1995年出版，初版一万册，很快销光，因这本书不仅是对史学工作者研究之用的读本，更是对年轻人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的极好教材，文字朴实无华，感人肺腑。经常看到报刊有文章引用此书，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可能超过罗先生的专门著作。 

最遗憾的是1997年6月11日罗先生的追悼会，我正在外地开会，无法参加，使我对此抱以终生内疚，正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徐秀丽同志约我写纪念罗先生的文章，于是草就此文，一是补我之过，更重要的是以此略表我对罗先生40多年的无限怀念和崇高敬意。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