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将一年了。想起罗先生对我的指导教诲，真是毕生难忘。

我首次面见罗先生是在1956年，但从书本上认识罗先生却在1951年。那一年夏我毕业于南京大学前夕，在校园旁的一家小书店里见到开明书店出版的罗先生的新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我立即被这本书所吸引。从此这本书就不曾离开过我，罗尔纲三字也开始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大学读的是社会学，应成一、孙本文、朱约庵等老师在社会学方面对我的教育，周予同等老师在史学方面对我的教育，是我不会忘记的。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是我不曾正式入门受教的教师罗先生。我长期在理论学术部门工作，具体岗位变换过几次，但无论本职工作怎样变化，我的业余兴趣始终专注于太平天国。可以说，在知识生活方面我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我，是与罗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影响分不开的。 

我间接地同罗先生有通信联系是在1955年。那时偶然从一本旧杂志中见到“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编纂委员会”公布的一份将要出版的史料的目录。这开阔了我的眼界。我马上写信给在南京的编纂委员会，询问何处出版、何处有售。得到的复信说，这些史料早已编好，但中国史学会认为这些都是反面史料，不宜出版。我对史学会的决定不以为然，向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和我的意见。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反面资料可以出版。这大约就是《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后来得以问世的由来。多年以后得知，我询问史料的去信是罗先生收阅的，给我的复信也是他写的。所以他把1955年作为认识我的开始。 

我与罗先生见面是在1956年。那时正是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年代，我所在的单位举行了一次青年人向科学进军的座谈会，我因已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了两篇有关太平天国的小文章，因而被邀参加。早些时候有人提出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是曾国藩伪造的，并说如肯定自述是真迹，又对他作出积极评价，那就是宣传“曲线救国”。对这一问题我很关心，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作一番了解，在座谈会上谈了对这样的问题自学颇有困难。主持座谈会的于光远同志马上写一纸条，介绍我去找近代史研究所的荣孟源先生。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与史学界同志接触。荣先生热情开朗，谈了许多对洪大全问题的看法，使我增长了见识。关于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他介绍我去拜访正在北京休养的罗先生。罗先生是使我对太平天国发生兴趣的引路人，首次去见，不免稍有紧张，但他的朴素、谦和，迅速消除了我的拘束，只是他广西口音重，我们谈话得常常借助于纸笔。他要我先谈谈对李秀成自述真伪的看法。我谈到：那位作者以“自述”（那时还只有原稿的部分照片，尚未有原稿的影印本）与传世的李秀成致李昭寿信比较，经法医鉴定，认为二者笔迹不同，因而判定“自述”是伪造；我以为须从根本上查考李秀成致李昭寿信是否李秀成亲笔，是否可以作为评判“自述”真伪的依据。罗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而是转身入内室拿出几本稿子给我看。其内容是：将李秀成自述与李秀成致李昭寿信这两种文书中偏旁相同和构件相同的字，拍成照片，贴在一起，逐一比较。这两种文书，粗看起来的确不像一人的手笔；而罗先生的研究是：根据中国书法中的“八法”，将两种文书中的字逐一分拆比较，从而判定了两者笔迹表面不同而实际相同。罗先生这一研究是无可辩驳的。罗先生当时对我说，做研究，一定要寻根究底。说李秀成自述非亲笔，经过了法医鉴定；鉴定的幸而是历史问题，否则岂不更要误事!这次拜访使我终生得益，不仅使我得到了知识上的指导，更使我认识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之可贵。近20年后，我曾就当时发现的洪仁玕“磨炼风霜存骨相”半副残联写了一篇考释文章，有朋友对其真伪表示严重怀疑。我请教罗先生，罗先生认为最有力的证据还应从笔迹中寻找。当时洪仁玕存世字迹极少，难以对照，1994年我在台北获见洪仁玕亲书自述、诗句等有数千字之多。从一般的对勘，两者的字迹是一致的。但我将按罗先生40年前的教导将字拆开比较以进一步核对。 

1964年秋冬，我写了一篇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后领导层对进军路线分歧的文章，寄请他指教，他非常认真谦虚地给我写了长信，说他“对大作结论完全同意”，建议即行发表。他说他从1958年起已改正从前在《钱江考》所说建都天京为预定的说法，1962年以后就完全肯定天王主建都河南与东王主建都南京这一历史事实。因此他建议我在发表时加注说明，以免有“争论时，还有同志引述我已经改正的昔年看法”。信中还为我补正了注文中的几处出处问题。罗先生复信写于1965年2月，那正是暴风雨前夕风声鹤唳的年代——一幅教师领着孩子行走的画只因面朝西方便被指责为是替“西风压倒东风”张目。过去，洪杨之间总是被说成是团结一致的，杨秀清之被杀总是被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所为。因此那时我对谈论太平天国洪、杨矛盾的文章是否发表，有些踌躇，在稍后一次拜访罗先生时谈了我的顾虑。他听后，稍一思索，给我讲了一段《汉书》儒林传中的故事：儒生辕固与黄生在景帝前争论，辕固说商汤、周武灭桀、纣，是受命，不是造反；黄生说，桀、纣虽无道，但是君，汤、武虽圣，但是臣，杀了他们就是犯上。辕固反驳说，这样说来，高皇帝代秦为帝，难道也错了吗?于是景帝说：食肉不吃马肝，不能说不知肉味，以后就不要讲汤武受命，这不算无知。罗先生的智慧解决了我的疑难。这篇文章在打倒“四人帮”后才修订发表。 

1978年春夏，经过一段酝酿，成立了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我们一致同意邀请罗先生为研究会顾问，他欣然接受了，并在我们几个人去拜访时表示，凡是有利于促进太平天国研究的，他都愿意做。1979年，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联合举办关于太平天国史的国际讨论会。成立民间的研究会和举办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讨论会，这可能是新中国的第一次。这是拜改革开放之赐的产物，罗先生和我们都很兴奋。罗先生虽不能亲自去南京参加，但提供了一篇关于太平天国政体的重要论文。我写了一篇《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先请罗先生指教。罗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你投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他对后学总是这样采取宽容和鼓励的态度。 

1982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有续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约请罗先生和我主持其中的“太平天国”一项。那时我已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对古籍小组委托的这件事十分重视，对我说，他要放下手边正在做的研究，全力以赴，因为这对整个太平天国研究有利。他亲自拟定了一些重要的编辑原则，亲自拟定了若干主要部分的细目，多次在工作小组上提出指导意见。在这项工作的进行中，我受邀去美国和英国访问研究，在英国，主要是搜访太平天国史料。罗先生对我此行寄予很大希望，开列了几种见于记载但今未发现的太平天国的书目，要我特别注意。我没有实现他的交托，但发现了《天父圣旨》、《天兄圣旨》这两种未意想到的重要文献。罗先生对这一发现很高兴、很重视，除了编入“续编”外，赞成把这两种“圣旨”先单行出版，以供读者利用。这项“续编”工作早已完成，“本身文献”、“清方记载”、“西方报道”三部分，共300余万言。但几年来出版界的情况与以前不同，这部书稿不得不暂时搁置。罗先生从不向我提问出版问题，但我知道他记挂着这件事。罗先生以太平天国研究闻名于全世界。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太平天国》8册不曾由他主编。他暮年以极大的热情主持完成8册以外的“续编”，不能及身见到出版，这真是憾事。 

罗先生以耄耋之年依然治学不止，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而处世待人却非常谦虚谨慎。早在1982年，近代史研究所的负责同志就和我们一起商量过向罗先生表示庆贺的办法，他得知后，诚恳、坚决地婉言谢绝了。1984年，我们重提旧事，设想过邀集各地有关学者举行庆祝会、学术讨论会等各种方式。罗先生年事已高，出门不便，在我们的方案中，不准备请他亲身参加这些集会。但罗先生又诚恳、坚决地不同意我们的计划。他说，他感谢大家的好意，也感谢大家体谅他的身体状况，在集会时不要求他出席；但如果举行这样的集会，他就非出席不可，这是他为人的原则，而他患头晕、高血压多年，如果出门，很可能发生意外。他当时恳切而又风趣地说，他的《太平天国史》书稿尚未完成，待完成后再举行，出意外也就无憾了。在罗先生再三谦辞下，我们在1985年决定编辑《太平天国学刊》专辑以志庆祝的办法，准备就罗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态度、对后学的奖掖指导等方面，约请有关学者撰写论文或亲身体会。罗先生同意编辑专刊的办法，但不同意我们编辑方案。他说，我虽然毕生研究太平天国，做了一些工作，但不希望同行来歌颂我。事业无止境，我希望太平天国研究继续发展。只要同行为专辑提供了佳作，就是对我最好的祝贺。我们接受了罗先生这一恳切的有意义的意见，在1986年出版了《太平天国学刊·庆祝罗尔纲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专辑》。胡绳同志给我复示：“我赞成不用开会而用现在的方式来进行祝贺。”他和刘大年、黎澍同志以及国内20位学者、国外5位学者为专辑写了文章。这件事的经过，充分体现罗先生虚怀若谷的品德。 

罗先生治学，文史兼资，但最突出的成就是太平天国研究。无论国内国外，说起太平天国，莫不知有罗尔纲。罗先生是中国以至全世界研究太平天国之最杰出者，著作等身，又享97龄大年，对社会对学术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我们怀念罗先生，同时也感谢罗先生。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