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或言考据，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历史研究者必先占有史料，而考证乃是占有史料的方法，它包括搜集史料、比较史料、归纳史料等过程。

考史之学盛于宋，若司马光撰《通鉴考异》；大盛于清，若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钱大昕撰《二十二史考异》；更盛于近世，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等，都是接受西学影响的一代名家，而也都善于继承和发扬乾嘉考据。自陈垣逝世之后，海内考证学的大师首推罗尔纲。罗先生以考证治太平天国史，其成就是前无古人的。我私淑罗先生治太平天国史，主要就是学习他占有史料的方法。 

一、搜集史料 

在旧中国，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最有功的，有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等。新中国成立后，罗先生继之而起，集其大成。他采取以下方法：其一，广泛征集；其二，实地采访；其三，对图书馆摸底。其中以第三者的收获为最多。 

前人也曾从大量图书中进行搜集工作，如清人之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罗先生以之搜集太平天国史料，创造了对南京图书馆摸底的壮举。 

南京图书馆，一直是我国东南的大图书馆，库藏丰富。解放之初，又增加了不少珍贵书籍。1954年，罗先生率同助手们在该馆进行了一次摸底，按库、按架、按排、一册一册地、一页一页地翻检太平天国史料，历时四个多月，计搜得有关资料合共1661种。内方志730种，其它931种包括稿本和抄本60种。其收获之富是前所未有的详见罗先生《南京图书馆太平天国史料摸底记》。 

二、比较史料 

对搜集到的史料，必须区别其真与赝、正确与错误以及版本上的是非等，其方法就是比较研究。伪造的太平天国史料不少，贻害非浅。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等前辈都在辨伪方面下过工夫，而以罗先生的贡献为最大。这里举他的名作《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为例，以表达罗先生使用比较法辨伪的经验。 

《江南春梦庵笔记》初见于清光绪元年上海《申报》馆铅印的多卷本刊物《四溟瓒记》，署名“武昌沈懋良撰”。书后有春草吟庐主人跋，首言：“懋良陷贼十三年，相处者又倡乱之巨逆，宜乎其所言源源本本，如数家珍也。”又说：“所载群逆之出处，伪制之详明，又足补诸书所未备。”所谓“倡乱之巨逆”，是指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书中说洪杨离奇的来历时，作者自注：“上皆蒙得恩所言。”由于读者都盼望得到太平军内部提供的资料，所以此书曾使不少人受骗。甚至被辑入神州国光本《太平天国》，流毒更广。“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太平天国的法律与印行的书籍，有人根据它来考证天朝田亩制度、省制等”，“也居然根据它来怀疑真实的历史”。揭穿作伪的真相，澄清其恶劣影响，留给后学的深刻的教训，实乃刻不容缓之事。 

罗先生师法清儒阎若璩、惠栋等辨伪古文《尚书》的经验，先用真实可靠的文献记载与《江南春梦庵笔记》相比较对勘，揭露大量破绽，特别是他从史料来源和内容之间的矛盾上，找到铁证，判定这是一部伪书。罗先生发现那个自称在蒙得恩身边13年的沈懋良，对蒙得恩的生平却是无知。例如，蒙得恩明明有子时雍称“赞嗣君”，而《江南春梦庵笔记》却胡诌蒙得恩“无子”。又如，蒙得恩明明于辛酉十一年已经逝世，有“天王诏旨”等为证，而《江南春梦庵笔记》却虚构甲子十四年蒙得恩还在天王宫值宿，岂非见鬼!由此可见，沈懋良绝非蒙得恩的心腹，而他所提供的史料又从何处得来呢?于是罗先生又用流行的史料与《江南春梦庵笔记》相比较对勘，发现了作伪者的手法，不外是两种：其一，凭空捏造。其二，篡改文献。于是此事遂成铁案。这是罗先生在考证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三、归纳史料 

归纳史料，弄清事实，这是考证史料的最终环节。罗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就是这方面的杰作。例如，对“冲天炮”的注释，罗先生归纳多种史料，弄清了其人其事。按李秀成说：“十一年正初，由常山动身，上玉山广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扎，攻打二十余日未下，外有清军来救，是冲天炮李金带兵。”其后又说：“先有冲天炮李金带有清兵十余营屯扎阴冈岭，与我部将谭绍光、蔡元隆、郜永宽等迎战，两军对阵，李金兵败，其将概已被擒，全军失散，拿其到步……过了数日，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后闻被杀。”对冲天炮的捉放，乃是李秀成与湘军交战中的重要事件，而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都未弄清其人其事。罗先生据《王遗集》里的一篇公牍查明冲天炮的来历：“本是天地会员，在湖南起义，称统领元帅，后来叛变投降清朝。”又据《曾国藩奏稿·李金张光照正法片》及南京图书馆所藏左宗棠给曾国藩的一封信，补充说明冲天炮与太平军战败被俘，李秀成释放了他，走归南昌自首，左宗棠认为其人凶悍难制，力劝曾国藩“不用则杀”，当江西巡抚毓科把李金解送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行辕时，曾借失律罪将李处斩。就是这样，罗先生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一点一滴地钩稽史料，查明问题，终于把一部太平天国史的事实基本上弄清楚了。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用唯物史观对这一次农民反封建反侵略的大起义作科学的论述，总结其经验教训，供当代和后人借鉴。 

罗先生之所以能够攀登考证学的高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安贫乐道”的高尚品德。1961年，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会上，当时中国史学会的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吴玉章和范文澜前辈，曾引古语“视富贵如浮云”，勉励同仁潜心绩学，争取丰硕成果，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罗先生正是具有这种美德。从70年代“十年动乱”后期起，我每到北京，必谒罗先生请益。他的生活条件是朴素的。与邻居合用电话。炎暑季节只用一台立地电扇降温。年届耄耋的夫人还亲操繁重的家务。而罗先生却安之若素，每日坚持几小时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从不为功名利禄而萦怀，也从不为休闲享乐而浪费岁月。罗先生逝世了，但他的这种美德，却万古常新，永远激励后学前进!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